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哈薩克斯坦國務顧問葉爾蘭·卡林到訪中國人民大學，談到該國人口政策改革經驗，演講完，臺下的人大教授王憲舉提問：

“我們國家現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結婚，不要小孩，家長也好，領導也好，你動員她，勸她，她不聽。所以，我就奇怪，哈薩克斯坦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你們在政策上、措施上、優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聽說女大學生畢業以后就生孩子，一個一個地生。她們怎么能夠這么相信你們的話，老老實實地、服服帖帖地就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很少有人如此直白地說出“女人是生育工具”這層意思，因此這番話立刻就讓他出名了，網上幾乎一邊倒地都相當反感，畢竟，誰肯只是老老實實生孩子？

哈薩克斯坦的生育率確實比中國高得多，但它的情況其實頗為特殊。

1999年，哈薩克斯坦的總和生育率（TFR，即每個婦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數目）低至1.80，但到2021年居然奇跡般地回升至3.32，在全世界也算得罕見，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和別處一樣，哈薩克斯坦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尤其是大城市女性）的生育率也很低，農牧區才生得多（2001年俄羅斯族女性TFR僅1.17，烏茲別克族女性則高達2.92），但近三十年里，該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動。

阿拉木圖等大城市、北部俄羅斯族聚居地區的 生育率最低

1991年蘇聯解體時，哈薩克族雖然名義上是主體民族，但人口占比僅比俄羅斯族高一點點（42.7%比37.8%，更早的1959年甚至是30%比43%）。

對哈薩克斯坦來說，這是茲事體大的國策：這個新國家地廣人稀，強鄰環伺，因此不但需要提升人口總量，而且 為了確保哈薩克族的主體民族地位 ，必須不斷提升 其 人口占比 。

辦法有三：一是迫使俄羅斯人離開（如規定哈薩克語為官方語言，不懂哈語的俄羅斯人無法考公），1991年獨立時全國還有1641萬人，到1999年跌至低谷的1486萬，主要就是因此；二是鼓勵國外的哈薩克族回歸；三是投入石油財富激勵生育，當然，尤其是哈薩克族女性。

效果確實很明顯：到 1999年，哈薩克、俄羅斯兩族人口占比已變為53.5% 比 29.9% ，現在 更 達到了 71% 比15%的 懸殊 地步 。原本低生育率的俄羅斯人大量離開，占比下降，全國平均的TFR自然也就上升了。

生育率在2001年達到低谷后，國內四大民族（哈薩克、俄羅斯、烏克蘭、烏茲別克）女性的生育率在大量補貼和優待政策之下，生育率也都止跌回升了。然而，在2021年達到最高點后，現在也處于緩慢下降中，預計再過一代人時間，也會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

哈薩克斯坦總和生育率2021年后也在下降中

由此可見，哈薩克斯坦人口政策的出發點和中國截然不同：它獨立后一直苦于人少（現在也才剛突破2000萬，想想看，它有270萬平方公里，而166萬平方公里的新疆都有2500多萬人）、尤其是主體民族人少，也有錢投入，這些中國都全然不一樣。至于它的做法，倒也沒什么特別的，問題是中國能學嗎？

分析這些，可能有的人已經覺得我太認真了，我當然也不是專家，但關鍵是王憲舉作為中亞問題專家，為什么會問出那么離譜的問題？

在王憲舉的那番話里，最可怕的是那句“她們怎么能夠那么相信你們的話”，因為這意味著，在他的想法里，生育不是女性自主自愿的，而是管理者采取任何手段（無論是強制、誘使還是說服）來迫使她們去完成某個他人想要達成的目標，也就是說，雖然她們自己不情不愿，但還是要讓她們“服服帖帖”地去做——不但是工具，還得是很聽話的工具。

這種想法，滲透在管理者的思維里，所以才有那樣的嘲諷：“35歲工作嫌老，60歲退休嫌早；1000萬大學生嫌多，1000萬新生兒嫌少。”人同樣是人，但由于需要達成的目標不同，就顯得這也不是，那也不是。

