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隨著“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全國掀起了一場“反對經濟主義”的運動。這里的“反對經濟主義”，不是說只允許“搞革命”不允許抓經濟，而是反對一部分人打著“文化革命”的旗號，追求個人暫時的利益，如，要求轉正、晉級、加薪、增加福利，要求轉非、回城，或向國家要錢要物資的不良現象。

“經濟主義”主要發生在工人造反組織中，農民也有。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領跑者和初期主力軍是學生，隨后而起的革命大軍是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再次是農民。1967年5月，毛主席在接見外賓說過，“這是革命發展規律，民主革命是如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依靠時代的主人——廣大工農兵做主力軍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就是轉變覺察得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

學生的訴求往往是單純的，他們重視的是思想，是意識，是政治主張，基本沒有利益牽扯，沒有經濟訴求；而工人和農民的訴求，則有較多的經濟利益相關聯。這也決定了后者比前者革命愿望更強烈、行動更決絕、斗爭更徹底。哲學上講，每個人在社會中享受的經濟地位和待遇不一樣，決定了政治態度的不同。

在訴求上，工人農民與學生有差異，不同的工人派別之間，也有較大差異。西方學者研究發現，“文革”中，保守派的成員多是黨員、干部、勞模、老工人。而造反派，則多是臨時工、合同工以及牛鬼蛇神、四類分子等一些社會地位低、不被重視、甚至受歧視的人。這些人更喜歡造反，更愿意借機改變現狀。許多人實際上是借助“文化大革命”組織了起來，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利用天下大亂的局面，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盡管各個造反派組織都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活動，但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維護或爭取本派的利益。雖然表達方式比較迂回、曲折、隱晦，但終會在某個節點借助某種名義表達出來。

“經濟主義”不過是各種社會矛盾由“文革”引爆后的一種表現。上海，作為發達的工業城市，是產業工人最多的地方，因而也是“經濟主義”表現最突出的地方。除了大量的臨時工、合同工待遇問題，還有大量的下放人口回城安置問題。大躍進之后，上海曾有18.3萬職工被動員回鄉“為國家分擔困難”。但在1963年經濟情況好轉后，讓他們回廠復工的許諾并沒有兌現。還有知青返城問題，上海在"文革"前跨省安置的知青人數最多，僅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就達九萬余人。“文革”一開始，就有幾萬知青返回了上海。對他們如何處理，也是個敏感的社會問題，這些事，涉及到眾多家庭，問題復雜，矛盾較多，隱患較大。平時，起不了大浪，但“文革”風一刮，借勢而起，給上海市委帶來了巨大壓力。

1966年11月12日，王洪文的“工總司”制造的“安亭事件”，迫使上海市委、華東局接受他們的政治訴求。而1966年11月22日，“上海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迫使上海市委及上海市勞動局同意了他們的六條主張，就不僅僅是政治訴求，還涉及到用工制度。

這種情況北京也有。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臨時工，來到全國總工會，要求支持他們合同工、臨時工造反。經過7天的協商，全總起草了6條意見，其中涉及到了“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臨時工，以及合同工制度要徹底改革的問題。(1966年12月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發送“支持合同工、臨時工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的函》)。

如果說臨時工、合同工要求的，只是身份上的平等，而產業工人則直接要求經濟利益。

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務局所屬九區的部分學徒工在單位搶人事檔案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于是到局里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個單位職工的經濟訴求得到滿足，必然引起其他單位職工效仿。于是，各單位職工一擁而上，依據本單位和自身的情況，尋找種種理由或借口，以造反的名義，提出種種利益要求。比如，要求發放交通費、早餐夜餐費、加班費、洗澡費、工作服裝、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臉毛巾、肥皂、套鞋，等等各種老保和福利。

若要求發放勞保用品，增加福利待遇，還不算過分，而要求提高工資標準，并補發差額工資，就不是小事了。華東電業管理局，原來每月職工工資總額只有33萬元，而1967年1月5日卻一次提取了補發工資128萬元，接近四個月的工資總數。

城市工人借“文革”提經濟訴求，農村也刮起了類似“經濟”風，不少生產隊應社員要求，把隊里的結余全部分凈不算，連生產資金也給分了，沒錢購買農機具和化肥農藥等，給下一年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困難。

工人們手里有了錢，就想著改善生活條件，甚至高消費。據說，1967年1月8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開門，有300多人沖進去購買自行車。平常少有人買的四五百元一塊的進口手表也幾乎銷售一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

