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有六小龍

自然也有優秀的官場風氣

杭州濱江區官員那句「無事不到，隨叫隨到、服務周到」響徹祖國大江南北，以致遙遠的湖南將前幾日新出的《關于嚴格規范涉企行政檢查的實施方案》核心解讀為「無事不擾無處不在」，幾乎異曲同工。

我查了一下，其實去年就有四川、蘇北等地推出了「無事不到、隨叫隨到、服務周到、說到做到」等「四到服務」，比杭州還多一到！

可口號易，做事難。就像昨天我發了《》一文，一位江蘇朋友問那地方財政怎么辦，我說「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擴大對外開放，新上大項目、擴大消費。同時，大力發展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瞄準國際科研前沿，發展新質生產力」。

朋友一看笑斷了氣，我還一臉懵逼。

我說錯什么了嗎？沒有啊。可朋友為什么還要笑呢？

當然，我也知道，我這個回答不能解答杭州為什么有六小龍的問題，只能讓山東朋友背下來考公。

言歸正傳，既得利益者最怕什么？顛覆！

創新最怕什么？壓制。

天下沒有主動創新的政府，因為科層制的官府維護的是既定秩序，而非破壞秩序，這是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全球都一樣。

惟一能讓經濟活起來不被官府搞死的方法，是劃出清晰的界限，讓官府不要再來「指導」企業了，這也是我們40年前改開以來政企分開、經濟騰飛的原因。

但從官員的角度，為了讓一切可控，當然要到處檢查—— 不讓他們指導，那他們存在的意義是什么？

那么，杭州－浙江經濟成功背后，官員究竟做對了什么？

我舉三位熟悉官員的例子。

一位出身計劃部門，按理說，這是個計劃經濟的堡壘，但這位官員是徹底的市場派，不但在位時放手發展民營企業，退休后更是擔任了學術職務，承擔了大量政策研究。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 公開呼吁為馬云平反、反擊遠洋捕撈的浙江官員中，就有他。

有段時間，因為議論尺度問題，他不大提以前的行政職務，但這并不改他是各種咨詢座上賓的「江湖地位」。不提以前，只是不給原單位帶來壓力而已。

這樣的官員，其他省有幾位？

第二位出身更為尊貴，一退下來直接進入了一家研究機構，組織一些退休官員研究民營經濟。這家機構費用不足，大家都過得苦哈哈的，但一群人在做一件自認為有價值的工作，成就感很足。

這兩位退下來之后，完全離開官場，投身學術研究，這與國外一些官員的路徑是不是很相似？

第三位則是2008年經濟危機時認識的。他當時擔任一個副省級城市的發改（以前的計委）主任，公開反對4萬億救市。

他的理由是，當市場供大于需時，不去解決需求問題，而是加大生產，這是想破腦袋也無法理解的邏輯。想來想去，惟一的可能是向全球傾銷，這倒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時間長了，國內失衡會深化為全球失衡，這會導致嚴重的貿易摩擦，到時候更難解決。

至于國內需求不足，這是由于稅收擠占了太多利潤，壓縮了居民收入空間。再加上社會保障不足，哪怕他這樣的廳級干部，有錢也不敢花——萬一七八大姑八大婆生個病失了業要不要接濟？

事實上，他的兩個擔心，現在都應驗了，甚至變得不可收拾！

至于他本人，雖然持有這樣的觀點，后來 還升職了，可見浙江官場的開明程度。

就連「騙補」這種事，官員也都選擇了容忍，而非去堵漏洞。

在某種程度上，浙江官員沒那么「聽話」，這才有了企業的創新空間。

比如外界對浙江官員 「一家兩制」的批評，在現行制度下有不合規的地方，但一家兩制并非全然壞事——官員對市場和企業家有非常切身的感受，進而抱有善意——梁文峰這種搞量化基金出身的，放在其他省沒關進去都算好的，而在杭州就被放一馬。

我在一個地方掛職時，終于深切體會了民企之難，當上面來視察的領導對民間資本各種看不慣時，我也參與解釋了幾句。而在之前，我跟領導的觀點是差不多的。

事實上，在正常國家，只要制度得宜，根本用不著這不行那不行。特朗普是個破產的開發商，馬斯克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技術狂人，也沒影響他們在政壇的發揮。

只有在照不到光的地方，因為看不見，才怕這怕那防這防那。

也因為沒山東官員那么「聽話」，在前些年大干快上光伏和新能源汽車時，浙江光伏產業產值居全國第三、新能源汽車排名第五——在經濟大省中幾乎排名老末。

但去年以來政策支持和補貼的大潮退去，浙江受損最少。

這就是浙江。

堅持常識， 就是這么難。

但堅持常識，就是種善因、結善果。

只是，在我們這，堅持常識，在一些領導眼里，可能就是「不聽話」。

創新即顛覆，這在官場、商場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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