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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心忡忡 朱由檢)
崇禎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
對于明朝來說,這一年是一個混亂無序的年份。
二月份,清軍攻克了松山,三月份張獻忠攻克了舒城,四月份清軍又攻克了塔山,五月份張獻忠又攻陷了廬州,七月份開封告急,八月份安慶發生兵變,十月開封失陷,十二月李自成拿下了襄陽。
可以說,哪個皇帝攤上這樣的世道,那都得著急上火。
尤其是崇禎,他更加的著急,因為就在張獻忠于當年五月攻陷了廬州之后,張獻忠就興師動眾的在巢湖上搞起了一場聲勢震天的水軍拉練。
巢湖,距離明朝的第二都城南京還不到數百里,那距離鳳陽皇陵自然也很近,張獻忠今天敢公然演習,明天他就敢帶兵把明孝陵給刨個大坑。
崇禎很憤怒,皇帝心說你們南直隸的這幫官員們都是干什么吃的?丟城失地還不算,現在祖墳也要守不住了,皇帝的憤怒簡直無以言表,于是鳳陽總督高斗光當即被免職。
高斗光下臺之后,繼任鳳陽總督的,是大臣馬士英。
馬士英走馬上任之后,壓力也很大,崇禎年間的總督不會好干,那是純玩命的工作,要么被起義軍捉住殺掉,要么短時間內你干不出成績,天威降下,也得被崇禎給砍了,總督的名頭聽著威風,可是鳳陽畢竟只是小城,城防薄弱,城內都是老弱殘兵,他馬士英也是血肉之軀,農民軍來了他也擋不住,所以馬士英立刻就意識到,當務之急,是抓緊募兵,增強鳳陽的兵力,于是他很快派出了麾下一個叫做李章玉的將領,從鳳陽出發,南下貴州,要求李章玉在貴州積極募兵,招攬人手,組成軍隊,然后再帶兵回鳳陽。
(思量對策 馬士英)
而至于為什么要去貴州,原因很簡單,貴州是馬士英的老家,他對當地比較熟悉,他知道相較于戰亂不斷的中原地區,貴州的人口基數還是有的,募起兵來也比較方便。
李章玉領了命令,很快出發,抵達貴州之后他廣泛招募鄉勇,號召百姓入伍,很快就拉起了一支至少七千人的隊伍。
這個過程,李章玉花了半年時間,等到他募兵結束,要從貴州返回鳳陽的時候,可就已經到了年底了。
那么就在即將返程之際,李章玉突然發現,來的時候好好的,現在想回,反而回不去了。
從貴州到安徽鳳陽,原本最便捷,最快的路線,是從沅江出發。
沅江,是長江流域中洞庭湖的支流,從沅江走水路,就可以連通長江,一直到長江的荊州流域,經過池州再往北,很快就能抵達鳳陽。
這條原本可以走得通的返回之路,有兩個必經點,一個是荊州,一個是池州。
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快,李章玉走的時候,荊州還在朝廷的控制下,李章玉要回來的時候,荊州已經被李自成給拿下了。
荊州成了敵占區,那么就說明很大一段的長江水路,李章玉就都不能走了。
實在是沒有辦法,李章玉只能繞路江西,繞過整個鄱陽湖,到江西的九江之后,再走水路渡江。
不過壞消息是一個接著一個,九江這條路,很快也走不通了,因為九江對面的黃梅縣,早就被張獻忠給占領了,也是敵占區。
那沒辦法了,只能是接著繞,從九江走陸路,到樂平,走祁門,經徽州,到績溪,最后從績溪轉蕪湖,從蕪湖渡過長江,然后再步行返回鳳陽。
可以說,這是兜了一個大圈子。
(江水滔滔 阻隔去路)
如果說只是兜圈子那也就算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就走唄,可是問題是,繞路繞的越多,這麻煩就越多。
本朝軍隊行軍,每到一地,都要提前通知,要給行軍路線上的州府縣鄉提前送交書信,你得告訴人家你是誰,你什么時候來,你來了干嘛,什么時候走,要到哪里去,反正事無巨細,你都得老老實實的寫明白了,你不提前告知,你不證明身份,這年頭兵荒馬亂的,誰知道你是正規軍還是闖軍假扮的?