一些單位負責人也趁機高消費，追求物質享受。購買高檔辦公用品，如沙發、地毯、鋼絲床、鐘表、家具等；添置辦公和招待所用的家用電器，如電冰箱、電視機、電影放映機、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和高音喇叭、電唱機、大型或高級樂器等。改善出行工具，購買自行車、摩托車、小汽車等。沒錢買了，就不惜挪用預算經費、預算外資金、企業管理費、工會經費等，開支非常驚人。

為了限制“集團購買力”，1967年10月11日，北京市財政、商業局與人民銀行北京分行聯合發布通知，將綢緞呢絨、家具、大型或高級樂器、半導體收音機和信托公司、廢品公司出售的沙發、地毯、鋼絲床、小汽車、摩托車、電冰箱和照相機等明確列入了禁購商品的范圍。

客觀上說，“經濟主義”是工人們正當的要求，但在當時，會加劇國家經濟上的負擔和動蕩。工人們的利益訴求，各種各樣，越來越多。有的為了爭取訴求，就采取缺勤或罷工的方式，嚴重影響了正常生產。照此下去，就會和“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大相徑庭，而且越走越遠。

面對上海“經濟主義”引發的各種嚴重問題，1966年12月31日，周恩來給正被圍攻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說中央要你出來工作，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在陳丕顯的支持下，1967年1月9日，剛剛宣布奪權的“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聯合發出了剎住“經濟主義妖風”的《緊急通告》（《文匯報》全文刊載）。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也發出《關于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立即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鬧經濟主義的傾向，并為此作出五項規定。次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編輯部文章《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當初，張春橋、王洪文之流借一些造反組織上了臺，如今又不得不為解散這些組織而煞費苦心。為動員返城知青回到原地，1967年1月18日，《文匯報》發表社論《堅持上山下鄉、支援外地建設的正確方向》，說：經濟主義的一個惡毒做法，就是煽動前幾年下放或支援農村業已參加農業生產的工人和支邊青年回到上海，提出不合理的經濟要求，還煽動支援邊疆建設的家屬，離開工作崗位，上北京告狀，或挑動他們去斗爭里弄干部。這樣做，造成了一批農業人口流向城市，直接地破壞了農業生產。安置工作中的錯誤、缺點，應該造反，應該揭發，應該批判，應該改正，但不要離開生產崗位。這篇社論還強調說，到農村去的大方向是不可動搖的。

接著，他們又在報刊上大肆宣揚這一精神如何得到了群眾的擁護。“上海市支疆青年革命家長造反司令部”也在《文匯報》發表文章《堅決支持青年在邊疆革命一輩子》。1月29日，上海和外地駐滬的33個革命組織發出《緊急通告》，要求知識青年堅守生產崗位，同貧下中農一起就地大鬧革命。2月9日，又召開了誓師大會，通過了《堅決走上山下鄉支援外地支援邊疆的正確道路——告上山下鄉支邊革命青年書》，聲稱少數走資派煽動青年倒流城市，任意安排工作崗位，肆意變更所有制關系，制造矛盾。這次大會，粉碎了他們的一次新反撲。大會還鄭重宣布，之前涉及這方面的簽字一律作廢。另外，邊疆接受地區也為這些人員返回，積極創造條件，盡力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大勢所趨，返城知青，只好陸續回到邊疆去。下放到農村或已回原籍的人員，也只好為回城等待政策和時機。

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共同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實行節約鬧革命，控制集團購買力，加強資金、物資和物價管理的若干規定》，要求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事業等單位全體職工就地鬧革命、業余鬧革命、節約鬧革命。各單位行政經費、事業經費和企業管理費，除正常的工資部分，自9月起，一律比原定預算指標節儉20%。一律不允許自行招人、晉級加薪、亂發獎金、福利費和附加工資。除非國務院特批，工資總額不準超出8月的實際水平。更嚴格規定，任何人都不得干擾和沖擊財政、銀行、稅收、商業和糧食等單位。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共同發出了《關于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共十條規定。關于職工工資、幅利、獎金、補貼、勞動保護用品和保健食品制度問題；關于職工的轉正、定級問題；關于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可否轉為正式工問題，等等，都有涉及，一般都是暫不改變，以后再說。通知還特別要求，所有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都不許成立單獨的組織，不要互相串連和組織人員上訪。對下鄉人員，規定原來由生產隊供應口糧的，一律不許改由國家供應。上山下鄉支邊的青年，不能回城市要求落戶。

各地、各系統在“反對經濟主義”的名義下，紛紛作出“抓革命，促生產”的表態，客觀上為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創造了一些條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混亂局面。但“反對經濟主義”是在“左”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是通過強大的政治壓力實現的，只能暫時掩蓋激烈的社會矛盾，對穩定社會秩序起不到決定性作用。相反，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卻在“反對經濟主義”的名義下遭到進一步破壞，平均主義泛濫，嚴重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