本文作者: 春梅狐貍
已出版《圖解中國傳統服飾》
早在2016年《》就聊過“牛郎織女傳說”的故事問題。最近的熱點事件發生在起源地之一的和順縣,把這個本來就處于網絡輿論中民間文學更加推向了風口浪尖。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的“牛郎織女傳說”,來源: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
(和順關于“牛郎織女”的宣傳,網絡圖片)
雖然在網絡語境中可能并不突出,但“民間文學”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類別,在分類或舉例中常常被放在首位。但似乎也是“民間文學”最先開始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常常被人忽略的“遺產”的一面。尤其是,民間文學不論是反映了傳統社會的現實,還是表達了過去人們的理想,都難免與現代社會的思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從而遭受質疑與否定。
咱這個不是什么時事熱點號,聊不來熱點事件本身,然而鑒往知來,我們可以試著從“牛郎織女傳說”這個民間文學在21世紀里經歷過的熱捧和冷遇、爭奪和嫌惡來看看事件的另一面。
1
并不體面的起源地爭奪過往
本世紀初有那么一段時間,各地都在爭民間傳說故事的發源地,流傳得越廣的爭得越起勁。但如今十幾、二十年過去了,時間似乎正在證明過去的許多事只是無謂和徒勞。
比如,多地都曾爭奪“梁祝文化”起源地,后來為了申報“人類口頭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而短暫聯合。先是在2004年6月浙江的寧波、杭州、紹興(上虞),江蘇的宜興,山東濟寧,河南汝南等四省六地簽署了《梁祝申遺寧波共識》。但僅僅過去一個多月,除了寧波、紹興以外的四地打破了輪值會議順序并簽署了《梁祝聯合申遺宜興備忘錄》(原定第二次會議應該在上虞召開)。
(梁山伯與祝英臺,金梅生繪)
(寧波梁山伯廟)
(宜興祝陵村)
本就暗流涌動的“聯合”,需要勉力維持著的平衡在2005年12月被進一步打破,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給河南省汝南縣單獨授了“中國梁祝之鄉”(這個協會是相當有份量的,我們能聽到的敢自詡“xx之鄉”的許多都是經由這個協會創建授予的)。該協會又在2006年3月給宜興授了“中國梁山伯祝英臺之鄉”,2007年10月給寧波授了“中國梁祝文化之鄉”并建“中國梁祝文化博物館”……2006年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四省六地均上榜,而所謂的世界非遺目標又遙遙無期,“梁祝”之爭至此已經失去了意義。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的“梁祝傳說”,來源: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
“牛郎織女傳說”情況類似,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也沒有像在“梁祝”之爭里那樣一家給一個名號,而是都給了“中國牛郎織女文化之鄉”稱號,分別在2006年給了山西省和順縣、2009年給了河南省魯山縣,兩地又分別入選了2008年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而相關的“中國七夕文化之鄉”在2006年授給了“河北省邢臺市”。后來,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申報的牛郎織女傳說于2011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牛郎織女,金梅生繪)
(和順縣獲得的與“牛郎織女”有關的榮譽,圖/和順縣文化館)
“牛郎織女傳說”起源地爭奪方之多,一點也不遜色于“梁祝”,并且都沒有“聯合”的意向,還常常搞出某地宣揚自己是獨立的單一的起源地文章或新聞,搞得場面很是不體面。