所以,就算是麻煩,李章玉所部也得照辦。
這一天,他們繞路繞了挺老長時間,就要進入徽州府,所以李章玉按照規矩,就提前給徽州府送去書信,提供了完備的信息和資料,說自己這支軍隊要從徽州過,麻煩徽州府接待一下,住的地方,吃的東西,要更換的馬匹,反正總要提前給我準備好了。
如果是在以前,那也就是走個流程的事兒,李章玉的軍隊來了,徽州府派幾個工作人員接待一下,勞軍犒軍,消停的送走了就算完事兒。
可是,此時畢竟是天下大亂之際,這人心不古,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軍隊,他們時常cosplay成明軍,也給地方衙門發送信件,通過這種方式來誆騙地方守軍打開城門,實在是不得不提防啊。
所以,當李章玉的信件送到徽州府的時候,徽州府就嚴重懷疑,李章玉所部是不是也是農民軍假扮的。
這倒不是徽州府太過敏感,也不是他們過于疑神疑鬼,而是李章玉信件中提供的這個行軍路線,在徽州府的官員來看,那簡直是太過吊詭了。
李章玉的軍隊既然已經到了九江,那么在正常人看來,他就應該往上走,經過池州到蕪湖,再從池州方向返回鳳陽,怎么可能放著池州不走,反而繞大老遠的路往咱們這徽州山區里鉆呢?
荊州被占領了,黃梅被占領了,可池州仍然在明軍手里啊,還有大將左良玉駐防,但凡智力沒有問題,肯定都會走池州。
所以,這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此行跡可疑的一支隊伍,那肯定不是官軍,而是農民軍。
在認定了李章玉所部是反賊亂匪之后,徽州府可以說是如臨大敵,整個徽州府全面戒嚴,專門張貼告示,讓鄉里,村鎮都號召鄉勇,拿起武器,時刻準備對來犯的賊人迎頭痛擊。
李章玉那邊,他是毫不知情,很快帶兵抵達了徽州府。
(帶兵回鳳 李章玉)
我們知道,這古代的軍隊啊,結構上往往分成前軍,中軍,后軍,有在前頭探路的先鋒部隊,有中間的精銳力量,還有負責殿后的,那么這一次率先進入徽州府的,就是李章玉的先鋒部隊,共計七百人。
這七百人到了哪里呢,到了徽州府的祁門縣。
祁門縣老早就得到了上頭派發下來的警戒消息,所以這七百明軍到了祁門縣,祁門縣對他們十分警惕,生怕是農民軍喬裝打扮的,所以壓根就沒讓他們進城,而是把他們安置在了城外的一個祠堂里。
如果說這七百人在祠堂里休整完畢,離開祁門奔下一站,那也就沒事了,但是偏偏,這支臨時拉起來的隊伍,那簡直是無組織無紀律,軍風敗壞,他們非但不肯老老實實的待在祠堂里,反而四處燒殺搶掠,騷擾百姓,搶了不少東西還不算,還動手格殺了數十個無辜平民。
百姓嘛,在軍士們看來命如草芥,死了就死了,反正他們早晚都要死,不是戰死就是餓死,可是這幫軍士們忘記了,他們行兇作惡的地方不是別處,而是徽州府。
徽州,這個地方的宗族凝聚力很強,而且百姓普遍尚武,他們的生活習慣也是聚族而居,可以說自古這里就是民風彪悍之地,本朝開國到如今,小三百年的時間里,在徽州這片土地上,那發生過的奇聞軼事簡直太多了,你到人家地界上惹是生非,殺人作惡,人家能慣著你么?
所以,祁門縣的鄉勇們立刻拿出徽州府發過來的布告,說這些人根本就不是官軍,而是喬裝打扮的反賊,既然是反賊,那還等什么?滅了他們丫的。
祁門縣的鄉勇們一哄而上,將這七百多明軍打殺了個精光,竟然一個活口也沒留,隨軍的幾百匹戰馬,也全被殺死。
消息傳到李章玉的耳朵里,他當場就破防了,自己千辛萬苦,千難萬險,走來走去,繞來繞去,好不容易才籌措了這么點兵力,結果還沒等上戰場呢,先被老百姓消滅了十分之一,這像話嗎?這合理嗎?
