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哲峰 李俊廷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在民族危難的緊要關頭，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挺身而出，毅然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抗日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在黨的領導下，山西地區的紅色金融事業，尤其是信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起來。

01

鞏固政權，穩定經濟

八路軍在太行山

1937年10月，八路軍一二九師依托太行、太岳兩山脈，開始創建晉冀豫根據地。1938年4月，以成立晉冀豫軍區為標志，正式擴建為晉冀豫根據地，后來，又擴建為晉冀魯豫邊區。八路軍工作團通過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改造舊政權、實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等工作，極大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在晉東南和冀西地區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權。

在抗日根據地的農村，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土地關系問題凸顯。在晉冀魯豫邊區的太行區和太岳區，根據對黎城、潞城、壺關、平順等縣123個村莊調查，占總戶數44.86%、總人口39.63%的貧、雇農（包括赤農），只占有全部土地的26.11%。在這種情況下，貧、雇農為了生計，只好租種地主和富農的土地，除正租外，還附加有名目繁多的雜租，且地租榨取和高利貸盤剝又是密切結合的。舊債高利的重重盤剝與苛捐雜稅，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許多中農破產、淪為新的佃戶。

八路軍挺進太行山后，有力打擊了日軍的氣焰。然而，侵華日軍的燒殺擄掠、地主階級的長期壓榨、流氓土匪的橫行鄉里和連年發生的水旱蟲災，使廣大農民的生活難以為繼。為了團結廣大民眾，鞏固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把廣泛開展“減租減息”土地政策，把妥善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作為根據地建設與發展的重中之重。

減租減息促使各抗日根據地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革，把廣大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增強了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信心，從政治上、經濟上鞏固和加強了根據地的建設，這對于敵后抗日根據地在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全面戰勝敵人極為重要。

在開展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的同時，為了打擊高利貸盤剝，根據地組織創辦了“農民低利借貸所”。這成為當時最受當地農民歡迎的、群眾迫切需要的信用合作組織，對配合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打擊高利貸，支持抗日戰爭，鞏固根據地政權起到了積極作用。

02

低利借貸，廣受歡迎

冀南銀行

晉冀豫根據地的建設鞏固面臨著種種困難：戰爭阻斷了法幣流入渠道，日偽通過大量發行偽鈔取代法幣，掠奪根據地物資；根據地貨幣流通混亂，金銀、法幣、日偽幣、地方雜鈔同時流通，給日常貿易和群眾生活造成困難；國民黨政府停止向八路軍供應糧餉，軍需供應日趨困難；日偽的頻繁掃蕩，極大破壞了根據地的生產……因此，在開展減租減息減稅和大生產運動的同時，“統一貨幣，保證供給，支持抗戰”成為根據地建設的當務之急。冀南銀行此時應運而生。

冀南銀行從1939年成立始起，就開始發放貸款支持根據地農業生產，但由于機構和人員過少、駐地經常變動、業務繁忙等原因，在創辦初期主要通過民政部門放貸，很難滿足農民群眾的金融需求，也不利于貸款管理與清收。為了保證貸款適時到位，冀南銀行在設立區村兼職銀行業務員的同時，開始在太行區創辦了農民低利借貸所。羅陶然（1941年在晉察冀邊區銀行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任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副行長等職）回憶說：“當時我在邊區銀行工作，為了活躍農村金融，打擊農村中嚴重的高利盤剝，扶持貧困農民生產生活，在邊區就辦了577個‘農民低利借貸所’。辦低利借貸所，很受歡迎，農民情緒很高。當時，低利借貸所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農民低利借貸所”為了戰爭中的需要而產生，又因為戰爭而停辦。這就是山西信用合作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早期信用合作的萌芽期，盡管不到兩年時間，卻是值得記載的輝煌的山西信用合作第一頁。

03

生產自救，互助合作

農民合作社成員往前線送軍糧

1942年，日寇加緊對淪陷區的統治和對根據地的進攻。對根據地，敵人在經濟上采取各種措施，妄圖把根據地軍民困死。

羅村位于原屯留縣西北部，距縣城60華里。1939年日寇轟炸屯留縣城，縣政府遷駐羅村，直到1945年趕走日寇，縣城解放，縣政府才搬回縣城。

面對根據地嚴峻的對敵斗爭形勢，特別是極端困難的經濟形勢，太岳區行署和屯留縣政府號召軍民團結起來，開展生產自救，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保衛根據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黨員郭玉堂受組織委派，開展羅村地區的生產自救工作。

1942年春，郭玉堂先在羅村西北的廟后溝增組農民變工隊。17戶人家參加，全勞力、半勞力共33人，耕牛17頭。變工隊組織男勞力開荒、女勞力織布，互相變工。一年下來，不但各家各戶有吃有穿，還為部隊提供了糧食50多擔，粗布100多匹，縣政府及時予以表彰。第二年，在廟后溝農民變工隊的基礎上，羅村成立了農民合作社，動員13股，籌資5000元，首先辦起了購銷店，一邊收購農民的糧食、油料、畜皮、中藥材，一邊組織貨源銷售土布、食鹽、火柴、煤油、卷煙、紙張、鞭炮等日用品，方便了軍民生活，緩解了物資緊缺。四個月時間，合作社就有了盈余，股民也分得了紅利，提高了農民對組織起來生產自救的認識，激發了大家參加合作社的積極性。七天時間就吸收620多人入股，籌集資金達到60多萬元，就連開辦多年的店鋪也來投股入伙，羅村農民合作社迅速開展起來。

