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尋找“為什么”的過程中，我發現家族里“消失”的女性不止兩個姑奶奶。

文丨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劉軍

?本文5510字閱讀10分鐘

過完年，爺爺就91歲了。他身體不錯，熱情健談，尤其喜歡回憶過去。

去年，我對家史生出興趣，就跑去爺爺家，想知道家譜在哪里。爺爺從生銹的鐵盒子里掏出一片紙，說這就是“家譜”了。紙像從筆記本里隨便撕下的一角，是長條形的，很輕。可是它的分量很重，是他和9個兄弟姐妹的姓名。其中有4個后面跟著“女”字。

其中兩個女孩生下來沒多久就夭折了，具體原因不詳。爺爺說，那個年代天花、霍亂、鼠疫太多了。另外兩個活下來的是爺爺的大姐和二姐，近些年才去世。她們生活在江西南昌，離我的家鄉贛州近400公里。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爺爺還有姐妹，我問同輩堂弟，他也搖頭。細細想來，在我聽過的許多家族故事里，連姑奶奶們的影子也沒有。

比如，爺爺回憶往事時的重要章節——1938年日軍攻打南昌時，一家人一路南下定居贛州的驚險故事，細節拉滿的話，爺爺可以講上兩個小時。但不管講多少遍，都漏掉了開頭——沒有帶走的女孩們。

“生女孩就丟，生男孩就留，那個年代就是這樣，有什么辦法哦。”爺爺說這話的時候沒什么表情。

那次以后，我對兩個姑奶奶有了許多好奇：她們在南昌過得怎么樣？她們和贛州的家人還有來往嗎？她們是怎樣的人，過著什么樣的人生？她們對被拋棄有過怨言嗎？今年過年，我想去尋找答案。

爺爺翻出來的“家譜”。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殘缺

一切沒有想象中順利，很多問題，爺爺回答不了。

爺爺記憶力很好，是個講故事天才，許多往事從他嘴里說出來，比評書還有趣生動。可唯獨關于兩個姐姐，他的記憶是殘缺的。

大姐的一生被他粗略帶過，她和那家人的兒子結婚，兩人沒有孩子。晚年好幾個后輩搶著照顧她，想要她的房子。關于二姐，故事更簡單。一輩子當農民，生了好幾個孩子，日子很辛苦。什么時候走的，忘了。

上世紀80年代，太公留下一筆錢，爺爺和幾個兄弟分了大頭，剩下點零頭給了大姑奶奶，在鄉下的小姑奶奶一分也沒有。爺爺現在想來有些懊悔，“走動太少，真的忘了。”

爺爺的同輩人里頭，獨剩下他還在世。我父親那一代能提供的素材也不多。除夕的年夜飯桌上，在我的軟磨硬泡下，姑姑和叔叔才勉強擠出一小塊記憶碎片。

姑姑說，她三四歲大時，大姑姑來贛州送了幾雙尼龍襪給她，襪子圖案是小方格的。叔叔則說，大姑姑2004年在贛州住過半個月，她喜歡江西二套的節目《都市現場》。問起為什么，他答不上來。

至于小姑姑呢，他們沒有在贛州見過她。只記得她老去的樣子，背有點駝，笑笑的，話不多。那是2015年，爺爺帶著三個孩子一起回老家，繞到鄉下去探望了她。

父親見到大姑姑的次數更多些，大學實習時、參加工作后，都見過幾次。這些回憶也沒有細節，父親說，去大姑姑家只是落腳，住一晚就走了。只要他去，大姑姑都會做飯給他吃，飯菜基本是黃瓜、苦瓜、茄子，姑侄間大多時候相對無言。

問了一圈，在贛州的家人里，素材最多的是堂伯——爺爺二哥的兒子。堂伯年輕時常去南昌出差。第一次去，住在鄉下的小姑姑殺了只雞給他吃。她聲音和樣貌都像奶奶，堂伯說，現在想起來“眼淚都要出來”。大姑姑則住在南昌老火車站附近，帶他去市場買了一雙白鞋。