(2006年多地“哄搶”牛郎織女發源地新聞截圖)
和順縣、魯山縣、沂源縣屬于比較符合民間文學傳承區域的,當地不僅保留有風俗、流傳的故事和曲藝,更重要的是還有大量相關地名。
(和順縣“天池”)
(魯山縣“牛郎洞”)
(沂源縣“織女洞”)
長安區原本有望和魯山縣、和順縣一起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遺”的,卻遭遇了匿名信。
長安區的主要“倚仗”是當地石婆廟內的“石婆石爺”,“它是全國僅有的漢代牛郎、織女石刻,這是別人所無法比擬的”。然而匿名信中卻提到,了解當地并非牛郎織女故事演繹地、“石婆石爺”也可能指的并非“牛郎織女”。究竟學術上的答案如何,我們不好下判斷,但被匿名信“延誤”了“入遺”的怪事卻是罕有聽聞(主要是還爆出來了,以前的新聞好鮮活)。
(長安區石婆廟與“石爺石婆”)
(圖/中國民俗學網)
2
最有商業價值的民間傳說
爭來做什么呢?說是為了學術,未免太過自欺欺人了,其實大家都懂得這里有許多商業企劃和地方利益的博弈。尤其是,“牛郎織女傳說”與七夕節緊密相連,而我們在《》里提過七夕在被包裝成“中國情人節”之前在傳統節日里并不算熱門。除了中西節日的對標化以外,情人節的商業價值更是可觀。
學者認為,在中國所有的民間傳說中,牛郎織女的故事是最適合被商業利用的。一方面,牛郎織女的結合既不看門第出身,也不看金錢權力;沒有朝三暮四,只有忠貞不渝。兩個人即使隔著浩瀚銀河,也要沖破阻力,追求自己的愛情,這種“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真情,在婚姻被功利化的今天就更加可貴。另一方面,七夕節是中國傳統節日中唯一一個由愛情神話演繹的節日,也是最具浪漫色彩的民俗節日,完全可以被商業化放大。
——《牛郎織女傳說被商業浪潮褻瀆 誰來拯救傳統文化 》
(2019年西方情人節禮物花費調查)
(2023年中國七夕節禮物預算調查)
將“七夕”當作“中國情人節”的熱議時間比爭“牛郎織女傳說”起源地要略早幾年,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不好下結論,但肯定是有一些關聯的。雖然如今看來有些怪誕,但當時人們似乎認為誰“搶”到了牛郎織女起源地,誰就能更大程度吃到這塊蛋糕。
僅2007年七夕節,與發源地之爭有關的地區紛紛推出各種相關的“文化節”,生怕蛋糕放涼了。
(2003年關于“七夕”為“中國情人節”的討論,圖/央視國際)
(2007年各種七夕文化節)
隨之而來是大量的“造景”工程。雖然許多“起源地”都有相關地名,但開發成旅游資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里提到鄖西打造的“天河景觀群”,而當年新聞里見過的“豪情壯志”還有:南陽的牛郞莊想打造成“中國愛情第一村”,邢臺將天河山景區注冊了“愛情文化山”商標,沂源則是搞起了“牛郎織女景區”。
(南陽牛郞莊)
(邢臺天河山景區)
(沂源牛郎織女景區)
直到2023年,魯山縣還因為中標金額715.2萬元的“牛郎織女雕塑”上了熱搜,結果是當地成立聯合調查組,相關工作人員被免職、記過等。
(魯山縣牛郎織女雕像)
很多人沒有留意的是,這個雕像揭幕是“2023中國(魯山)七夕節”中的一個環節,是當地連續多年打造牛郎織女文化品牌的其中一項動作。
希望通過本次活動,能夠全面展示河南魯山神奇秀美的自然風光、深厚悠遠的歷史文化、豐富雄厚的文旅資源;希望“中國牛郎織女文化之鄉”這一文化名片在魯山這片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沃土上竟放光彩,成為助力鄉村文化振興、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彰顯地域文化魅力的象征。
——《中國?魯山舉辦“七夕”節民俗文化活動 魯山縣榮獲“河南省曲藝之鄉”稱號》
(圖/《平頂山晚報》)
既然變成了商業議題,就必然需要面對投資與回報的問題。而民間傳說是否可以支撐起一地一區的旅游業,其實答案很明顯,畢竟富如杭州也不指望靠白蛇傳給西湖拉客,頂多只是錦上添花、順勢而為。
3
