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宣布“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社論以強烈的政治語言，號召號召全國人民繼續深入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

這篇社論的發表，標志著“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更加激烈和動蕩的階段，也表明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對繼續推進“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和態度?。

社論首先結合蘇聯變修的原因，闡明了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文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介紹了已經取得的初步成果，表明了革命勝利來之不易。

“正當億萬群眾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自覺起來鬧革命的時候，有一兩個在中央做工作的負責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機會，拋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他們和那些堅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負責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在他們暫時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力圖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這些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

社論指出，正在關鍵時刻，我們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深刻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條反動路線，就是包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跟他們同流合污，鎮壓革命的群眾運動，跟革命群眾作對，歸根到底，是要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復辟。八屆十一中全會，宣告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宣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失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社論熱情的贊揚了“紅衛兵”在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新事物及其積極作用，尤其是在“斗、批、改”、“破四舊、立四新”、搞“革命大串聯”，組織隊伍推動革命發展中的巨大作用。

社論強調了今后的革命具有艱巨性、曲折性、復雜性。“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使用陰一套、陽一套的種種手段，對抗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破壞廣大革命群眾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 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最重要的陰謀詭計，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他們暗中組織和操縱一些受他們蒙蔽的群眾和群眾組織，壓制革命，保護自己，挑起武斗，企圖制造混亂。”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放手發動群眾，斗垮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革除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東西。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則要壓制群眾，保護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保護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東西。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舊秩序，一個要革，一個要保，這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實質。”

社論也指出了勝利的希望，“廣大的工人、農民起來了。他們沖破各種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工人中，農民中，學生中，機關干部中，涌現出了更多的革命闖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更加孤立了。”社論強調，“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1967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1967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

新的一年的主要任務是:

第一，在工廠和農村中，要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大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動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第二，對于學校里和文化領域各界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師生、革命知識分子，有計劃、有組織地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實行和廣大王農群眾相結合。

第三，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

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必須堅決地毫不動搖地保證人民民主權利，保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

第四，繼續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性的批判。 今后，在各個戰線上，都要大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關鍵。黨政機關的革命干部，也要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斗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社論號召，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工人階級同貧下中農和其他勞動者聯合起來，一切勞動者同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干部聯合起來，各族人民聯合起來，展開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這篇社論，具有極強的政治動員作用，旨在激發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推動“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在隨后的日子里，各地的造反派組織更加活躍，以上海“一月風暴”奪去市委領導權為標志，各地造反派相繼攻擊各級黨委政府，奪取權力。權力分配不均則武斗。武斗升級，甚至發生了搶奪解放軍武器庫的案件。這種混亂局面，與社論的攻擊性宣傳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