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十三歲時，原本富裕的大家族，突然遭受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家財萬貫到一無所有，甚至無安身之處，只好寄人籬下，還被奚落為臭要飯的 （“乞食者”）。

魯迅的家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竟遭此處境？

事情要從魯迅的祖父周福清說起。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原名周致福，字震生，號梅仙，又號介孚，人稱介孚公。周福清從小酷愛讀書，自幼志向遠大。周福清幼年時家貧，沒有錢讀私塾，他就跑到三臺門族房書塾那里當了旁聽生。周福清經常一塾一塾的挨著聽講，當時各房族經濟充裕者多，各延師設塾以課子弟，講學時間特予參差先后，意思就是讓各塾的就學子弟相互聽講，以宏造就。

這對貧困無錢讀書的周福清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他趁機一個私塾一個私塾地扎進去聽講，努力學習，加上他有天資，領會快，收獲最大。族中人譽之為“收曬晾”（即乘便得利的意思）。

周福清堅信科考可以改變命運，認為科舉取仕是“正路”，他所有的一切努力都圍著科考。

周福清在科考的路上相比大多考生算是比較順利，他的仕途算得上官運亨通，系“同治丁卯并補行甲子科舉人” （第86名）、 “辛未科進士” （會試中試第199名貢士，殿試入二甲第三十九名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那時庶吉士一般為期三年，在當庶吉士期間由翰林內經驗豐富者教習，學習各種知識。三年后要進行考試，成績優異者可留任，授予翰林院檢討，正式成為翰林，稱“留館”。其他則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

周福清考了二等第三十五名，奉旨當了個知縣，正七品，縣長級別，被分發到四川，起初周福清選的是當榮昌縣知縣，后來，他以親老告近為由，獲準改選江西金溪縣知縣，于1874年正月赴任。

知縣掌管一縣民政、行政，有著大把機會撈錢，加上晚清官場更加腐敗糜爛，為官者大都奉行“千里當官只為財”的心理，只要有撈錢的機會絕不放過，周福清卻沒有這樣做。

周福清在官場是當時的奇葩，他在當知縣期間，為官清廉，被百姓稱為父母官，被公認為：

“既不貪贓，尤不枉法。處理民刑案件務求真情實事，從不顢頇草率。抑且案無留牘，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不任當事人長期拖累。對胥吏衙役，防范周密，駕馭綦嚴，不容有少些隙漏為其所乘。”

他性格耿直，也許根本不懂得官場上的“游戲規則”，也許不屑于同流合污。在那個封建王朝，要想在官場上吃得開就要帶上倆東西，一個是面具，一個是謊言，沒有這兩樣道具，官道之上，寸步難行，周福清這兩種東西一個都不具備。

他一說謊就臉紅結巴，也不會奉承拍馬，不會趨炎附勢，更不會諂媚權貴。

時間長了，引得那些上司根本看他不順眼，終于有一天，兩江總督沈葆楨上奏朝廷，革了他的七品芝麻官，改選為教職。

周福清很失落，同時又不甘心。他將期望寄托在了兒孫身上，鼓勵兒孫們都要努力考科舉，光宗耀祖。他自己是翰林出身，希望將兩個兒子（周伯宜、周伯升）和孫子魯迅培養成翰林，夢想有朝一日在臺門口懸掛“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額。

周福清自己也想方設法往上爬，他決定從頭再來，他賣掉田地，在他41歲那年，捐升為內閣中書，官階為從七品，掌管撰擬、記載、翻譯、繕寫之事。是年九月到閣當差，

“委署侍讀，截取同知，歷充方略館謄錄官、校對官，會典館校對官、協修官”等職。

內閣中書經過一定的年限，可外補同知或直隸州知州，或保送充任軍機處章京。周福清本屬于進士出身，當了內閣中書后，可充鄉試主考差，可他一直沒有當上。周福清在任上編編寫寫，一干干到了55歲，雖沒有升遷，他的為官之道相比從前改觀了不少，家中日漸富裕。不久，周福清丁憂回到了紹興老家，那一年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正是這一年周福清的命運一下子跌入低谷，再也沒有爬起來。