從現場照片來看，他提問的時候，旁邊的人已經在發笑了，但在座的女學生無人抗議，不妨這么猜想：這位70歲的老專家大概長久以來這么說話慣了，因而壓根沒意識到自己哪里說得不對。

像他這么想的人可不在少數，其共同點是：他們在面對人口危機時，都 只會去想“怎么把人變成聽話的工具”，而很難去反思“把人工具化”本身就不對。

柳澤伯夫

2007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大臣柳澤伯夫在談到令他頭痛的少子化問題時說：“年齡在15歲至50歲間的婦女數量是固定的。正因為生育機器的數量和設備是固定的，我們能夠要求她們的就是，每個人都盡最大努力。”

這番將女人比作“生育機器”的奇談，為他招來了如潮的抨擊，一再鞠躬謝罪。雖然這番話藐視女性，但在生活中據說卻很怕老婆，他的夫人紀子事后接受采訪時說：

那天，我從電視上聽到他說女人是“生育機器”時，氣得都快腦沖血。我們家有兩個女兒，她們也都對爸爸的這些談話感到生氣。這個老頭很不成器，雖是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但讀的全是死書，說話經常不經大腦。他回家之后，我訓了他一頓。我罵他：“你母親生了你們兄弟8人，家庭貧困，可都一個個把你們帶大，后來還操勞死了。你今天說這樣的話，像人話嗎？” 話又說回來，他在家全聽我的。 他也主張女人出外工作，必須能夠獨立自主。 60歲那年，當我還在猶豫要不要執教時，他鼓勵我不能放棄事業。 他是一個體貼的丈夫，在我生小孩時，他陪我進產房。 孩子小的時候，都是他在督促，他也是一個好爸爸。

一個看起來體貼的好丈夫、好爸爸，為什么也會這么說話不過大腦？因為他的思維就是如此：當他談到人口問題時，想到的不是具體的人，而只是一串數字，此時對他來說，女性確實就只是“生育機器”，他只不過是不小心說了大實話罷了。

柳澤夫人還強調：“我絕對不是一臺機器，機器沒有記憶，也沒有感情。如果說女人是機器，那么不就表示說，男人都在強迫機器生產？所有女人都不會愿意替有這樣思想的男人生孩子！”

這話倒是說到了點子上：有的男人以為解決生育問題，只要想辦法迫使女人“老老實實地、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就完事了，但沒有意識到，女性之所以不愿生，就是因為有這種想法的男人太多了！

很多人都覺得是現在的年輕人突然“不聽話”了，但實際上，當生存環境壓力太大時，這只不過是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反應。

歷史學者諶旭彬在《大宋繁華》中指出，“政治權力再強大，也只能間接催生，無法直接管控女性的子宮”，而“ 在傳統農業社會，百姓生育子女的意愿是強是弱，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 一、民眾當下的物質生活水準。 二、現行制度下，生養孩子能否給家庭帶來好處，孩子是否有好的未來。”

這樣，當官府試圖將負擔按人頭稅轉嫁給民眾，原本生活已陷入困頓的民眾自然會抑制生育意愿，因為哪怕只是為了減輕負擔，他們也會選擇少生乃至不生：

民眾被人頭稅壓榨苦了，又沒有與官府正面博弈的能力，便只能逆向操作，以少生孩子，甚至主動殺子的方式減少人頭稅，以減輕自己的生存壓力。

當下如果說有什么不一樣，那就是年輕一代女性覺醒了，意識到在沒有充分支持的情況下，生的孩子越多，自己的負擔只會越重。誰愿意去做一件明知對自己不利的事？

不去想如何改善女性的處境、提供更多支持，創造一個生育友好型社會，只想著什么都不用讓步，設法讓對方聽話就行，這樣一廂情愿的想法，不知道是把對方當傻瓜，還是自己太傻瓜？

醒醒吧，妨礙年輕一代女性生育意愿的，不是她們自己，而恰是這種老頑固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