此后他又見過很多次大姑姑，最后一次是2009年，她哭著對侄子說，晚年凄涼，希望堂伯能去和她做伴，照顧起居。堂伯沒答應，他母親得了阿爾茨海默病，走不開。

堂伯和小姑姑關系則遠一些。他分析原因是大姑姑在城里，沒有孩子。小姑姑人在鄉下，孩子生了一堆，時間空間上都不方便。

小姑奶奶的兒子遠平從前倒是常來贛州，堂伯還留有他的電話。他替我告訴遠平，過年我和爺爺要去一趟南昌。大年初二這天，遠平為了歡迎我們放了長長的鞭炮，在家門口繞了三個大圈，響了很久。晚上，我們還見到了培麗，她是大姑奶奶丈夫家的親戚，在大姑奶奶的最后時光里陪伴著她。

遠平放的歡迎鞭炮。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回南昌的那天夜里，爺爺很晚才睡，浮現在腦海里的是件高興事。二姐家的廳堂里，左邊掛著她父母的相片，右邊掛著幾個兄弟姐妹年輕時的合影。她孩子說，這么布置是母親的意思。

“蠻好，還記得我們。”爺爺說。

遠平給我們拿來了母親潤珍老年的照片。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潤珍

我的兩個姑奶奶，大的叫黃根秀，小的叫黃潤珍，分別生于1928年和1933年。關于她們的故事，最后也只是一些碎片。

堂伯說，潤珍很可憐。最開始她被送到離家只有半里路遠的一家磨米店。在那里待了不到一個月，一次，她的父親經過店門口，看見女兒滿臉鼻涕米湯，一把抱走了。但父親拗不過孩子奶奶，潤珍又被送到一個養蠶人家，離家不到二里路，站在家門口就望得到。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太奶奶帶著一家人回南昌。他們從贛州運去木材，在被日本人炸毀的房屋原址蓋新房。房子蓋了兩年，1947年竣工后，潤珍來過家里，太奶奶送她一枚金戒指。爺爺記得，潤珍笑得很開心。后來房子沒住多久，土改來了，一家人又回到了贛州。

那一次，他們徹底離開了南昌，走之前沒有和兩個女兒道別。

潤珍在那戶人家養到十八九歲，突然被拋棄了。原因是她沒讀過書。那家人的兒子讀了一點書，他嫌棄潤珍。那一年他去當兵，交了個識字的女朋友，再也不肯和潤珍結婚。后來潤珍經人介紹和村里的大隊長結了婚，那一年她20歲，隔年生下了大兒子遠平。

人生的大部分時光，潤珍是在一間70平方米左右的木板房里度過的。和丈夫、五個兒女擠在一起，住了半個世紀那么久。她自己的那一間屋子沒有頂，只用一些寬樹皮潦草地與閣樓隔開。擋不住風，常掉下灰。

潤珍睡了半輩子的床。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孩子們說，潤珍溫柔地對待每一個人，這輩子從沒發過脾氣。她最傷心的事大概是死了兩個孩子。大的那個爺爺見過，是個很調皮的男孩，11歲時得傳染病死了。小的那個是女孩，幾個月大時被帶到潤珍的養母身邊，一次午睡時被不小心悶死了。

爺爺見過的那個男孩在1964年曾跟著母親來過贛州。那次探親留下一張照片，潤珍抱著孩子坐在中間，圍繞著她的是爺爺和其他三個兄弟。照片的左邊是五個字拼成的一道弧線——“難逢的一天”。這張照片曾被壓在堂伯家的書桌玻璃下。

“難逢的一天”。受訪者供圖

后來，潤珍又來過兩次贛州，分別是1975年和1976年，她不識字，不敢跑遠，都是兒女帶著來的。再以后，爺爺去見過兩次潤珍，一次是2009年，還有一次是2015年。兩次照片里，潤珍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她穿著舊社會流行的藍連襟、黑布鞋，鬢角的灰發用發卡別上。爺爺記得，二姐那次抱怨過腰疼。還說了什么，就想不起來了。

潤珍走的時候很平靜，“她沒有什么病，是自然老死的。”遠平說。那一年她88歲，去過最遠的地方是贛州。

根秀

根秀被抱到別人家的六年后，她的丈夫才出生。培麗說，這叫“望郎媳”。

培麗曾問過舅媽根秀，新中國成立后，不是說婦女解放嗎，你為什么不走？根秀答，我不敢。還有一個原因她那時沒有講，丈夫是她從小帶大的，她真心愛他。

培麗記得，他們夫妻倆感情好得不得了。舅舅去世前曾叮囑培麗，“根秀到我們家來沒有享到什么福，你一定要對她好。”