回到老家的周福清一直憂慮：自己的大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自從考中了秀才之后，每次參加科舉屢試都不第！周福清看著兒子不由得替他憂愁，周福清整天茶不思飯不香，希望有找到一條幫助兒子的捷徑。

有一天，周福清的5個同鄉，馬、顧、陳、孫、章五姓大家，是親友關系，得知今年浙江的鄉試主考官叫殷如璋，與周福清是同年進士，他們之間有些交情，便邀請周福清一塊吃飯。幾個老頭同病相憐，他們都在為孩子科考的事發愁。酒過中旬，有人提出，要花錢為兒子擺平科考的事，大家都點頭同意。

這一年正好是老慈禧的60大壽，朝廷增加了一次恩科鄉試。他們5人為了孩子，共兌了一萬兩銀子，準備拿著這些錢向主考官行賄。出頭人自然是周福清，因為只有他才能打通關節有機會接觸到殷如璋。

本來周福清是要拒絕的，科考舞弊，一旦被揭發將人頭不保，還將連累其他人等，有可能會牽扯十人之多。可他想到自己的兒子潛心苦讀，屢試不第時，又想到自己年邁，在仕途上是沒有大希望了。

加上這是個難得的機會，科考作弊的之前也不乏其人，官員之間科考串通作弊的在當時屢見不鮮，舞弊在康熙皇帝時期就一直存在，康熙皇帝曾說過： “近來科場之事盡為大臣主持，遇考期將至，不惟為子弟鉆營，且為他人圖謀”的話。

周福清想到這里，心里更加堅定，賭一把又如何？自己不但可以幫助這幾個鄉鄰，也可以將自己兒子的名字偷偷寫上去，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何樂而不為？他決定鋌而走險。

說干就干，周福清馬上給殷如璋寫了封信，連同一張萬兩的銀票一同放進信封，他帶著一個叫陶阿順的趕到蘇州，在那里等候殷如璋，這個陶阿順是周福清臨時“借”的人，是從同鄉陳順泉家中借來的傭工，他聽說此人見過大場面。

周福清為了避嫌，就決定將這件事完全交給陶阿順去辦。

他再三交代陶阿順：“這封信里，不僅僅有一封信，這里面還裝有一萬兩銀子的銀票，在去找殷大人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別弄丟，別走漏風聲，這事非常重要，事情辦成之后，趕快回來向我匯報。”

陶阿順一聽驟然緊張起來心想：“一萬兩銀子，這對自己來說可謂巨資，要是弄丟了，就算拼了命掙錢也還不起”，再加上他看到周福清緊張的樣子，讓他覺得這事不一般，不由得自己也緊張起來。

陶阿順周周轉轉小心翼翼地來到殷如璋所在的船上，不料副主考周錫恩也在那里，他們兩個人正在商量考試事宜。

陶阿順也沒多想，只想盡快將那一萬兩銀票送到位，好卸了身上的擔子。他擰著頭皮走上前說：“這是我家老爺的親筆信，請大人收下！”

殷如璋是清江蘇甘泉（今江都）人，出生于書香門第，他的遠祖是唐朝的開國元勛之一，曾協助唐高祖打定天下，官至吏部尚書，爵鄖國公，他從小耳濡目染，深知為官之道，察言觀色及應變能力爐火純青。

他看到周福清的眼神閃爍不定，神情緊張的樣子，就猜了個八九不離十，覺得信封里肯定不單純。

于是他裝作心不在焉的樣子接過信封，隨手往桌子上一放，說：“你回去吧，替我向你家老爺問好！”然后繼續若無其事地和副主考接著聊未聊完的話題。

副主考也心知肚明，不過他見慣了這事，懂得做人留一線的道理，加上他也沒有實證來

證明主考官貪污，只好裝作什么也沒看見，他端起茶杯，輕輕掀起一半的蓋子，先聞其香，輕啄了一口，慢慢放回桌面，準備簡單聊幾句就打道回府。

本來此事已經圓滿結束，可是陶阿順卻來了個多此一舉。

本來陶阿順已經走在去給周福清匯報的路上，他突然一激靈，脫口而出“壞了！我怎么忘了最重要的事”

