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革的背景下，國家創業主義（State Entrepreneurialism）作為一種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為發展中經濟體提供了實現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路徑。本報告以中國特高壓、高鐵與4G建設為例，深入分析了國家創業主義的成就、適配場景、實施基礎、關鍵要素及策略等問題。報告指出，中國通過國家創業主義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展現了國家創業主義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適配性和有效性。報告進一步指出，國家創業主義推進突破性創新的成功實施依賴于三個關鍵要素：適合的領域和場景、創新生態的構建和“抓手”選擇、技術標準體系構建和迭代的賦能。通過這些策略，中國不僅在高鐵、特高壓輸電和4G電信等領域實現了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還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此外，報告強調，發展中經濟體可以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結合自身國情，精準動員資源，推動突破性創新，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突破性創新成就，這些成就不僅提升了國家的綜合競爭力，也為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以高鐵為例，中國高鐵通過自主研發攻克轉向架、牽引系統等關鍵技術，復興號的中國標準占比達84%，并憑借其先進的動車組技術和全球最長的高鐵網絡，從高鐵領域的后來者迅速崛起為全球領導者，在短短六年內趕超了大多數發達國家。高鐵不僅成為中國鐵路現代化的象征，還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類似，特高壓（UHV）輸電項目自2004年提出以來，在電網技術、電氣設備、項目建設和運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面對±800千伏換流變壓器技術封鎖，中國選擇了自主創新的道路。國家電網通過“用戶驅動的創新管理模式”，在四年內完成關鍵技術創新，形成了世界級技術體系。除此之外，中國在商用無線通訊（如4G）以及核能發電等領域的毫米波無線接入架構、物理層關鍵技術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并完成了相關芯片模塊的設計與流片。從技術追趕到自主創新的過程充分體現出中國在全球技術追趕中的顯著成就。

而自2020年開始，面向未來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正呈現出三大戰略方向：在信息基礎設施領域著力構建5G、物聯網、衛星與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融合創新生態；以人工智能、云計算與區塊鏈為代表的通訊網絡基礎設施和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再根據近期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三年行動計劃》部署，我國正系統推進6G星地融合網絡試驗、東數西算國家樞紐節點建設，2023年相關領域研發投入強度已提升至2.6%。特別是在量子計算、類腦智能等前沿領域，通過"揭榜掛帥"機制實現17項關鍵設備國產化突破。這種“硬件筑基-軟件賦能-生態創新”的垂直整合模式，既培育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系統集成能力，又為數字孿生城市、產業元宇宙等新業態提供了基礎設施支撐。隨著"一帶一路"科技合作專項的深化，中國在數字絲綢之路、綠色能源走廊等新型基建設施的跨國共建中，正在探索技術標準輸出與協同創新機制。

這類無論是當時被認為是新型基礎設施的成功建設還是為未來繼續迅猛崛起所做的新興技術領域的部署與準備，都充分展現了國家創業主義在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的重要作用。相關研究表明，在公共機構直接和成功地促進創新的情況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會大大促進該國的經濟發展。

首先，國家創業主義能夠通過內生增長機制，幫助國家實現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其次，國家創業主義有助于國家在關鍵技術和核心產業領域實現自主可控，從而提升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際競爭力。

盡管國家創業主義在推動創新和經濟增長方面展現出顯著優勢，發展中國家在實踐中仍面臨諸多獨特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治理能力相對薄弱，政策執行效率和資源配置能力不足，這可能導致政策目標難以有效落實，甚至引發資源浪費和腐敗問題。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基礎和人才儲備方面相對不足，難以在短期內實現技術追趕和產業升級。此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和市場準入限制，進一步增加了國家創業主義的實施難度。

然而，來自中國的探索成果，幫助我們對國家創業主義所適配的情景、基礎以及關鍵抓手，形成了較為立體的認知。表1總結了中國三個大（新）型基礎設施行業中國家創業主義取得顯著效果的背景、關鍵措施、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外部性效應。然而，由于突破性創新的高風險性和高成本性，政府在推動這一過程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需要克服技術不足、資源分配和合作協調的難題。