根秀沒有上過學，新中國成立后隨丈夫從鄉下來到南昌市區，在江西制藥廠包藥。丈夫在當地環保局做中層干部。在外人看來，兩人收入可觀，婚后生活應該很幸福。

根秀和丈夫結婚照。受訪者供圖

夫妻倆唯一的煩惱可能是沒有孩子。1964年到1969年，根秀把培麗帶在身邊養。培麗說，那五年，她就像在蜜罐里長大。可是等培麗長到8歲時，親生父母把她領回去了。

我姑姑麗華記憶里送襪子的那次，是上世紀70年代的某一天。爺爺說，那回根秀來，也有想過領養麗華。培麗走后，另一個孩子來到了根秀家，從幾個月大養到十八歲。后來那孩子和她吵架，話說得太重，把根秀的心傷透了，從此斷絕了往來。

2003年，根秀丈夫去世了。此后大概她覺得孤單，叫當時正在南昌開出租車的遠平夫妻住到自己家里去。但兩年半后，他們也離開了。

最后留下來照顧根秀的是培麗，她小叔子的女兒。根秀承諾等她過世，房子就給培麗。培麗說，她盡心照顧了根秀八年。她們常在晚飯后繞著南昌景點繩金塔走上四五十分鐘。根秀喜歡聊天，愛聽越劇，最喜歡的劇目是《紅樓夢》，家里的留聲機常咿咿呀呀地放著。

2015年國慶假期，爺爺帶著三個孩子去探望根秀。她打開門后就去刷牙了，留下站在門口的爺爺。那時候爺爺才知道，根秀已經意識不清楚了。說起爺爺的名字，根秀想了半天，其他人就更想不起來了。

2015年，爺爺一家最后一次見到根秀。 受訪者供圖

培麗說，那時的根秀已經下不了樓了。最后的半年里，她在床上躺著。培麗猜她可能是胃出了問題，一開始是不吃肉和雞蛋黃，只吃青菜，后來只能吃流食。

2017年8月18日，根秀悄悄地走了。培麗回憶，那天早上醒來，她看見根秀頭歪著，腳扭著，身體冰冷，嘴角有一點血。

根秀去世的消息直到兩年后才傳來。2019年父親去南昌出差，憑記憶摸到大姑姑家院子，但哪一棟忘記了。打聽時正好遇到培麗，她抱歉地和我父親解釋，沒有根秀兄弟家這邊的聯系方式，不知怎么告知。

根秀是個什么樣的人呢？父親和爺爺都提到上世紀90年代的一個夏天。在根秀家做客時，她家的涼席熱到燙背，父子倆沒法睡。根秀隔段時間就端來一盆涼水，澆到席子上。爺爺說，她這個人蠻好。

根秀也很節省。嬸嬸記得，她家的水龍頭很少開，就擰開一點，一滴一滴掉在桶里用。繼奶奶補充說，她和爺爺去根秀家的第一天吃過一條魚，兩天后回來發現，她自己一點沒動，又端出來蒸給他們吃。

至于根秀長什么樣呢？叔叔拿出了一段2004年6月的錄像。那一年根秀71歲，穿著一件黑點白襯衫，三七分短發，整齊得很。眼睛彎彎的，鵝蛋臉，笑起來有小酒窩。照爺爺的話講，長得很像我們黃家的人。

錄像是在叔叔家拍的，爺爺和兩個兄弟、根秀圍坐在一起吃西瓜。那一次飯局來了好多親戚，贛州話擠滿了房間。我猜，根秀是不是聽不懂，所以全程沒怎么說話，總是笑笑的。鏡頭推到爺爺臉上，他用南昌話對根秀說，以后這段錄像可以刻到光盤里，到時候在電視上播。根秀點點頭，沒說什么。

根秀聽進去了。后來堂伯和我講，2009年他最后一次見到根秀時，她說，這25分鐘的錄像她天天放。特別是家里來客人，她會高興地介紹錄像里的每一個人。

錄像里的根秀，這是她最后一次來贛州。視頻截圖

再見舊時代

背著爺爺他們，我偷偷問過遠平和培麗，兩個姑奶奶有沒有埋怨過家人。

遠平說，有啊，潤珍曾說過，家里那么有錢還不要她，起碼讀點書也好呀！培麗說，根秀也說過類似的話。一家人遷到贛州前，根秀曾求過母親帶她走，母親不肯。

據爺爺講，我的太公是過去南昌縣陳坊村的富豪。幼時他去南昌市一家布店當學徒，因勤勞好學，深得店主喜愛。后來店主去世前把那家店送給了他。在太公手里，店越開越大，除了南昌這家，還有上海的一家駝絨廠和香港的一個辦事處。

