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周總理出訪亞非歐14國,到了開羅后,他換下了縫補多次的襯衣,由于不便拿給外國賓館去洗,工作人員只好請我國駐埃及使館的同志幫忙,并叮囑洗時不要用力,以免搓破。
為此,大使夫人看到衣服后感動得邊洗邊流淚。而事后宋慶齡也說:“周總理在個人生活和作風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樣,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沒錯,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而這何嘗不是宋慶齡與周總理等許多革命先輩們閃光的寫照。
提起周總理與宋慶齡,作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兩人相識相知半個多世紀,無論是艱難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建設時期,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國建設事業作出過杰出貢獻,可謂肝膽相照、情比金堅。
周總理相當尊重宋慶齡,稱其為"國之瑰寶",而宋慶齡也將周周總理視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和自己最知心、最誠摯的同志及朋友。
1924年9月初,周總理由歐洲歸國到達廣州,不久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 1月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就是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宋慶齡,并且為她巾幗女英雄式的個人魅力所折服。
當然,而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周總理,也給孫中山和宋慶齡留下了極好的印象。系起來。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就在當天的聯席會議上,以宋慶齡、周總理等2 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誕生了,從此,兩人基于共同的革命理想,更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當時宋慶齡公開宣傳支持南昌起義,并且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與毛主席、董必武等2 1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發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宣言》,痛斥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恥行為,并高度贊揚說:“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
上世紀30年代,宋慶齡一直寓居上海,雖然身處白色恐怖時期,住所也受到嚴密監視,但她無所畏懼,堅持斗爭,與中共地下黨組織保持著聯系,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大量幫助了我黨的許多革命志士,甚至冒著風險將一批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妥善地藏于自己的住里,其中就有周總理來用匿名“伍豪”簽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
在這里不由的想起一本書叫《西行漫記》,想必大家都知道,這是一位叫斯諾的外國記者寫的真實記錄,因為他完成了歷史性的陜北采訪。
而鮮為人知的是,其實斯諾的陜北之行,也是在宋慶齡的協助下才實現的。
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周總理、林伯渠等人奉黨中央的指示去廬山與蔣介石進行談判。
就1937年7月下旬,周總理途經上海時去看望了宋慶齡。可以說一晃十年過去了,盡管期間兩人有書信往來,但一直沒見過面。
所以宋慶齡得知消息后,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她決定自己親自動手做菜,要好好 地招待家里來的“貴賓”。
很快,周總理等人驅車來到上海莫里哀路29號宋慶齡寓所,老友相見激動不已。
“非常歡迎你們的到來,一 路上辛苦了!”宋慶齡微笑著將客人請到客廳。
“夫人,今天有機會見到您,太高興了,您近來身體好 嗎?毛澤東及其他同志都問候您!”
“很好,很好,謝謝黨中央謝謝毛主席!”落座后,兩人都沉浸在興奮和喜悅之中。
宋慶齡一邊給周總理等人沏上綠茶,一邊堅定的說道: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 須團結在一起。”
聽著宋慶齡擲地有聲的話語,大家頓時對國共合作、 共同抗日的前景都充滿著信心,而宋慶齡也從周總理這位政治家對形勢的精辟分析中感受到他無與倫比的個人魅力和風采。
后來,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形勢嚴峻下,宋慶齡最終聽從了毛主席、周總理的意見,放棄堅守故土繼續戰斗的念頭乘輪船去了香港。
然而到香港后,宋慶齡也一直沒有停止戰斗,他積極籌建“保衛中國同盟”,以此配合支持共產黨的抗戰,為新中國成立做出巨大貢獻。
1938年8月,宋慶齡迎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她就是周總理夫人鄧穎超。在姐妹般的親切會見中,鄧穎超帶去了毛主席與周總理的問候,讓宋慶齡欣慰不已也非常感動。
其實雖然周總理與宋慶齡無法見面,但他始終關切著友人的安危。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周總理就多次致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讓他保證宋慶齡 等人安全撤離。為此,廣東地下黨組織盡全力確保 宋慶齡的安全,護送她安全離開香港前往重慶。
在重慶期間,宋慶齡依然義無反顧的進行革命工作,在這期間,她與周總理領導的中共南方局取得聯系,并且積極籌錢捐資,為抗戰勝利給予很大的支援。
1949年初,正值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夜,彼時的上海依舊特務橫行,到處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甚至還揚言要把宋慶齡劫持到南方去。
對此,周總理非常擔憂宋慶齡的安全,他頻頻給上海的地下黨發電,對于如何保障宋慶齡的安全,考慮得頗為周到,此情此景令身處險境的宋慶齡非常動容。
上海解放后,鄧穎超攜帶毛主席親筆信來到上海,邀請宋慶齡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而周總理也寫了一封親筆信:
“滬濱告別,瞬 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 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 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 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 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 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謹陳渴望 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周總理字里行間充滿著對友人的關切、問候以及渴望她北上的字眼,即便我們現在讀起來,還能感覺兩位好友之間的息息相通。
不過,由于宋慶齡兩次到北京都是和悲痛連在一 起的(一次是孫中山病逝在 北平;第二次是南京中山陵落成,她到北平護送孫中山的靈柩離開)
所以宋慶齡視北京為傷心之地,那一次并沒有立即答應北上。不過一個多月后,鄧穎超決定接受毛主席周總理先生的邀請,去了北平。
新中國成立的日子,也是宋慶齡一生中最激動的時刻。這一天,天安門城樓上掛著大紅燈籠,城樓兩邊八面紅旗迎風招展。宋慶齡與毛主席、劉少奇、周總理、朱德等中央領導并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兩眼閃著晶瑩的淚花,一起參加了開國大典。
此后,在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中,宋慶齡與周總理之間的友情更深厚了。
1950年8月一天,恰逢周總理和鄧穎超的銀婚紀念,讓他們沒想到的是,細心的宋慶齡竟然從上海發來 的賀電,電文雖短,卻充分地表達了宋慶齡對周總理夫婦超深摯的友情。
就這樣,時間兜兜轉轉,宋慶齡不遺余力的為祖國建設發光發熱,即便到了晚年依舊奮斗不息。
1976年1月8日,對于宋慶齡來說是個異常悲傷的日子,這一天,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不幸逝世,宋慶齡極度傷心地嘆息:“國家少了一個好 幫手,一個好幫手呀!”而這時的她也已經83歲高 齡。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未走完了她傳奇的一生,病逝于北京寓所。
而對于這位20世紀杰出的女性,全國人上下以下半旗的形式進行悼念,人們沉痛無比,以各種形式寄托哀思。
值得一提的是,當喪事辦完后,工作人員開始整理她的遺物,并且在她書房里發現了一個黑色角柜,而打開柜子后,一張紙片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見這是一張16開的紙片,中間有一道折痕,顯然是宋慶齡為了方便保存把它對折過。
看著紙片,工作人員頓時淚流滿面,原來,這是當年周總理在國慶二十五周年招待會上的祝酒詞,而宋慶齡女士一直默默無聞的保存了7年。
宋慶齡和周總理鐫刻在歷史豐碑上的永恒友誼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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