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杰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產業經濟學系主任

復旦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站長

復旦大學企業發展與管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三思派”特約專家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世界各國積極探索新型創新組織模式，以適應科技創新的新趨勢并提升創新效率，從而搶占國際科技競爭的領先地位。圍繞此話題，三思派近日組織了一場研討會，邀請專家圍繞這一主題展開深入討論。本文為芮明杰教授的與會發言，整理以饗讀者。

一、組織模式與治理機制對創新效率的影響?

新型組織模式如何提升科技創新效率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當我們步入科技創新的新時代時，如何提升科技創新的效率，顯然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僅涉及到投入與組織的構建，更是與組織模式內在的治理機制密切相關。因此，我認為僅僅討論組織形態是不夠的。組織模式形態與創新效率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關系，但更為根本的聯系在于組織形態內在的治理機制。治理機制是組織模式的核心，不同的模式可能會催生出不同的治理機制，而治理機制的不同將影響著資源配置的效率。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實質上決定了科技創新的整體效率。

當前，在討論科技創新新型舉國體制時，如果不深入研究其組織形態構造和治理機制設計，便只能淪為口號。什么組織形態？治理機制怎么樣？資源配置效率怎么樣？這個不研究，那等于沒有把真正核心問題研究出來，這樣新型科技創新舉國體制是設計不出來的。

此外科技創新這一概念過于廣泛，在研究科技創新時需要明確說的是創新鏈上哪一方面的創新？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還是產業創新？例如，美國的半導體技術中心NSTC，其實并不屬于基礎研究領域，它在整個創新鏈條中的定位就是產業創新的先導。因此，在討論科技創新時，首先需要明確創新所處的具體位置。只有確定了創新的具體環節，才能進一步探討在該環節下適宜的組織形態和治理機制。為此還需要分析過去的組織模式、當前的模式及未來可能發生的模式變化，從而為提升該環節的創新效率提供指導。若未能明確創新所處的位置，任何組織模式的探討都難以找到實際的方向。雖然可以假設科技創新組織模式可能經歷不同的迭代階段，譬如從過去的分散式創新轉向更加集成化的創新研究，或者是所謂分布式、定制化，但這一切取決于我們所說的科技創新在創新鏈中的定位。

例如，NSTC的產出是什么？是單獨的器件，還是已經封裝好的、可以直接投入試生產的新產品？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于確定創新組織模式至關重要。如果產出的目標是一個能夠直接進行試生產的芯片產品，那就必須考慮如何通過具體組織模式來確保這一目標能夠以最高效率實現。可以證明隨著科學技術的變化，包括半導體技術的變革，必然需要相應的組織模式來支持其創新效率的提升。

二、科技創新效率與組織模式的匹配?

新型組織模式如何提升科技創新效率涉及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是如何理解和分析這一問題。這一討論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展開，即國際競爭怎么提升組織模式變革問題也很重要。大家現在看到是全球科技競爭，或者是技術競爭，甚至是產業競爭，科技競爭當然越來越激烈。科技競爭關鍵在于誰的科技成果出得快，投入產出效率高，最后能夠在市場上，或者在技術上達到領先位置。在這樣的條件下，這個競爭會不會導致科研組織模式的變革，我覺得肯定會的。反過來說組織模式構造本身以及相應治理機制可以幫助創新效率提升，從而導致競爭力提高。

于是就有所謂科技創新與組織模式匹配的問題，所謂科技進步，或者說是創新效率提升與組織模式匹配的問題，科技創新過程已經從原來”順序式”創新轉化為目前的”并列式”的創新，再到集成式創新，這個創新范式變化就需要有很多組織模式上的變化來適應。最成功的案例是美國曼哈頓工程，美國原子彈誕生就是因為采用新的組織方式才迅速導致原子彈的產生，這樣的的成功我覺得就是創新與組織模式匹配的結果。當然這里面還有技術本身的特征，也有當時全球反法西斯的情景狀況。