表1 行業機會與國家創業主義行為的機制分析

國家創業主義可以不考慮場景嗎？

政府通過監管、補貼等工具降低創新成本，但突破性創新需要跨越技術、資本、政策和市場的多重鴻溝。政府的角色從“修正者”轉向“系統架構師”，成為“探險者”和“創業家”，推動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和創業性活動。

突破性創新是指能徹底改變現有技術路徑、創造全新市場和商業模式的創新。這種創新能帶來短期的經濟效益，也能為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奠定基礎。例如，高鐵和特高壓輸電技術提升了效率，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引擎。這些成果的實現，正是國家創業主義為這些創新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

然而，這種創新模式雖然能夠帶來重大技術突破和新產品開發，但其過程復雜且充滿不確定性。在發達經濟體中，企業、大學和政府之間的合作已成為分擔成本和風險、推動突破性創新的有效模式。然而在新興經濟體中，由于資源、技術、市場機制等多方因素的制約，這種合作模式往往難以復制。

在多重約束的挑戰下，政府主導的創新范式須聚焦具有乘數效應的戰略領域。有研究表明，大型基礎設施的現代化轉型正是國家創業主義的理想試驗場。基礎設施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基石，具備公共投資密集與長周期運營特征。同時，基礎設施的模塊化設計使其具備高度復用性，并且能與新技術耦合。此外，基礎設施建設的抗極端環境能力（如5G專網救災方案）和自然系統的協同（綠色基礎設施對生態網絡的支撐）更凸顯場景適配優勢。這種“基礎支撐-場景適配-技術反哺” 的循環機制，通過一定程度上降低創新試錯成本和創造技術擴散場景，為突破性創新培育了系統化生長空間。

國家創業主義是一個無法落地的概念嗎？

國家創業主義的成功不僅需要政府積極作為，更需依托特定制度基礎。傳統發展型國家理論雖為東亞經濟奇跡提供了分析框架，但其依賴“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選擇性干預和保護主義措施實現趕超”的核心理論，在當今技術范式快速迭代、全球價值鏈深度重構的背景下已顯不足。

發展型國家理論過分強調政府能力而低估了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其垂直式產業政策難以適應平臺經濟、生態系統競爭等新型產業組織形態。同時，該理論固守線性創新模式，忽視了創新過程的開放性、網絡化特征。尤其在技術-經濟范式加速轉換背景下，后發經濟體無法復制"模仿-創新"路徑，需在技術變革早期嵌入創新生態，通過前瞻布局與正向工程實現技術趕超。

在大（新）型基礎設施領域，突破性創新面臨技術集成度高、風險大的雙重挑戰，需要多方協同。市場機制和技術積累不足，傳統政策工具（如補貼、減稅）效果有限。由此可見，在面臨快速發展與轉型需求中的發展中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亟需構建融合市場與非市場要素的新機制應對轉型壓力。

基于上述挑戰，發展中經濟體運用國家創業主義推進大型基建，須構建雙重基礎：整合市場與非市場要素的協作框架與協調多方力量的“抓手”。這一機制需兼具同時滿足突破市場失靈、嵌入市場邏輯以及縮短技術追趕周期的條件，即既要通過非市場手段調動資源以彌補私營部門動力不足，又要引入效率導向機制以避免政府直接干預的低效性，并在技術基礎薄弱條件下快速實現突破。其核心在于借助“間接干預”方式，將政府戰略意圖轉化為市場主體的行動，從而在降低風險的同時提升創新效率。

在如此“既要又要”從而取得最佳均衡的要求下，國有企業可作為政府間接參與創新活動的有效“抓手”。國有（控）企業通過“政府授權、市場運作”模式，既規避了政府直接干預的弊端，又彌補了私營部門的短板，成為突破性創新的關鍵樞紐。首先，國有（控）企業兼具市場邏輯（追求資產增值）和國家邏輯（服務戰略目標），能夠在商業可行性與公共使命間取得平衡。其次，作為政府與市場的“接口”，國有（控）企業可調動財政資源、協調跨部門合作，并在高風險領域承擔“錨定者”角色。最后，國有（控）企業作為“核心協調者”，能夠聯合供應商、科研機構、用戶等主體，形成目標一致的創新網絡。

