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是所有政治的起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哈佛大學教授阿馬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這本書中表達了他的觀點：人是切分為多種身份的，職業，宗教信仰，地理位置，性別，國籍，喜好等等。

森認為，亨廷頓的錯誤在于，粗暴的預設了單一的身份觀，僅把人置于所謂的文明圈、宗教的劃分之下，將人類都歸為“伊斯蘭”“佛教”“東方”“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伊朗人”那么，在“將人們強塞進一組堅固的小盒子里”后，多元、豐富的個人縮減到某個單一的維度，人和人之間多種多樣的聯系與活動被徹底抹殺，分裂作用就會被夸大到一個極端的程度。

我覺得，森的觀點更接近現實。有些令人悲哀的是，身份乃至身份政治的確立，不在于同一個族群內部的愛，而是恨。愛包容一切，消融身份的差異，而恨、排異，才能建立身份上的差異。于是，身份政治往往會進一步變為仇恨政治。

前現代需要仇恨，宗教仇恨是人類的悠久歷史傳統。談到巴以問題，一種敘事是，這是一樁千年歷史恩怨，難以拆解。但如果理性地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看法可能會不一樣：兩個陌生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鄰而居，真的需要算清楚千年恩怨嗎？

其實，抓住千年歷史不放，那就是根本不想要和平。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已經無法化解，注定糾纏不清，那么，就不能成為一個現實的“原因”。

一個人1000年前的祖先被另一個人的祖先殺了，不是當下這兩個人有血海深仇的原因。這兩個人拾起的這個仇恨，它并不源于千年歷史，而是被重新被構建的。歷史仇恨，是思想操作者，比如宗教、傳說、宣傳、媒體、民族精英，構建出來的。連綿千年歷史恩怨，說不清、扯不完，反而有了敘事空間，敘事空間則意味著權力。談自古以來，就是落到這個路徑依賴。

最近，推翻阿薩德政權的敘利亞“沙姆解放組織”領導人艾哈邁德·沙拉（朱拉尼）談及宗教和民族沖突時，他就強調“和解與共存”，他說：“1400年前的歷史恩怨不應左右當今的關系”。你看，精英都是明白人，是否仇恨，取決于于政治路徑。

阿拉伯帝國的早期階段，穆斯林世俗化程度較高，比同時期天主教也更溫和。近代當地穆斯林的激進化，是中東地緣政治與當地穆斯林落后的相互作用。地緣政治局勢，一方面，讓仇恨政治有了外部的滋養，另一方面，仇恨有了外部對象。而落后的文化，使得這種仇恨更容易被構建。

從更大層面，這種構建的仇恨，不僅在巴勒斯坦地區，在中東，在人類文化中都屢見不鮮。因為民族精英只有通過排斥和仇視來建立自己的權力。特別是當一個族群處于落后位置的時候，更是如此。

當一種文化前進不了，前路已被占據，就只能用排斥塑造自己。因為更先進的器物和觀念已經演化出來了——人不能兩次發明輪子，前進就是認可新的觀念，這就意味著放棄觀念的敘事權，也就是放棄權力。

打個比方，清末西醫大規模傳入中國，但中醫無法認同西醫，因為一旦認同西醫，認同西醫的解剖學、藥理學、細菌理論，用這些理論來改造自己，那么整個中醫的權威就會在一夜之間垮塌。

那些眾人擁戴的、診費千金的泰斗、權威，一夜之間就會變成外國傳教士、外國醫生面前的小學生。這意味著權勢、利益會全部丟掉。所以，到了民國時期，中醫借助民國編輯惲鐵樵發明的“內經之五臟非血肉之五臟，乃四時的五臟”，即臟腑虛化說，走到了另一條道路上，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也從此就和現代解剖學、病理學、藥理學決裂。

更何況，中東很多國家前路不是另一個宗教，而是文藝復興，個人崛起。掌握著權力和財富的宗教精英，看到的是基督教世界從神權到世俗，從權勢熏天到從權力場中淡化。所以，族群文化演進的道路被占據了，族群精英就會拖著整個族群，排斥先進，制造仇恨。

某種程度上，以色列也有仇恨、情緒的構建。

首先，仇恨激發仇恨。去年哈馬斯襲擊發生以后，以色列國內右傾更加明顯，各種極端政治主張層出不窮。這是外敵激發的仇恨。再加上內塔利亞胡面對貪腐指控，政治上內憂外患之下，就選擇與國內更極端的右翼民族派合作，通過仇恨，穩固自己的權力。于是，仇恨塑造身份，身份決定政治。

民主黨也會從歷史中去構建仇恨和情緒。但是在這一點上民主黨天賦不足，構建仇恨所需的很多東西，民主黨都沒有。

首先，美國不像以色列那樣有明顯的、迫切的外敵。美國也不處于一個技術上、文化上落后的位置。

其次，民主黨的身份政治，做不到人群的分割，它動員的是”恨身邊的人”。網絡輿論，因為沒有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更容易抽象化地去理解，就容易帶上戾氣。所以，日常不能接觸的對象才更能形成仇恨，但一個變性的孩子和父母怎么分得開；一個激進的woke文化支持者可能有一個很要好的保守派閨蜜。他們再怎么被觀念異化，也是生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

第三，仇恨政治需要一定程度上控制傳媒。情緒和仇恨政治，要么能連綿千年，以宗教、觀念等方式，在同時生活著的幾代人頭腦里種下思想鋼印。如果是短期的，則要能控制媒體，不斷輸出。民主黨做不到這一點，更何況馬斯克買下了推特。

而且，作為后現代情緒、仇恨政治，身份政治有一個潛在的，但卻本質的政治正確，那就是反抗強者。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民主黨偏向公平的左派政治光譜的必然。反抗強者，尋求補償，不能指向少數群體、弱者，只能指向多數人、強者。這就指向了白人，指向權力結構中的多數人——白人選民，也指向了民主黨的白人當權者。這就注定了民主黨的身份政治是自限性的。

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滋養了熱情的、傲慢的、不切實際地對正義、公平的追求，然后，轉化為身份政治與仇恨。當少數人堅定、強烈，甚至激進的表達時，大多數人會沉默。于是，身份政治不但在表面上顯得無比強大，而且，獲得了一種主體性，它不斷循環，把民主黨封閉在一個小的文化、政治圈子里。

但通貨膨脹、失業，這些經濟問題，則會把政治拉回現實。選民用選票沉默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回到現實，正是解決仇恨政治的一個辦法。從更大層面來看，任何從仇恨中尋求合理性、權力，都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技術和經濟的底層邏輯是合作、開放。所以，要想在現實中獲得生產力、發展、技術創新，從而獲得生存與發展，必然要拋棄仇恨——基督教通過宗教改革告別了仇恨，但整個文明從此獲得了技術這個強大的力量。更準確的說，這不是宗教的勝利，而是人類的勝利。

解決身份政治、仇恨政治的另一個辦法是理性。

當代思想家、世界頂尖語言學家和認知心理學家平克，在其新書《理性》中認為，最重要的知識，是邏輯規則，包括“批判性思維的原則和邏輯、概率及經驗推理的規范體系”。在平克看來，“人性中固有的認知錯覺，感染某一種族、某一階層、某一性別、某一性別或某一文明的成員的偏見、偏差、傾向、恐懼癥”。而依仗邏輯規則可以幫助人們消除這些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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