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資本論》中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边@常被看作是對資本本質的一般斷言，但那句話其實是有特指的，主要針對的是資本主義誕生初期的原始資本積累，尤其是和三角貿易相關的奴隸制度：工業革命的原動力之一，就來自奴隸們的血和淚。

當然，對奴隸的剝削再殘酷，也不會自動催生資本主義，否則羅馬帝國早就實現現代化 了。近代西歐在海外的殖民地之所以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就是因為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制度：在遠途貿易的基礎上，通過資本和強制的結合，迫使勞動力集中生產歐洲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尤其是蔗糖、煙草和棉花），從中攫取豐厚的利潤。

這種勞作艱苦、單調但不需要復雜的技能，為確保利潤最大化還得盡可能地壓低勞動力成本，這就使得強制勞動成為殖民者們的最優選擇——實際上，當時相對自由、自給自足的北美殖民地小農生產者是無法與使用奴隸制的種植園經濟相競爭的。這一系列的海外領地使英國構筑起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通過關稅保護自己，在帝國內部維持貿易壟斷，確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英國不是這項制度的發明者（那應該歸功于葡萄牙人），但當它十七世紀逐漸崛起為一個強大的海洋帝國時，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經濟對它的重要性也就與日俱增。

那不僅可以帶來高額利潤，還能對外輸出過剩的人口和資本，大大強化英國的力量，這就有必要維護和促進對非洲的奴隸貿易——在1783年之前的一兩百年里，這一直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奴隸貿易自由甚至被確認為英國人天經地義的基本權利。

在1500-1880年間，約有1000萬非洲黑人，在極其殘酷的條件下被運送到美洲，他們被剝奪了生而為人的幾乎所有權利，在暗無天日的環境中為新世界的誕生打下了地基。

十八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馬拉奇·波斯爾思韋特曾說，大英帝國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廈，上層建筑是美洲貿易和制海權，下面的基礎是非洲黑人的勞動”。

曾任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獨立后第一任總理的歷史學家埃里克·威廉斯（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統）在其成名作《生而無權：資本主義與奴隸制》（這也是他在牛津大學歷史系的博士論文）中雄辯地證明，在大西洋兩岸的長期奴隸貿易所帶來的利潤，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動力：

1750年以前，幾乎英國的每一個貿易市鎮或者工業市鎮都與三角貿易或者殖民地的直接貿易有關系。從這些貿易中獲得的利潤是英國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之一，為英國的工業革命提供了資金。

《生而無權：資本主義與奴隸制》

[特多]埃里克·威廉斯 | 著

陸志寶 彭坤元 張曉華| 譯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2024年4月

他的這一觀點可以簡化為這樣一個邏輯鏈：蔗糖催生出奴隸貿易，奴隸貿易讓英國人積累了大量財富，進而為工業革命提供了資本。

這一結論分開來看，疑問都不大，更無人質疑奴隸制的罪惡和原始資本積累的殘酷，但合在一起，爭議就大了：奴隸貿易是英國資本形成的主要因素嗎？沒有奴隸貿易積累的財富，工業革命就無法誕生嗎？

試想一下：葡萄牙、西班牙這樣的殖民帝國卷入奴隸貿易更早，也同樣積累了巨額利潤，但為什么工業革命不是誕生在它們那里？

不僅如此，這些海外攫奪的金錢甚至產生了有害的影響：有了源源不斷的雄厚財源，國王不必再要求議會批準撥款，葡萄牙竟曾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里都不曾召開議會，若昂五世坐擁巨富，“便能忽視葡萄牙國內經濟中所有舊有的結構性問題”（《葡萄牙史》）；在西班牙，美洲財富的涌入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因為它們更多的是用于消費而非投資再生產。其結果，到十九世紀，這兩個伊比利亞國家已經成了西歐人眼里的窮表親。

因此，問題的關鍵可能還不在于英國人通過奴隸貿易積累了多少資本，而是他們率先形成了一套良性的機制，特別是這些利潤并不只是落入國王為代表的舊貴族囊中，更不只是消耗在征戰和揮霍上。

英國利物浦曾是歐洲最大的奴隸貿易港口

利物浦、布里斯托爾這樣的港口城市都因販奴而得以興盛起來，幾乎每個市民都卷入了這樣的海外投資熱潮中，由此而來的資本積累又刺激了曼徹斯特等新興工業中心的制造業。英國本國的市場太小，難以形成規模經濟，但新的工業生產從一開始就與整個世界市場緊密相關，英國也因此成了第一個“世界工廠”。

世界工廠需要世界市場，工業資本家所以大力支持自由貿易，是因為英國既掌握了生產，又控制了流通渠道，全世界都成了它的大市場，所有國家的商品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流動，那為什么還有必要浪費人力財力去維持殖民地？