因為原來是專業性的研發，需要首先完成什么后才能繼續完成什么，現時在大規模科技創新分工條件下，需要一個組織做集成，于是全社會不光是要推進專業性的研發，可能還要有做集成式創新的平臺，傳統組織不太不適應了，于是新型組織可能就會產生，這就是兩者匹配要求的一個發展趨勢。

我最近看到在美國企業界討論一個非常有趣問題，討論企業的成長模式，一些著名創新企業家提出應該有一個創新型企業家驅動的企業成長模式，而不僅僅只有職業經理驅動的成長模式。我們商學院總以為企業最佳的成長模式就是應該由職業經理人來運作企業成長模式，這是最佳模式，為此商學院就是培養職業經理人。總是希望把那些創業型企業家導向的模式轉變為商學院自己認為的成熟、規范、職業經理人驅動的一種模式。商學院這樣一種思考對嗎，做的對嗎?我們現實中看到很多所謂獨角獸企業，恰恰就是用的創新企業家驅動的成長模式，很成功。我們的確應該思考創業者驅動模式的本質特點，或分析創業者模式和職業經理人驅動模式異質性和一致性。兩者模式肯定有不同的要點，目前學界也沒有對創業領導驅動模式有特別多的研究，但是我覺得應該可以去研究。

我們對科創企業即科技創新型企業的成長研究，至少需要認真分析比如OpenAI的組織和我們大多數企業組織有多大區別，或者OpenAI是哪一種類型的組織模式？從AI競爭角度上來講，OpenAI肯定是成功的，但它所依賴的組織有效率嗎，它的這種模式屬于什么樣的模式，需要好好研究研究才行。可能可以看到科技創新公司的組織模式跟過去傳統模式有路徑依賴，或者就是一種創新升級。

我認為科技創新效率與組織模式的匹配這個話題非常有意義，它不僅關系到國家間的競爭，也涉及到所謂從事創新型企業的競爭。反過來講創新型企業競爭力都不行的話，全社會科技創新的效率我覺得也高不到哪里去，因此，我們的研究視野不應僅限于半導體領域的創新，還應拓寬到其他行業和領域的科技創新。

三、科技創新組織模式的成功與否不能僅看結果?

國內外到底有哪些科技創新組織模式，傳統組織模式有什么樣的局限性，治理機制如何？例如科學院創新研究組織模式，大學的創新研究模式，企業的創新組織模式等等都不太一樣，需要認真研究。我以為美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NSTC，可以視為一種中間組織型模式，它通過協調不同組織來實現協同創新，所以它的治理方式可能跟原來治理方式不太一樣。過幾年再來看這個組織，如果真的能取得很好成果的話，證明這個組織模式做對了。研究科技創新組織模式要關注不同技術領域的不同特征，進而關注相應組織的形態及其變化，也要關注其治理模式如何，如此研究的結論對我們才有重要的啟發。

科技創新組織模式的成功與否能僅僅以結果論英雄呢？例如，曼哈頓工程的成功、NASA登月的成功都與當時特殊的戰時背景密切相關，后人覺得他們的組織模式是很好的，其實不見得。曼哈頓是戰時，因為要爭取二戰勝利，而且美國懷疑德國人可能也在做這個工作，所以要搶先拿出來，不然法西斯就打不倒了，所以就有一個舉國組織體制產生了，但從經濟成本和研發效率來講這個模式到底怎么樣?其實今天可能得結論是不同的。那個時候是不計成本也要搞出來，因為要打敗法西斯，包括我們國家當時做原子彈也是不計成本要拿出來，因為這關系到我們政權鞏固和國家安危的問題。今天如果我們僅僅從投入產出效率來看的話，這個模式也許是不怎么可取，也正是如此，今天才要考慮研究設計新型舉國體制。

現今美國很多人認為NASA現在效率很差，馬斯克的產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所以NASA面臨危險的局面，這一局面促使NASA不得不反思并改進其組織模式。其實NASA的建立源于美國與蘇聯在太空領域和登月的競爭，當時這個競爭類似于今天的半導體競爭。半導體決定未來人工智能和未來科技發展的主要主流方向，至少目前是這樣看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出錢支持創新支持競爭，同時汲取以前的教訓，以前不計成本，現在則要講究效率與速度。