李章玉二話不說,立刻一紙奏疏,就告到了朝廷,原原本本的把事情陳述了一遍,要求朝廷為他做主。
(徽州兵變)
這朝廷吧,也不是好糊弄的,朝廷說李章玉啊,這事兒的起因,在于你手底下的兵不老實啊,騷擾劫掠,還殺害百姓,所以這根本不能說是官軍單方面被百姓殺掉,這屬于是官軍和百姓互毆,你有損失,人家老百姓也有損失,所以這事兒就這么著吧,人死了你也別追究了,我讓徽州府祁門縣賠償你那幾百匹戰馬就算完事兒了。
等于說,朝廷給了徽州府一個臺階下,因為不管怎么說,鄉民暴起,殺害官兵,真要追究起來,你們徽州府也不好弄,所以讓你賠點馬息事寧人,這也是最好的結果了。
但是萬萬沒想到,徽州府根本就不領朝廷的情,反而立刻駁斥,說哪兒有官軍啊,沒看見啊,我們殺掉的人都是反賊流寇,殺死的馬也都是反賊流寇的馬,我們干嘛要賠償?不賠!
給你臺階你不下,朝廷也怒了,說你們這不是無理取鬧么?于是這回也不和稀泥了,而是打算要重重處罰徽州府,要將當地官員連降三級,還要罰錢,還要賠償人家李章玉的軍資器械。
徽州府一聽那更不干了,說就算這七百人真的是官軍,可是他們也有問題啊,放著好道池州不走,非要往徽州跑,誰遇上誰都會認為是反賊。
徽州府拋出這個問題之后,朝廷也覺得很納悶。
是啊,池州有友軍駐防,雖然算不上一馬平川,但肯定要比徽州的山地丘陵好走啊,李章玉舍近求遠,舍安取危,這實在是太反常了。
于是朝廷就問李章玉,說小李,你是怎么想的,放著好道你不走,你怎么偏偏走徽州呢?
李章玉也很納悶,他說我不知道,反正走荊州有李自成,走黃梅有張獻忠,我只能走徽州。
朝廷說不對不對,你怎么不從九江改道池州呢?
李章玉雙手一攤,表示這就不是我說的算了,因為行軍路線都是我的上司,鳳陽總督馬士英指定的,他就讓我走徽州,不讓我走池州,我也沒有辦法。
于是,問題又拋到了馬士英的身上,朝廷又問馬士英,說老馬啊,你有什么戰略決策,有什么戰術思維,你不走池州一定是另有精妙安排啊對不對?
朝廷的思路是,總督級別的官員,制定出這樣不合理的行軍路線,其背后一定有深層次的合理性,說不定馬士英讓李章玉走徽州,是在憋個能拯救明朝的大活兒。
(駐兵池州 左良玉)
事實證明,朝廷想多了。
馬士英臉一紅,說也沒有什么特別的緣故,這池州吶,是左良玉帶兵駐防,我和左良玉一直政見不和,關系鬧的很僵,我就不愿意讓我的部隊跟他有什么接觸...
這個故事沒有什么下文,徽州府受到處罰,但是處罰很輕,約等于無,李章玉也好,馬士英也好,對這個處理也沒有什么意見,因為那個時候的大明,千瘡百孔,事兒太多了,祁門縣這一樁公案,已經沒有人在乎了,何況一年之后,明朝就滅亡了。
想來,這些倉促招募的士兵其實既無家國信念,也無嚴格訓練,他們劫掠成性,終于反噬了自己。
而徽州府鄉勇們的反抗,難道不是基層社會在長期動蕩中形成的暴力自衛本能嗎?
當朝廷的正規軍與民間武裝互為獵手與獵物而極端寇讎時,王朝早已在自我消耗中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一個喪失制度彈性,信任基礎與價值共識的政權,終究難逃在猜忌算計與內耗中自我瓦解的命運。
只是,馬士英和左良玉的矛盾,卻并沒有因為一個王朝的覆滅就此結束,兩個人將會成為南明時代“內斗就要滅亡,滅亡也要內斗”的典型寫照,恩恩怨怨,伴隨余生...
參考資料:
《只麈譚》
《豫變紀略》
《明史·左良玉傳》
《明季北略·卷十九》
吳行健.明清之際徽州士人的政治參與.安徽大學,2023
袁垣.武將選擇與明末政局——以明末名將左良玉為例.西部學刊,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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