同時，大（新）型基礎設施領域中的突破性創新還需要依托創新生態支撐，而非單一企業行為；需要其機制涵蓋主體協同、生態鏈整合與資源優化配置，并能夠動態吸收新技術與理念，以維持系統的活力和競爭力。可以看出，中國政府采取了與傳統方法不同的策略：通過戰略信號引導國企，配置資源推動其主導大（新）型基建項目，構建創新生態實現技術突破。

這種模式以非市場機制彌補早期市場失靈，又依托企業保障效率，形成比直接行政干預更具可持續性的創新治理架構。此時，央企作為核心樞紐，在構建創新生態、推動技術突破中具不可替代性。如果說，創新生態系統是中國國家創業主義在推動大（新）型基礎設施突破性創新的基礎，那么央國企則是構建這一基礎的“抓手”。

有巧勁可使嗎？

在發揮國家創業主義推動突破性創新的過程中，發展中經濟體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考慮發達經濟體的技術躍遷和封鎖），通過資源整合推動突破性創新。發展型國家模式在東亞地區曾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期的韓國和日本等國家，通過減稅、補貼等手段支持產業發展。但研究顯示，該政府主導模式易固化漸進創新路徑，抑制顛覆性技術創新能力。

在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逆向工程雖然對技術引進和快速發展有一定幫助，但這一模式的局限性在新一輪工業革命背景下越來越顯現，特別是在技術突破的過程中，逆向工程無法有效推動富有創造性和高度創新性的生態系統構建和作用發揮。國有企業，尤其是在大（新）型基礎設施領域，雖然能夠依靠政策支持和舉國體制快速推進項目，但其技術能力的局限性和創新生態系統的建設能力依然顯得不足。有學者指出，壟斷地位可能會削弱創新動力，阻礙新技術的引入和突破。因此，國有（控）企業的轉型升級，尤其是提升其在創新生態系統中的主導作用，是推動突破性創新的關鍵。

此外，綜合國內外劇烈變動的因素，創新的窗口期往往會縮短，在大（新）型基礎設施項目中技術積累和產品開發必須加快速度。有學者指出，技術基礎的滯后和資源的限制，使得發展中經濟體必須更加注重加速創新的進程，而不單純依賴發達經濟體的經驗。

相較于傳統的技術驅動模式，正向工程方法更能適應發展中經濟體的需求。這一方法強調從市場需求出發，逐步推進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具體而言，第一步是確定大（新）型基礎設施市場需求的核心，第二步是通過政府與國有（控）企業共同制定技術標準體系，第三步是圍繞該技術標準體系推動跨部門、跨行業的協作，第四步是通過持續的技術研發和創新，不斷完善相應的技術標準體系。這一過程的核心在于通過技術系統化和標準化，推動跨部門的協作，并最終促進技術突破的實現。

盡管政府在推動突破性創新中起到主導作用，但市場機制的引入也同樣重要。通過引入市場機制，政府推動更多私營部門和國際合作伙伴的參與以激發更廣泛的創新活力。在中國4G和高速鐵路等項目中，政府與私營部門的合作極大促進了技術標準的制定與實施，使得創新生態系統更加成熟和有效。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場機制的引入不僅有助于推動技術進步，也能夠加速技術的跨國協作，增強整個創新生態系統的競爭力。

基于此，盡管面臨技術基礎薄弱、時間緊迫和資源有限等挑戰，發展中經濟體依然可以建設具有可持續性和前瞻性的創新生態系統，形成“接力跑”或“升檔”式的“政府-國企-生態-市場”進化機制，通過快速迭代實現技術突破，使得國家創業主義有效發揮作用。