這樣一來，原本重商主義的信條就成了絆腳石，因為這意味著明明有古巴、巴西等地更便宜的蔗糖，卻還要花更高的價格買入巴巴多斯等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原料。不僅如此，當維持這些殖民地不再有利可圖時，連種植園的奴隸制度和殖民地本身也都成了負累。

順著這一思路，埃里克·威廉斯提出了備受爭議的結論：奴隸制推動形成了“成熟的資本主義”，而后者又成了奴隸制的掘墓人。

早在1846年英國對西印度群島蔗糖生產商優惠關稅落幕之前，整個系統就已經毫無利潤可言，奴隸制之所以遭到廢除，是因為它已經大大落伍于工業時代，無力與現代工業生產競爭，因此，終結奴隸制的是市場經濟，而不是人道主義的進步。

現在看來，這一看法雖然帶有經濟決定論的味道，但不失為一家之言，也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然而在當時激發了激烈的大討論，英國人尤其不能接受“廢除奴隸制的推動力量不是英國人的高尚情操”這種看法，以至于他這部名作當時被出版商拒絕出版。

當然，奴隸制的廢除就像它的建立一樣，是一個受復雜因素影響的事件，人道主義的推動、美國革命等新思想意識的影響、奴隸自身的反抗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廢除奴隸制之所以能被當時的英國接受，確實是因為它已經不重要了。

同情奴隸處境的人道主義說到底是“觸動靈魂”，但廢除奴隸制對大量有權有勢的奴隸販子來說可是“觸動利益”，有道是“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如果相信是人道主義終結了奴隸制，那就很難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當時的既得利益者為什么要去做一件有損他們利益的事？

事實上，一貫保守的英國上議院由于大量封有貴族頭銜的議員都與奴隸貿易有著說不清的關系，而本能地反對廢除奴隸制。不僅如此，很長時間里，英國人對“利益”和“道德”是分開來看待的：一個體面人從奴隸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潤，并沒有被看作是可恥的、罪惡的，相反，這些勾當完全無損于他們的公共形象，甚至被廣泛贊譽為是一個好人。在這種情況下，要指望人們良心發現，金盆洗手，這可想而知有多難。

最終，并不是抱有舊觀念的人悔悟了，而是持有新觀念的人崛起了。工業革命的興起，使蘭開夏郡的棉紡集團在改革后的議會中出現了一個不同的投票集團，他們與早先西印度群島利益集團針鋒相對，支持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對作為殖民主義基礎的整個壟斷制度，抨擊這套體系是過時的、罪惡的，而英國工業要繼續往前發展，就必須拋棄它。

奴隸制度之所以難以為繼，是因為它依附于原有的一整套經濟體系，那曾經讓英國的財富得以增值，為工業革命提供了燃料和動力，但在1750年后，它在工業資本主義面前不僅越來越無足輕重，甚且格格不入，只能為后者讓路。

這樣的時代變動是根本性的范式轉換，就像手工業在現代工業生產面前必然會衰落一樣，越是太過成功適應舊模式的做法，就越難適應并整合進新模式，結果就是只能廢除了事。

在時代的洪流中，不同力量的復雜合力最終推動著奴隸制度這一黑暗的體系走向尾聲：

到1833年，形勢已經很明朗：或者靠上面來解放奴隸，或者由下面來解放奴隸?？傊?，是非解放不可了。經濟環境的變化、壟斷制的衰落、資本主義的發展、人道主義者在英國教會所做的鼓動宣傳，以及議會大廳里的相互攻訐和辯論，現在終于在奴隸自己決心起來爭取自由的情況下，實現了奴隸的解放。黑人用自己的勞動創造了財富，而財富的不斷增長終于促使他們獲得了人身自由。

看起來，這一幕誠然令人欣慰，也更像是道德勝利的凱歌：正義的實現，正是因為無數受壓迫的人催生了新世界，而這又帶來了解放。不過，如果說這是道義的勝利，那最好小心這是什么意義上的勝利。

正如英國作家簡·莫里斯所寫的，奴隸解放把當時的英國放在了特殊的道德水平線上，成了帝國的一股新的推動力，因為這意味著英國的基督教精神可以讓全世界變得更好，從根源上消除無知、邪惡和愚昧，這樣，“奴隸制的終結具有雙重儀式意義：它既是舊帝國的葬禮，也是新帝國的獻祭”。很快，全世界就會發現，相比起以前那個無情追逐利益的舊帝國，這個追逐權力并以道德權威自詡的新帝國更加咄咄逼人。

回頭來看這段歷史，應該承認，雖然英國人張口閉口談“利益”的架勢可能讓人不舒服，但也正是這讓他們能及早順應時勢，做出符合歷史潮流的理性決定。至少他們在看清奴隸制度已無利可圖時就能斷然放棄，不像歷史上的大多數帝國，哪怕在經濟上毫無益處，為了權力和“榮耀”也要死死抓住那些偏遠的領地不放。在戰后的殖民地解放浪潮中，英國是列強中最能認清并接受現實的，這又豈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