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這一概念多見于人類文明史敘述中，經濟學、歷史學和社會學對其內涵及劃分尚無統一概念。從演化經濟學及其系統理論的視角看，工業革命作為由一系列新技術所引起的生產函數由低級向高級的突破性變化及新部門、新產業結構形成的過程，其產業、流變和進化過程是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新技術系統擴散至經濟領域，從而引起原有產業結構、部門結構發生根本性變革的現象。工業革命的變遷是由工業革命引起的主導技術系統、要素投入、生產組織形式和基礎設施不斷演進的過程。

2013年德國聯邦工業主管部門提出“工業4.0”計劃，其目的是提升德國的工業競爭力。德國“工業4.0”計劃發布后，中國工信部牽頭多家相關部門，編制出臺了《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與此同時，美國也出臺了“制造業復興計劃”和“再工業化戰略”，日本政府出臺了“制造業再興戰略”。在此期間，全球主要經濟體決策部門在產業技術領域先后推出戰略規劃和支持政策，力求在新一輪工業革命浪潮中搶占優勢和先機。

2016年初，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上，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主題發言中首次提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概念。施瓦布闡述道：“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全方位改變現有經濟科技面貌和生產生活方式，這將重新塑造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

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四次工業革命

從18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以來，人類社會先后出現了四次具有代表性的工業革命（其中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演進中），而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將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提升至更高階段。

第一次工業革命肇始于18世紀中期的英國，完成于19世紀中期。以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為標志，人類生產方式從依靠人力畜力的自然經濟的農業和手工業階段演化為依靠化石能源和機器生產的工廠化大工業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開啟了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使經濟增長呈現指數級變化。

第二次工業革命誕生于19世紀中期的歐洲，完成于20世紀初期。主要技術成果誕生地為德國和美國，其次為英法等西方國家。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內燃機和電力的使用為標志，將工業文明從蒸汽動力時代推進到電氣化時代，從此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從近代化開始步入現代化。

第三次工業革命又被稱為“信息技術革命”，誕生于20世紀中期二戰后的美國，完成于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這次工業革命以計算機技術、半導體集成電路、移動通訊和互聯網應用等信息技術領域科技成果為標志，將人類文明從工業時代推進到信息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使信息技術相關產業快速成為最具成長空間和投資回報的熱點產業領域。

當人類社會進入到21世紀全球化時代，以移動互聯網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應用等前沿技術為標志，不斷疊加涌現出史無前例的科技創新成果并賦能工業生產領域。當今各行各業無不深刻感受到人類社會進入到新一輪科技進步的加速進程，學術理論界將其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經濟社會的深刻影響

第四次工業革命正處于發生發展階段，不同于前三次工業革命，本輪工業革命涉及行業技術領域最為深遠廣泛，影響因素最為復雜多樣，并伴隨各種不確定性因素。

首先，同前三次工業革命相似，第四次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非比尋常的偉大意義，第四次工業革命將科技進步從數量擴張階段整體提升為質量優化階段。但不同于第一、二次工業革命對生產效率帶來飛躍性的質變提升，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提高生產體系運作效率方面的作用更為漫長和連續，帶有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效果。在整個工業體系內，如果說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為其貢獻了食材和湯汁，第四次工業革命成果更像是提供作料調味品，在沒有改變原有食材形態的前提下烹制出更加美味的口感體驗。

其次，第四次工業革命具有顯著的泛在性和邊際微改進特征。目前絕大部分前沿科技領域相關技術，特別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并沒有局限于某個細分行業領域，而是無所不在無所不包，觸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從經濟行為效益導向分析，前兩次工業革命和第三次工業革命部分技術，起到的是資源貨幣轉化資本擴大生產的增量作用，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已有技術更多是減少非必要投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的帕累托改進邊際效應。

第三，藉由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來的工業化社會化大生產，將生產領域規模經濟效應發揮到極致，大型工廠不斷淘汰分散的小微手工作坊。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的內燃機動力交通工具，極大提升了產品物質流通效率的覆蓋范圍，進一步強化了范圍經濟效應。在第一、二次工業革命期間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生產活動和流通活動集中度不斷提升，主要經濟體大部分市場被以跨國公司巨頭為代表的壟斷企業控制。但第三次工業革命后期互聯網數字經濟時代情況發生了改變，部分壟斷互聯網行業巨頭在崛起的同時，以電商為代表的新經濟業態，不斷沖擊傳統生產流通領域巨頭的市場地位，生產和消費環節出現了去中心化現象。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以往更有不同，一方面，現有工業革命技術成果在特定領域會形成新的工業革命條件下更高的技術資本壁壘，從而放大強化先行者優勢，導致“馬太效應”進一步顯現。另一方面，第四次工業革命多點開花全面鋪開，不同行業領域上下游產業鏈交替并行，創造出更多不確定場景下的技術突破和顛覆，使處于相對弱勢的主體擁有反超的可能，推動去中心化無邊界共享性網絡化的技術創新生態加速演化。

第四，從要素投入構成視角看，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將以往并不存在的要素內容納入生產體系之中，比如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信息數據資源成為新的生產要素。第四次工業革命相比以往，生產投入模型中的初始要素類型更為復雜多樣，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廣泛。這種綜合化包容性的產業創新體系，為嵌入各種場景應用和滿足各類主體訴求提供了指數級、潛在無限的發展可能。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國家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展現人類社會理想藍圖的同時，基于歷史進程演進的經驗教訓，對國家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首先，第四次工業革命以智能化、數字化為主要代表方向，其下游應用領域更多集中在數據信息智能處理和自動化領域，在提升工業生產運作效率的同時，必然會減少對人力勞動的需求，進而可能導致勞動者的失業問題。回溯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動力在大范圍生產過程中替代手工勞動作業，從而導致眾多手工業從業者失業，引發“人機爭崗”的就業矛盾。第三次工業革命作為信息技術革命，卻衍生出新興行業和催生全新需求，不僅沒有減少原有就業崗位，反而增添了更多新職業門類，因此沒有引發失業等相關問題。

其次，第四次工業革命具體到面向制造業的機器人自動化技術和面向信息服務領域的AI人工智能應用，將可能部分替代制造業生產線、服務業領域的體力勞動者和其他信息服務行業的腦力勞動者。根據聯合國研究機構的一份報告預測，第四次工業革命各類技術應用成果全面普及，將有可能導致超過80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與此同時，新技術成果所衍生出的增量就業機會卻不多，再疊加數字技術時代新增工作崗位對勞動者的技能和學習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原有從業者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這種需要。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應對之策，將有可能帶來就業市場的供需失衡矛盾

第三，第四次工業革命眾多技術領域離不開第三次科技革命后期的互聯網應用普及，數字經濟領域監管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第四次工業革命促使更多的經濟活動擺脫了物理空間的束縛，這對基于區域治權分割的既有管理體系構成挑戰。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領域中最受關注的人工智能終端應用，也面臨著技術普及過程中公共利益、商業行為和規范執法之間的多重矛盾。

《銀行家》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