后續如何？

中國在特高壓電力傳輸、高速鐵路和4G電信領域的“需求牽引-政策驅動-標準引領”創新范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近年來，中國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探索進一步擴展了這一經驗框架，并取得了顯著成效。而在面向未來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成功實施的關鍵機制在于：

首先，抓住基礎需求帶來的機遇，并精準定義應用場景至關重要。例如，2020年開始規劃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衛星互聯網是否能夠通過應急通信和偏遠地區網絡覆蓋解決現實瓶頸，還是僅滿足小眾市場需求？低軌衛星星座的快速組網能否推廣至更廣泛的層面，是否能夠支撐農業監測、災害預警等多領域的數據需求，亦或依然局限于特定場景？人工智能，尤其是深度學習和自主優化技術，能否解決醫療、金融等領域的復雜問題？這些技術是否能夠突破傳統手段的局限，真正實現從數據處理到決策制定的全面智能化？再比如，基于車路協同的自動駕駛作為未來智能城市的核心組成部分，能否在大規模城市交通管理中發揮作用？其外部性效應是否能夠推動碳排放顯著減少、城市管理優化，甚至優化生態環境？

其次，政府的積極支持和協調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財政資助、政策優惠和資源整合方面，特別是在激發國有企業成為創新生態建設者方面。如何形成“戰略規劃-工程實施-生態培育”這一立體化機制，以推動技術突破和產業成熟，成為關鍵問題。例如，自2020年衛星互聯網納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來，社會資本逐漸向空天領域聚集。如何再次利用國家創業主義機制，通過“GW星座計劃”等國家級工程推動低軌衛星組網，以國企主導帶動民營航天企業參與衛星制造和發射服務？同時，如何通過搭建數據共享與技術轉化平臺，激活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創新活力，形成從頂層設計到產業落地的完整閉環？

第三，國家創業主義機制通過推動技術標準體系建設，發揮政府協調和催化作用。在新時期，需要關注如何通過統一的技術標準體系推動產業聯動，避免資源浪費和低效競爭？政府能否通過政策、財政支持和資源整合，激發企業在技術標準制定中的主導作用，并推動形成高效、長效的創新生態系統，以吸引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進而實現更多的跨界創新和開放型創新成果，使其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呈現強大的生命力和競爭力？

第四，產業集群效應是促進技術和產業發展、優化資源流通的關鍵。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與物聯網、云計算融合，形成了跨行業數據共享的生態系統。產業集群效應使得技術創新不再是單一企業的任務，而是多個企業、技術和產業之間的協作過程。通過集群效應，產業鏈上下游能夠緊密連接，各種技術能夠快速轉化為市場需求，形成良性循環。需明確的是，如何通過創新生態系統的演化，孵化和催化產業集群的成長，進而圍繞復雜技術的突破和創新，形成供需的良性互動循環。

綜上所述，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在推動突破性創新時，面臨技術不成熟、資源匱乏和市場需求不穩定等挑戰。中國的新基建實踐表明，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政府應培養國家創業主義精神和能力，采取靈活的策略，明確政府推動突破性創新所適配的場景，并基于相關市場需求，推動跨部門、跨行業圍繞滿足相應需求，形成焦點價值（如技術標準體系），進而圍繞技術標準體系催化相關主體的生態構建和協同創新，并與生態參與者共同承擔創新風險。這要求政府不僅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更要通過政策和制度創新來鼓勵和催化企業、研究機構及跨界專家團隊的相互合作，并在相關科技成果的巧妙運用下，促進更多突破性創新的順利推進，產生深遠的經濟、社會、環境價值。

汪瀟，新興產業洞察專家，西交利物浦大學博士生導師，深耕于數智全球化與三創管理研究。 劉國權，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分管信息技術，深耕于信息科技研發，管理；產業孵化，產業政策等。 鐘立晨，英國卡迪夫大學MBA，蘇州宏知慧數字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致力于中小企業家能力的數智化升級。 周虹妤，西交利物浦大學管理學在讀碩士。研究創新管理、產業經濟等領域，參與過相關課題與軟件工具開發，擁有軟著和專利成果。 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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