被時代嫌惡的故事情節
民間傳說還沒在各地證明它文化轉換經濟的價值,就開始面臨被時代嫌惡的命運。本就薄弱的支點,加上極具爭議的操作方式,還偏偏遇到了腐朽的故事內核。
目前大家最為熟知的版本是1955年寫入教材的葉圣陶改編版本。這版最大的改變在于主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牛郎織女傳說(包括《天河配》等戲曲)都以反封建為主題,賦予牛郎織女勞動人民代表的身份,這個版本“既滿足了民眾長期以來內心潛藏的仙女凡夫夢,又符合民眾在建國后地位的變化”。牛郎織女作為古典愛情故事的代表,也就成為中國愛情代言人、進而代言“中國情人節”的重要基礎。
(1957年初中《文學》課本中的《牛郎織女》,圖/小紅書)
(五年級上《語文》課本中的《牛郎織女》,圖/人民教育出版社)
在“中國情人節”討論最熱烈的那些年,元宵、上巳都曾是備選之一。而七夕節最后可以成為共識,除了日期的緣故(離西方情人節遠,可以在暑假內),牛郎織女傳說的故事內核也有幾分原因。因為從唐代開始,牛郎織女與七夕節已經形成互為表里的關系了。
(新聞截圖)
葉圣陶改編版為了使這個主題和人物定位具有合理性,將王母設定為二人婚姻中的破壞者,但如果考察“牛郎織女傳說”異文就會發現,牛郎織女的矛盾常常爆發自內部,所以織女反而會是那個劃下天河、阻攔牛郎的人。
(圖/《性別沖突與話語權力———論建國前后牛郎織女傳說的嬗變》)
所謂“異文”,就是“由于民間文學自身存在的口頭性和變異性特點,同一作品流傳于不同的國家、民族、地區,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形成差異,從而導致一個作品同時以幾種不同的形態存在”。異文之間的差異,有時候甚至會出現情節互斥。
2016年時寫的《》提到過“牛郎織女傳說”可被劃入“天鵝處女型故事”,這一發現研究始于鐘敬文1933年的文章。
(鐘敬文)
鐘敬文歸納了“天鵝處女型故事”的“牛郎式”的大概共同情節:
兩弟兄,弟遭虐待。
分家后,弟得一頭牛(或兼一點別的東西)。
牛告以取得妻子的方法。
他依話去做,得一仙女為妻。
仙女生下若干子女。
仙女得衣逃去,他趕到天上被阻。
從此,兩人一年一度相會。
鐘敬文文章中對比的四則異文里有一則洪振周記錄的沈陽地區流傳版本就與眾不同:
(圖/《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
這個版本開頭也是從“牛郎”(這個版本中名為“王二”)竊衣開始,但當夜“織女”就表示同意,“牛郎”也歸還了衣服。后來兩人還一同向王母拜壽,然后被王母分離。
但民間文學的隨意性很大,不同母題、不同類型之間還會互相整合。對于異文的采集、整理、對比等是民間文學研究里最常做的事情,然而在看似熱鬧、看似重視的“牛郎織女傳說”起源地之爭里,傳說故事本身反而是被忽略了。更別提施愛東評價牛女研究是所說的:“由于許多學者對類型研究缺乏深知,因而也就無法理解鐘敬文的工作,很少有人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繼續攀升,多數都是重起爐灶,盲目進行‘比較’”(類型研究和起源研究是兩種不同的研究方向)。
(“孟姜女哭長城處”暴露啥,圖/上觀)
“天鵝處女型故事”的開端難免伴隨著“竊衣成婚”,這個“先天不足”問題幾乎是這個類型所繞不開的,這也是目前“牛郎織女傳說”被詬病、被拋棄的主要原因。很多人可能會嫌棄葉圣陶改編版本過時,卻忽略了我們距離那個版本已經過去了69年了,這是一個多么漫長的時間啊。更何況,隨著婚戀觀念的變化,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情人節,愛情營銷都沒有之前“好賣”了。
(楊柳青年畫中的牛郎竊衣情節)
4
成為遺產的民間文學
雖然我們可以秉持正確性地說“牛郎織女傳說”作為民間文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是毋容置疑的,但也不得不承認以往那樣十幾個地方“哄搶”起源地的“盛況”短期不會再現,“牛郎織女傳說”在現代世俗意義上的“價值”不僅正在被嫌棄,更加被曾經最追捧它的地區與群體所被消磨。
那“牛郎織女傳說”就沒救了嗎?