既然養得起，為什么扔掉呢？我不理解。爺爺說，這和錢沒有關系，那時的風俗就是這樣，女兒遲早是人家的媳婦，不如早點送出去，讓別人養著。

在尋找“為什么”的過程中，我發現家族里“消失”的女性不止兩個姑奶奶。

嬸嬸的母親邱桂芳也做過童養媳。被送去的那戶人家有個燒香燒蠟的工廠，她從小要去賣香，給未來的婆婆打洗腳水。一次水太燙，婆婆把水倒在她身上，留下一個好不了的傷疤。

幸好，桂芳十七八歲時跑了出來。那時她和參加工作時認識的丈夫結了婚。她的幾個姐妹就沒那么幸運了。一個送到鄉下，成了那戶人家的媳婦，和潤珍的命運相差無幾。另一個送去的那家人不知出了什么意外，只剩養母還活著。可是養母沒有辦法養活桂芳的妹妹，兩人一起餓死了。嬸嬸記得，母親常懊悔，妹妹死的時候才幾歲大，那時自己已經有能力賺錢了，為什么沒有把妹妹帶在身邊。

掰指頭一算，我總共在家里“收集”了九個童養媳，做決定把她們送走的，往往是孩子的奶奶。爺爺說，那個年代媳婦凡事都要聽從婆婆的安排。

除此以外，也有許多現象是今日的女性難以接受的。家里人說，我奶奶出生時，她家正好丟了金子，父親認為她來得不吉利，送到了別家去養。我外婆幼時裹過小腳，除大腳趾外的四個腳趾關節都掰斷了。后來很多年，她的腳趾都是彎的，走路也不利索。

聽到這些故事，我常替那時女性的命運哀嘆。我問父親，為什么生女孩就會斷香火？她的孩子也在延續著家族的血脈呀！父親說，道理是這么講，但女人記不到族譜里，是別人家的媳婦。他認為還有一個重男輕女的原因，家里男孩多，人丁才旺，不會被欺負。

父親也承認，用今天的眼光看，從前的舊制度對待女性很不合理。他說，受時代所限，過去的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些，也包括他。

我的父親出生在1962年，他這一輩的女性在家里的待遇如何呢？

我找到了堂姑美華，她是二爺爺的孩子，比我父親大五歲，是同輩中的長女。我奶奶坐月子時，美華才六歲，就替我父親洗尿布了。

這些家務活，如果她不做，誰來做呢？她想過這個問題，她問爺爺，憑什么哥哥什么都不做。爺爺說，誰讓你是女孩。

除此之外，美華覺得小時候的日子過得還可以。過年了，爺爺奶奶會給她5毛壓歲錢，那是大人半天的工資。美華覺得父親也蠻好，手指甲都沒有彈過她一下，總帶一摞摞的橘子來看她。

后來二爺爺娶了一個上海知青做媳婦。他們沒有再生孩子，繼二奶奶從老家那邊領了一個孩子當女兒養，叫繽華。養父母對繽華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好，繽華長大了也對他們好。

和美華、繽華同輩的其他女性在家庭感受到的氛圍也差不多。我的姑姑們都覺得，雖然家人多少還是有點重男輕女，但女性的地位已經提升了不少。

上世紀90年代的一張全家福，兩個小孩是我和堂妹。受訪者供圖

爺爺說，因為時代不一樣了，新社會里人們的思想也往前邁了一步。爺爺的開明有母親作證。他的兩個兒媳都生的女兒。奶奶曾對我母親說，“我的任務是完成了，結果黃家在你們這斷了。”母親記得，我爺爺當時反駁，就算她們完成了任務，誰又能保證下一代也生兒子呢？自那以后奶奶沒再說什么。

再后來爺爺的兩個孫女長大了，作為90后，我和堂妹在家里沒受過性別歧視。

上大學時，父親給我寫過一封信。信里說，他還是個準爸爸時，一天站在擁擠的下班班車里，身邊有同事問他，是想要個女孩還是男孩？他答，肯定是女孩。他說，心里確實也是這樣想的，就不假思索地告訴了同事。

“后來女兒出生了，因為如愿以償，我心里真的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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