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昭（204至273年），字弘嗣，吳郡云陽（今江蘇丹陽）人。三國吳史學家、散文家。自幼聰明好學，精通史籍，善文字。歷仕吳四代帝王，受命“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為中國古代從事史書編纂時間最長的史學家。韋昭一生著述極豐，著有《國語注》22卷、《吳書》55卷、《洞記》4卷以及《孝經解贊》《辨釋名》《官職訓》《漢書音義》等，涉及歷史學、語言文學學、文獻學等諸多領域。

后世對韋昭評價頗高。《三國志》作者陳壽稱其“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王安石稱其“揚雄有前言，韋曜（昭）存往牒”；唐玄宗在《孝經》序中，更不吝贊美地稱其為“先儒領袖”。但這樣一位飽學之士，卻未得善終，令人嗟嘆。

韋昭死于吳末帝孫皓之手。然而孫皓在即位之初，對韋昭卻是恩寵有加。如每次大宴群臣，孫皓規定每人飲酒必須七升，但韋昭酒量很小，最多只能喝二升，故孫皓常令他少飲，或暗中讓人給他杯中添茶，以此蒙混過關。這也是“以茶代酒”典故的由來。

孫皓禮遇韋昭，起因是韋昭曾任過他父親孫和的侍從——孫和為太子時，韋昭任太子中庶子。當時同在東宮任職的蔡穎喜好圍棋，孫和認為此事無益，曾命韋昭作《博弈論》以證。然“成也孫和，敗也孫和”，韋昭見惡于孫皓也是因為孫和。

韋昭受命主編吳國官修史書《吳書》時，孫皓有意讓他依君主之例為孫和作“紀”，但韋昭堅持孫和未登帝位，只能作“傳”記之，由此開罪了孫皓。加上此前多有阿諛之人上言，稱屢現祥瑞，孫皓以此問韋昭，韋昭卻直言“此人家筐篋中物耳”，不肯趨炎附勢。孫皓由此逐漸厭惡韋昭，宴會時不僅不再讓人為韋昭“以茶代酒”，相反“更見逼強，輒以為罪”。韋昭對此也有察覺，十分憂懼，以年老為由，欲辭去官職，專心修史，但孫皓不允。

厄運終于還是降臨了。孫皓酒宴中喜歡讓人出題考問群臣，題目越刁鉆、越涉及隱私越好，大臣如答不上來或回答觸犯孫皓的忌諱，便被立即收捕下獄以至處死。韋昭對此很有看法，認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耳”，所以輪到他出題時，只考問一些關于經義方面的學問。孫皓非常不滿，認為韋昭“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新賬老賬一起算，將韋昭下了大獄。韋昭于獄中上書求免，因年老眼昏，怕書中有謬誤之處，所以寫完后，用手校讀復查，為此卷面難免留下點污之處。孫皓卻又以書面不潔為由責怪韋昭無禮，真是讓老夫子百口莫辯了。

同修吳書的華覈接連上疏孫皓，為韋昭求情，疏中寫道：“今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昭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將韋昭比作前代史家先賢司馬遷與叔孫通，祈愿孫皓能起惜才之意，赦免韋昭。但孫皓已然動了殺機，對勸諫充耳不聞，于鳳凰二年（273年）下詔誅殺韋昭。韋昭被殺時年已七十。

韋昭博學多才，對音律也頗為精通。《國語·周語下》中曾記錄周景王要造編鐘，問樂官伶州鳩關于七律一事。韋昭注釋認為“七律是指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聲”。此注釋一直為史學界所爭議，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河南賈湖遺址出土“賈湖笛骨”，方證明七聲音階說不假，由此可見韋昭于音律之學識造詣不凡。

吳景帝孫休時，韋昭曾作《鼓吹十二曲》（又名《鼓吹鐃歌》），作為皇室祭祀時使用的登歌。《晉書·樂志》云：“吳使韋昭制鼓吹十二曲”；《宋書·卷十九·志第九·樂一》云：“又韋昭為孫休世上《鼓吹鐃歌》十二曲”，韋昭還建議要讓樂官中善歌者來練習此歌。《鼓吹十二曲》中有一首《伐烏林曲》，此曲凡十八句，記述的是曹操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孫權部將周瑜與程普破曹操于烏林而顯功名，曲詞為：“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卷，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眾既降，操屠荊。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圣明。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

《光緒丹徒縣志·關津》“昭關”條有注云：“相傳韋昭北伐烏林，凱旋時軍士唱烏林曲過此，故名昭關。”此說雖偽（韋昭作烏林曲時距赤壁之戰已逾五十年），但足見韋昭及烏林曲之盛名，歷千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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