盡管“天鵝處女型故事”在“牛郎織女傳說”異文中占大頭,但其實還有許多其他類型的。比如《述異記》中說的是天帝憐惜“織女”辛勞,將其嫁給“牛郎”,然而兩人“貪歡不歸”,天帝發怒使二人分開。還有的異文里,盡管開頭依然是竊衣,但織女的身份變成了王母的侍女,被迫日夜織錦并向往人間生活,兩人的結合就有了一些互相拯救的意味。董永遇仙的異文里,織女是作為他孝行感天的“救贖”出現的……
(董永孝親圖[頂上有一個仙女],山東嘉祥縣武梁祠[此據拓片參照《金石索》木刻摹本復原圖])
這些異文不一定都能符合現代人的價值觀,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間文學的多變。
對于民間文學的研究,最重要的可能是采集和整理,但民間文學本身,最重要的卻是“活著”并且能“活下去”,而不要死板板地躺在記錄本上。“變異滋生繁衍,正代表著民間文學的活躍蓬勃”。在時空和地域的流轉過程中,民間文學產生“變異”是一種常態,卻也是一種“生存之道”,要么流轉出適合時代“異文”,要么成為過往時代的“佚文”。
還有很多人忽略的影視版本,都改掉了“竊衣成婚”的情節;黃梅戲版本則是安排了一個前世仙緣來合理化竊衣行為。可以說,時代的選擇就是使牛郎織女的結合方式更為平等、更為自由,去掉強迫性的情節,更接近時代價值中的愛情。
(2003年[左]、2009年《牛郎織女》電視劇,圖/豆瓣)
(圖/《民間傳說在當代影視中的傳播和改編:以《牛郎織女》為例》)
然而早年各地熱衷的“起源地”爭奪里,最被忽視的卻是標的本身。當年爭的可不僅僅只有傳說故事的起源地,更多的還有名人故里,待“硝煙”消退,卻是一地雞毛,想要打造的景觀或爛尾或虧損,想要搭臺的文化或式微或貶損。
要說名人故里之爭為何如此喧鬧不已,背后的地方經濟利益之爭至為關鍵。改革開放至今,在我國各地舉辦的文化節、文化論壇、祭拜大典等活動中,運用最多的一句宣傳口號或理念便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正如許多媒體報道所稱,“他們爭奪名人故里,并非真對那些古代名人有多崇拜、多敬仰,而是想通過招商引資或打造旅游城市來發展地方經濟。”——《名人故里之爭的“蝴蝶效應”》
(圖/《各地爭搶名人資源發展故里經濟 “爛尾”隱憂凸顯》)
“牛郎織女傳說”作為異文龐雜的民間文學,卻在短視中生生被搞成了版本單一、僵硬刻板的模樣,導致故事的“抗風險”系數極低。明明是可以拿出其他異文的,明明是可以宣傳符合時代期待的版本的,但偏偏都被錯過了。
在故里之爭最鬧騰的那幾年,彼時還能自己寫稿子的媒體結合了當時的新興詞匯把這類現象稱作“文化啃老”。
文化“啃老族”,粗粗看去,高舉的是重視傳統文化的大纛,句句不離尊重古代先賢,可是在“復古、尊老”的背后,受利益驅動,盲目開發者有之;追求政績,只做表面文章者有之;厚古薄今,對當代文化匱乏自信者亦有之……
——沈陽日報《文化“啃老族”,沒出息》
(老字號要多“護老”少“啃老”,圖/上觀)
那么套用現在的流行詞匯,這些大大小小的群體就可以稱作“文化耀祖”。這讓我想起也是2016年寫的《》了,那種封建社會是如何如何所以現代社會也應該如何如何的邏輯應該能震撼我到3016年化成灰都能復誦出來。
寫今天這個選題的時候我一直在想,為什么是“牛郎織女傳說”,要知道對于現代人而言內核比它腐朽、比它荒誕的民間文學還有很多很多,但人們聽聞的時候常常可以抽離自己,沒有那么強的代入感。是什么讓“牛郎織女傳說”有了打破次元的“聯動”,將使其在可預見的未來里恐難以擺脫負面影響。
可能就是“文化耀祖”們“啃”得太過認真、“啃”得太過饑渴、“啃”得太損古利己了。如果“梁祝故里”們搞女子不可上學,那“梁祝傳說”也會被反噬;如果“西門慶故里”推崇挖墻腳,大家也不會純當一個樂子看。文化本來是多面的,“耀祖”們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其中一面,還是最被時代、被公序良俗所嫌惡的一面。“表面看是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實則與傳統文化無干”。
(漫畫西門慶咋就成了香餑餑,圖/錢江晚報)
客觀地說,一個地方是否有影響力和知名度,老百姓是否有歸屬感、獲得感和幸福感,是否對奮斗新時代滿懷信心,并不取決于這個地方是否能夠成為歷史文化名人的故里,而是要看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強不強,社會治理水平高不高。因此,對一些喜歡“文化啃老”的地方而言,與其為了爭奪歷史文化名人費盡心機、勞民傷財,不如轉變觀念,去謀劃未來發展藍圖,這樣或許來得更實際一些。——《“文化啃老”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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