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經濟不好，有些地方的醫院、公交系統都發不出工資了，有些人失業了，很多家庭的收入降低了。社交媒體、新聞報道、影視作品都不難看到這些社會現實，不過我覺得，多流于表面，有情感、有細節，但沒有對經濟危機對家庭帶來的苦難的深刻洞察。

危機對家庭有什么影響，對父親、母親、孩子有什么樣的影響。家庭應該怎樣渡過危機，又會留下哪些永久性的傷痕。最近讀的一本書，給出了更細致、深刻的答案。

30年代的“大蕭條”是20世紀美國人最為難忘的痛苦經歷之一。《大蕭條的孩子們》是一本這方面的名著。作者埃爾德以1920—1921年出生的美國孩子為跟蹤研究對象，進行了長期研究。

埃爾德發現，大蕭條不僅影響到研究對象幼年時的生活環境，而且對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經歷、職業生涯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某種程度上構筑了戰后美國人民的國民特征。

首先，大蕭條對父親的打擊是非常大的。人類的反應都是共通的，失業的奧克蘭的男人中，很多人是怪自己，覺得是自己的錯。這種內疚之后，是兩種反應，一種是酗酒、喪失社交，另一種則努力地去回到原來的生活。

這本書把家庭分為四類：沒有受損的中產家庭，受損的中產家庭；沒有受損的勞動家庭，受損的勞動家庭。

社會階層的掉落對中產受損家庭的感知，影響極大。美國中產，居住區域、房子類型是一個明顯的外在標志，一旦維持不住，對中產家庭傷害極大。徐崢的電影《逆行人生》中，最后，主角一家賣掉房子，似乎走出來了。但這不是真實的生活，怎么可能那么云淡風輕。實際上，這意味著挑戰才剛剛開始，整個家庭都要面臨心靈上的沖擊。

隨著失業，父親的權威會明顯下降。女性在家庭中的權威會上升。這也會繼而影響到家庭和子女的關系，特別是和父女關系。一個原因可能是，家庭收入，更容易影響到女兒的衣服、裝扮、社交。這會讓女兒感到壓力，而女性往往更敏感。這似乎提醒當下的家庭和社會，注意危機重壓之下的親子關系和夫妻關系。另一個可能的角度，這似乎能解釋，女權主義在中國社交媒體中的崛起。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美國的學校，對大蕭條做出了自己的反映：非常注重平等。尤其是在中學，學生會強制執行著裝規則，不鼓勵舉行奢華的社交活動。輔導員們則為那些需要資金支付學雜費的學生提供在國家青年署（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和其他部門的工作。所以，學校作為社會的一個重要單元，應該對這方面困境的學生予以關注，我們的學校，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平等。

需要說明的是，經濟危機對未成年人的影響是不同的。大致到1935年，也就是危機發生5年后，奧克蘭的家庭就明顯感覺到復蘇。到了1939年歐洲爆發戰爭，刺激了美國的工業和就業，“就像看見血液全部涌入已經十分虛弱之人的蒼白的臉頰一樣”。

在這5—10年中，年幼的孩子，7、8歲以及更小的孩子，并沒有明顯的感知，對他們成年后的影響也不大。但對于1930年剛剛成年的人來說，受到的影響非常大。受損越大，階層地位越低，這種影響就越大。

這會影響到他們的一生。

這些年輕人，在1930年剛剛成年，踏入社會，立刻遭遇了大蕭條。在他們一生中，他們都擁有強烈的進取心。在工作上，他們會更看重保障，也就是說工作的穩定性。對家庭的評價，往往更偏向撫養孩子，以孩子為導向，而不是家庭保障性，也不是夫妻關系。這對于當下的年輕人來說又意味著什么呢？

不過，大蕭條也并非沒有帶來一些人生財富。這四種家庭中，受損中產家庭的孩子，長大了后，精神狀態更為穩定。中產相對富裕，即便受損，烈度也不大。所以，一個輕微的青少年時期挫折對人生或許也是一筆財富。

不過，不要學電影《抓娃娃》。苦難之所以有價值，必須是全家一起面對的，真實的。而是不是父母故意施加的，更不用說假的。

中國曾經也有過下崗潮，那是1999年，僅僅兩年之后，中國就加入WTO，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經濟爆發式發展。發展解決了很多問題，也撫平了過去的傷痛。現在一個東北的退休工人，也可以拿著幾千塊的退休金，每天去街上跳廣場舞。

當年美國也同樣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社會的巨大變化拯救了危機中的奧克蘭家庭。

首先是1932年上臺的羅斯福的新政，提供失業救濟，改革經濟和銀行體系，投資基礎設施。但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后，戰爭經濟，參軍，提供了很多機會。《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再加上二戰技術外溢到民間，新的經濟結構產生了。白領、雇員、管理者、專家構成了一個新階層。

不過，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在今天不能指望戰爭拯救經濟。因為以前全球化程度不高，國際貿易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大。如今，全球化之下，戰爭只會更加毀滅經濟。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求說，“中國的生產要素稟賦都很好，不缺技術、資本和智慧。中國經濟問題不在生產要素上，一定是在信心和預期上”。吳曉求認為，“當人們有了安全感，有了基本的底線，人們就會有信心。如果法治不完善，各種要素就很難發揮作用。”

其實所謂救經濟，各種政策，歸根到底是恢復預期，是作用在人的心理上。

有一部叫做《奔騰年代》的著名電影，背景是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一個落魄的富豪，一個普通年輕人，還有一匹馬的奮斗過程。電影中有這樣一段臺詞：“最終，復蘇的原因，不是那些水壩、道路、橋梁或公園、隧道或那些年所建造的公共設施，而是更無形的東西。一年前還沮喪絕望的人，突然間恢復生機，筋疲力盡的人們，突然找到了自我”。

所以，刺激政策也好，社會輿論也好，既要專注于經濟，又要看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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