根據陶阿順以往的習慣，在對方接錢后是要開收據的，這無憑無據的，自己怎么向周老爺交代呢？

他沒有多想立馬回頭，一路小跑回到船艙，殷如璋看到滿頭大汗的陶阿順，一時沒想起來這人又回來做什么，感到有些意外，還沒等殷如璋問及，陶阿順也不顧眼前的副主考，高聲說道“我回來要那一萬兩銀票的回執的！”他無論如何都要殷如璋給他開個已收到一萬兩的收據。

殷如璋聽到后，大聲呵斥道：“大膽刁民，竟在這里信口雌黃，我何時收過你們老爺的錢！”
陶阿順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信封，說：“你們這#魯迅#些當官的怎可昧下這一萬兩銀票！”

殷如璋只得在副考官面前打開信函，他發現里面果然有一張一萬兩數額的銀票，再看書信，竟是同科進士周福清送的賄銀，殷如璋心中五味雜陳心想：“周福清啊周福清，你怎么派了這么個二貨，咱們之間的情分到此就了斷了吧！”

于是陶阿順當場被抓。

殷如璋轉身對副主考說：“請兄臺為我作證，這封信我事先可沒有拆啟，根本不知里面有銀票。周福清公然行賄朝廷命官，法理不容，請兄臺陪我一起去知府大人那里揭發檢舉。”

在那樣的場景下，殷如璋無法顧及和周福清“同年”的情分，立即把信函、銀票和陶阿順一并交浙江審理，并奏報朝廷。

周福清一聽陶阿順被抓，慌忙潛逃。

他的兒子周伯宜被清朝官府抓進監獄頂罪。

逃到上海的周福清只好到官府自首，周伯宜被放歸，革去秀才身份。周伯宜受了驚嚇，染上重病，從獄中出來活了3年就命喪黃泉了。

光緒欽判周福清為斬監候，囚系杭州花牌樓，秋后處決。

為了救出周福清，周家必須拿出大量的錢財行賄官府，他們慌忙變賣房屋、良田等，短短數日，周家傾家蕩產。

巡撫崧駿高抬“貴手”奏報朝廷，說周福清受人指使臨時起意，涉案的那些人都已被革除秀才功名。

他啟奏說：周福清托人送的那一萬洋銀并不是錢莊銀票，是是一紙空口承諾，“且贓未與人，未便計贓科罪。”又說，周福清已主動投案。

就這樣本該在次年被斬決的他緩刑，之后歷次秋審，周家就會多方打點為周福清湊續命錢，就這樣周福清的死刑被一緩再緩，最終成了長期關押，周福清坐了8的牢獄，每年的“秋決”都要經過一番生死煎熬，給家人帶來極大的困苦。

這場科舉舞弊案，副主考周錫恩也也遭了殃，從此厄運不斷。他作為人證而卷入官場紛爭，并因此影響了仕途。

最終周福清保住性命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最終被放回到家里。

周家經過多年的折騰，生活質量直線下降，由小康轉入困頓，家道敗落。被放歸的周福清精神受了刺激，脾氣爆長，整天罵罵咧咧，罵太后（慈禧）、罵呆皇帝（光緒帝），罵本家子侄，甚至就連幫了他大忙的老同年薛允升也被他罵得狗血淋頭。最終，放歸3年后的周福清冷清地死去。

總結：

這場科舉舞弊案，周家可以用錢買通官場內部，將周福清的死刑最終改為放歸，而揭穿科舉舞弊案的副主考的仕途遭到打壓，這表明了當時法度的責罰不明，法律的嚴肅性、權威性受到挑戰時。清末官場的黑暗，透露了晚清政府必然崩潰的歷史的必然性。

另外，周福清用人不善，讓一個二桿子去辦關乎人命的事，不出事才怪。若不是陶阿順當著其他人的面公開宣傳行賄的事，殷主考也不會把關系較好的“同年”周福清報官。由此可見，用人是多么的重要，他可以成全你，也可以毀了你，甚至會讓你丟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