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禾

　　近年來的熒屏之上，女性敘事斑斕多姿，不斷創新精進。今年春節期間熱播的古裝輕喜群像劇《五福臨門》將觀眾目光引向北宋仁宗年間，以酈家母女“汴漂擇婿”為主線，構建起一個兼具歷史真實和藝術想象力的女性敘事空間。該劇在歷史語境下塑造鮮活女性群像，令輕喜劇表達與當代女性現實形成互文，讓女性互助在煙火蒸騰中走出“烏托邦式”想象，成為跨越時空的生存智慧。

　　《五福臨門》的群像塑造策略革新了傳統古裝劇中“大女主”為核心的創作慣性，單元結構、多聲部共響的敘事方式令酈家“一門六虎”擁有獨立的故事弧光。酈家大娘子作為全家主心骨，個性潑辣、行事果斷；五個女兒在豁達善良的家風熏陶下，綻放斑斕的個性色彩。壽華持重、福慧靈動、康寧機敏、好德純真、樂善張揚、瓊奴隱忍，人物間的互動碰撞出天然的戲劇沖突，賦予角色恣意生長的空間。觀眾與角色為友，建立親密的情感鏈接和情感投射，看著她們經商自立，在追求真愛的過程中錘煉真心，不禁與角色產生共鳴。

　　群像之美離不開視聽影像、妝造服飾的加持。《五福臨門》以崇尚素凈雅致的北宋為背景，月白、藕荷、竹青等宋代流行色系作為“五福”姐妹日常服飾的主色調，搭配繁復精巧的發飾，盡顯女性角色顧盼生姿之美。劇中，酈家母女為立足汴京，經營“四福齋”自立，這間立于繁華街市的小店構建起具有屬于女性的私域空間，刺繡、制香、吃茶、飲食兼具生活煙火和閨閣詩意。

　　而《五福臨門》的敘事創新在于將女性困境植入具體的生活肌理。劇中，康寧和柴安的婚事面臨“嫁妝困境”（需籌備活魚、茶餅、綢緞等“三書六禮”），既是對《宋刑統》“諸許嫁女已報婚書而輒悔者，杖六十”律令的戲劇化投射，也是當代婚戀物質焦慮的歷史回響。當酈家母女數度盤算家底，為支應嫁妝左右為難時，觀眾看到的不僅是宋代市井家庭的生存壓力，更是古今相通的情感議題——女性如何在物質與情感、家族責任與個人追求間尋找平衡。

　　劇集以“招婿”為敘事引擎，構建起多重關系網絡：妯娌間的微妙角力、夫妻間的權力拉鋸、姐妹間的觀念沖突，這些關系鏈共同編織成宋代女性生存的立體圖景。值得肯定的是，劇集植根生活，面向現實，在搭建女性議題的討論空間時，并未因急于收獲觀眾共情，便將矛盾簡化為“父權壓迫-女性覺醒”的二元對立，而是以輕喜手法和克制表達，既書寫了傳統社會下女性的困境所在，也呈現了古代女性生活世界的豐富性。

　　《五福臨門》中再現了備受宋人追捧的焚香、點茶、掛畫、賞花四大雅事，茶百戲、花鈿妝、緙絲工藝等非遺元素，但表現手法并非簡單的視覺堆砌，而是深度參與敘事建構，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敘事符號的創作思維，使傳統文化不再是博物館中的靜態展品，而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活性因子。

　　從女性精神層面來看，我們能洞見《五福臨門》的進步性。劇集對宋代“閨秀傳統”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德言容功”標準，在劇中呈現為更具現代性的價值體系：“五福”姐妹容貌俏麗，相較于她們的品行、見識，“美貌”反而退居次席；德行、言辭表現為對家庭的責任、對自我的剖白；“功”亦升華為女性自主生存的能力。劇中女性無須依附男性實現自我價值，也未陷入“雌競”敘事陷阱，而是通過姐妹間“互補型”關系網絡，展現了真實歷史縫隙中女性互助的可能。主創團隊通過考據與想象的交織，讓歷史真實成為角色塑造的注腳，而非束縛敘事的枷鎖。

　　《五福臨門》的創作實踐證明，古裝劇的創新不在于對古代社會的全景式復刻，其關竅是找到歷史真實與當代價值的共振之處，以輕喜為表、思辨為里，通過女性群像敘事將宋代市井文化轉化為現代觀眾可感可知的情感經驗。劇中女性在歷史夾縫中的每一次抉擇，既是對傳統文化基因的解碼，也是對未來敘事可能的編碼。當熒幕上的酈家母女在汴京煙火中繼續她們的命運跋涉時，她們跨越千年的生存智慧，仍在為當代觀眾提供著觀照自身的文化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