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孔子魯國泰山時感慨“苛政猛于虎也”，沒過幾年，公元前475年魯國曲阜柳下盜跖（zhí）領導9000人發動起義，《莊子·盜跖》記載“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還曾率眾“休卒于泰山之陽”，史稱盜跖起義或柳下跖起義。

秦朝末年，陳勝吳廣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民起義。之后直到清朝，中國歷朝歷代都有無數農民起義，而且每一次王朝更迭都與農民起義密不可分，比如綠林赤眉、黃巾軍、黃巢起義、方臘起義、紅巾軍起義、李自成起義、太平天國起義等等。

與之不同的是，歐洲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不能說沒有，但真的屈指可數。問題在于：中國古代為何農民起義頻繁，背后到底有何深層次的原因？接下來，筆者就簡單談談這個話題，更為重要的是，搞清楚這個問題，也就明白中歐誰更具“奴性”文化了。

中國上古抗爭文化

在中國上古文化中，與“抗爭”相關的傳說可謂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兩個例子：

首先是刑天，從名字上看“刑天”就是伐天、是反天，山海經中說刑天和黃帝爭位而被斬去頭顱，但失去頭顱的刑天卻沒有投降，而是以自身雙乳作眼、肚臍為嘴的形態存活，然后繼續戰斗。與之類似的是夏耕之尸，即山海經中“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

所謂“無首”，可能是指頭領被敵人殺死，但部下還在繼續戰斗。其中，周人崇天、商人崇帝，刑天傳說應與商周王朝更迭相關，夏耕之尸應與夏商王朝更迭相關。

其次是后羿射日，實質應是大羿射日，帝堯時天有十日，時常一起出現，導致人間赤地千里，于是大羿射下九日。在古代文化中，太陽的地位不用多說，但即便如此，只要胡來，依然會遭到人間反抗、甚至被射殺。

除此之外，還有大禹治水反水、祝融與共工大戰等，即便夸父逐日也有反日的影子。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精衛填海（反海）、愚公移山（反山）等寓言故事，其中也滲透了反抗思想。

總之，中國上古文化中傳遞了非常明顯的反抗信息，而這種文化顯然非常重要，會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深遠影響。

與之不同的是，歐洲神話中沒有什么反抗文化，最重要的諾亞方舟故事，是靠耶和華的指示，造船逃避大洪水，是讓人乖乖的聽從神的話，而不是反抗神。

抗爭的合法性名義

所謂“名正言順”，而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文化中有反抗思想是不錯，但反抗總要有正當的合法性的理由，歷代農民起義，真能做大做強的都有一些起義綱領，都有起義的正當理由，無緣無故的就反抗，凝聚不了人心，注定很難真正做大做強。而在這方面，周朝給了后世一個正當理由，這就是“德”！

所謂“德”，甲骨文字形蘊含的含義是“行得要正，看得要直”，周人在甲骨文德字基礎上加了一顆心，因此周朝“德”含義是“行正、目正、心正”。商朝有沒有強調“德”，如今不太清楚，但周朝明確強調“德”。

《尚書·蔡仲之命》記載：“皇天無親（道家說的是“大道無情”），唯德是輔。”也就是說，“皇天”一般不會特意親近誰，哪怕你天天祭祀也沒有用，唯獨會親近有德之人。其中，蔡仲是周文王之孫，蔡叔度之子，周武王的侄子，西周時期諸侯國蔡國第二任國君。

周朝推翻商朝，需要為自己尋找合法性理由，強調自己因“德”而得天下——這是周人的“天命”。但問題是，既然周朝可以“德”而得天下，那么從理論上說，其他“至德者”自然也可以得到失德的周人江山。因此，春秋戰國時自然而然的就出現了“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觀點，背后則是“失德者”不配成為天下共主，可以被革掉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與其衍生出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無疑就給了起義者正當理由。當王朝“失德”時，“有德者”自然就敢起義，而不擔心“皇天發怒降罪”。當然，起義領袖是不是真有“德”、朝廷是不是真失德，這是另一回事了，但“德”卻給了世人反抗的正當性理由。

與之不同的是，歐洲古代是宗教統治，仁不仁、德不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聽從神的旨意，不信神就沒有一切，因此思想上被深度控制，沒有起義的正當理由，可謂奴性十足。

社會制度重大變革

除了抗爭文化、抗爭正當名義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導致中國農民起義頻繁，這就是社會制度出現重大變革，由周朝時的真正封建社會，轉變為秦漢之后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社會。

因為春秋戰國兼并頻繁，列國為了變強圖存，以及生產力的變革，于是中國社會制度出現重大變化，即秦漢時期出現郡縣制，真正分封建國的分封制基本被廢棄，因此秦漢之后中國能不能叫“封建社會”其實是值得商榷的。

戰國之前，全國各地分布著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農民依附于他們，國家權力比較分散，但帶來兩個后果：其一，因為農民依附于各自封建領主，所以農民力量是被分割的；其二，封建領主的力量到達基層，農民沒有力量對抗封建貴族群體。

但在戰國之后，封建領主階層逐漸消失（取代之的是大中小地主），這時農民自由度更高，也沒有了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直接壓制。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中小地主與普通農民都是被壓榨的對象，其利益有時是一致的。

因此，在中國這種狀況下，只要在適當的時機，有人將農民組織起來，那么就很容易發生反抗朝廷的戰爭。

與之不同的是歐洲，古代長期處于封建社會狀態，社會制度相當于中國春秋之前，農民（實質為農奴）依附于大大小小封建領主，被分而治之，缺乏與封建貴族群體對抗的力量。

因此，在中國這種情況下，當王朝遭遇天災人禍時（人禍主要體現于土地兼并過度嚴重與吏治崩潰），農民活不下去之后，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自然就容易爆發起義。越到王朝末期，越是嚴重天災，就越容易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既然敢于抗爭、敢于對抗朝廷，那么中國人顯然就不夠“奴性”。當然，統治階級想要農民奴性十足，因此也創造出一些奴役文化。

然而，與中國不同的是，歐洲古代既無抗爭文化，也因為被宗教控制而無抗爭的正當名義，另外也缺乏抗爭的社會基礎，自然就鮮有農民起義了，只能溫順的接受統治。由此，也可以看到歐洲人顯然要比中國人更具“奴性”，即便今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