發展起來的農民合作社，從借住的幾間舊房里搬到羅村古廟中，擴建了購銷門市部，興辦起藥鋪、油坊、粉坊、染坊、織布坊、鐵匠鋪、木匠鋪，開展了銷售生活用品、收購農副產品、看病賣藥、織布染布、制造家具等業務。合作社繼續組織農民互助變工、開荒種地，鼓勵個體商販和手工業者搞好經營，公平競爭。在有了一定的資金積累后，合作社開辦信貸業務，加大資金融通。在羅村及周邊較大的松交、吾元等村鎮，一街兩行，店鋪林立，商販云集，各業生產熱火朝天。

郭玉堂

羅村農民合作社的經營活動越來越多，有商貿活動、農業生產活動、手工業生產活動、農副產品加工活動、金融活動、衛生保健活動。為了保障各種經營活動順利開展，往往還伴隨著武裝軍事活動。在敵人重重包圍下的羅村農民合作社，是亦商、亦工、亦軍的多功能綜合體。

羅村農民合作社的有效運行，推動了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農副產品加工生產，平穩了物價，調節了金融和商品流通，農民收入不斷增加，促進了經濟的恢復和繁榮，糧油、蔬菜等各類生活用品滿足了當地民眾和駐地軍政人員生活的需要，還把一大批各種物資的儲備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前線，為戰爭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據屯留縣志記載，1945年7月，縣農會統計，全縣共組織起長期互助組148個，876人；短期互助組295個，2550人，占全縣勞力總數的35.7%。全縣開荒10849畝，其中機關干部開荒743畝。

羅村農民合作社受到了重視和表彰。太岳區行署把羅村農民合作社樹為一面旗幟，在太岳區群英會上，授予郭玉堂“合作英雄”稱號。

羅村農民合作社是在抗日戰爭最困難時期為生產自救創造出來的一種組織模式，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先后成立的供銷信用合作社、農業互助、農業生產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農村信用社和農村保健院等一系列社會組織形式的一種先期試驗，在革命和建設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

04

總結得失，穩步發展

羅村信用合作社舊址

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農民生產熱情高漲，金融需求也由以往單純的貸款需求變為存款和貸款需求并存，建立農村信用合作組織日益迫切。順應農村形勢變化，在農會的領導下，在冀南銀行的指導下，農村信用社（部）開始在太行、太岳區首先創辦起來。

1945年5月，冀南銀行總行提出了“通過放款工作，逐步扶植合作社的信用業務，恢復群眾的借貸關系，以活躍農村經濟”的方針。同年，太岳區行為解決銀行資金不足，也提出“幫助合作社開展信用業務，由合作社吸收農村大量游資”的措施。

1945年7月13日，為支援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冀南銀行士敏（今沁水）、屯留等支行積極組織試辦，在羅村農民合作社基礎上，促成了山西省首家農村信用社——屯留縣羅村信用社的誕生，就此點燃了山西農信事業的星星之火。

1946年1月，冀南銀行進一步發展信用合作事業作出了積極穩妥的安排，明確提出上半年每個縣試辦一個典型的要求，并針對不同情況確定了相應措施，迅速掀起了信合事業發展的熱潮，1946年底信用社（部）為43個，1947年則達663個，根據地的信用合作組織熱火朝天地發展起來。

冀南銀行主動與剛辦起來的信用合作組織建立了往來透支關系。信用社（部）資金富余時，銀行吸收其存款，在周轉不靈時給予透支；對資金缺乏的信合組織則貸出資金予以支持，由其獲取利差，克服創辦初期的實力不足，從而生存下來。在此基礎上，積極總結信用合作組織創辦過程中的得失，推廣涉縣和合鄉組織勞力生產入股、壺關縣黃山鄉組織勞力勞資結合等成功經驗，幫信合組織建立健全了基本管理制度，精心呵護助信用合作組織渡過了“幼年期”的生存危機，走上了穩健發展的道路。

05

團結群眾，支持生產

1947年底，冀南銀行太行二分行在認真總結了信用合作社創辦的經驗教訓后，對下一階段鞏固改造發展信用合作社提出了具體要求，強調根據目前信用合作社的情況，廣大農村也具備了成立信用合作社或信用組的基本條件，但在尚未成熟的地方要慢。一經土改結束，農民致富的思想樹立，在今后大生產的浪潮和需要的情況下，要普遍大量發展，并必須遵守四條原則，即在組織信用合作社工作中要貫徹自覺自愿、存借兩利、民主管理、為社員生產服務的原則。

壺關縣的信用合作社，是該縣黃山信用合作社經理趙土生參加縣勞模會后廣泛傳播經驗，才在全縣普及的。該縣百尺鄉是手工業、鐵業工人聚居地，工人要求發展鐵業生產，因無資本而未能組織起來，工人們便自發地把工資集中起來，建立了信用合作社。王松牢作為百尺信用合作社的干部 ，利用自己打鐵的專業特長 ，一有空閑就打鐵 ，以此補貼信用合作社的零星開支，并彌補信用合作社經營上的虧損，給解放區的信用合作社樹立了榜樣。解放初期，百尺信用合作社發展成為全國信用合作社的一面旗幟。

長治在合作社社長會議上決定由縣里統一領導，會后不到半個月就發展了9個信用合作社。這主要是村干部分頭動員群眾組織的，長治關村位于集鎮，村干部在群眾會上動員組織信用合作社，群眾都叫好，就辦了起來。信用合作社把集中的游資用到生產中，方便存借款。

解放區的信用社組織起來后，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依靠群眾靈活經營，為支撐解放區的農民生活和農業生產、支援解放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為新中國成立后當地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創辦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