為此，對科技創新組織模式研究實證分析是至關重要的。還是以NASA為例，我們應當深入考察其資源配置效率，如果是很高的，才能證明這個組織模式是可取的，而不是以登月成功這個結果來看，即以成就來論組織模式優秀與否。所以我一直強調要考慮組織的治理機制到底怎么樣，是怎么治理的，這個很關鍵。類似的，華為的研發治理模式也值得我們深入實證研究，先看其研發方式，投資上海青浦這么大的研發中心，100億的基礎建設，這個規模不比大學小，怎么來運作的，要出成果，這么多的研究人員薪水要付出，通過什么組織治理機制使創新效率提高，值得好好地實證研究。如果我們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華為的組織模式效率很高，那才具有提倡的價值。否則只是從結果來看，比如說看他5G做的不錯就說他的模式應該復制，其實很難復制出來的，不同學科不同技術的特性不同，人才和場景都不同。

另一方面，即便從結果上看是成功的，從發展目標上看，也未必能夠復制。我覺得科學家應該做科學家的事，大學做大學的事，企業做企業的事，研究者做研究者的事，不同機構、單位，在整個科技創新的鏈條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我個人覺得斯坦福的模式是不太可以復制的，因為硅谷只有一個，否則這么多年全世界硅谷應該是遍地開花的，為什么沒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硅谷？同樣從科技創新與科學研究成果的角度來講MIT不會輸于斯坦福，MIT邊上有硅谷嗎?沒有，為什么?這可能由他們學校特性決定的。全國各地都是想要把大學搬過來，希望在邊上形成一個硅谷出來，然后GDP實現增長，其實不這么簡單，硅谷出現有天時地利和時代特征，也應該與斯坦福大學本身特性有很大關系。

四、不僅是創新資源的投入問題，創新效率的提升同樣重要?

我們在組織模式判斷上，特別是個案分析的時候，不能脫離當時的場景，背后有很多復雜國際環境要求在里面，如國家與國家的競爭，東西方意識形態競爭這些都摻雜在里面的，所以有時候會有不計成本的決策。同樣，近期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在科技領域，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采取了強有力的干預措施，我們覺得美國很奇怪，強調自由主義美國政府怎么也干預整個經濟活動了，動不動政府補貼，規模還很大。

為什么呢？很簡單，美國要領先和優先已經放在國家政治上考慮了，于是就不得不加快國家和政府的力量來推進創新速度。通過集中資源來推動速度，盡管這樣可能的確能夠提高推進的速度，但并不一定能夠直接提升效率。有的時候為了取勝可以不顧效率。但是政府作用也有可能出問題的，補貼出問題的，歷史上看，政府干預并不是全部成功的，也有很多是失敗的。問題是究竟從哪個角度來看，如果僅僅從科技創新效率出發，那是一個層面的分析；但如果目標是領先而不惜資源投入，那又是另一種考量。為了領先，有時國家可能不得不做出大規模的資源投入，而忽視效率。

上海要想在科技創新領先，在今天現有技術基礎上，即便是政府出面，依然應該借著新科技的力量和市場化方式來做這個事情。某種意義上，政府作為平臺集成者，可以通過平臺提供新產品打樣、試生產以及快速生產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產業創新的效率。利用平臺特性實現組織模式變革創新，可能會使得效率提升，可以節約資源投入，我覺得是這樣的思路是可行的。關鍵在于，今天要考慮的不僅僅是資源的投入問題，效率的提升同樣重要。因為在當今的競爭環境中，競爭的領域不再局限于單一領域或單一技術點上，而是全方位、多領域的綜合競爭。如果只是在一個點上，那就舉國體制了。但是如果多點多領域都通過舉國體制來做，恐怕沒有這么多資源投入。今天的時代，科技創新的進步光靠政府支持是不夠的，還一定要借助市場機制和資本力量，需要企業與全民的參與才行。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馮晶晶副研究員基于芮明杰教授與會發言做了初步整理，并經芮教授審定。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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