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梓潔 曹賓玲

編輯 | 付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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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一眼700平的大院子，告別自己在新西蘭的“家”，劉璐拎上行李，和丈夫、孩子一起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出國10年，她已從青澀的留學生蛻變成有房有車、工作穩定的“新紐村人”，過上了別人羨慕的舒適生活。可即便如此，她還是選擇了離開。

移居加拿大近20年的水哥一家，比劉璐更早踏上回國的旅程。為此，他前前后后砸進去二十余萬：航班不斷改簽，一家四口干脆買8張機票，哪趟能飛坐哪趟；倉促給孩子安排的學校不理想，又為擇校交了14萬“學費”……

但水哥認為一切都值得，“回到香港這段時間，感覺頗似一次重生。”

像劉璐、水哥一樣回流的人還有不少：在德國的陳樂，發現自己身邊一半的同胞都想回到祖國的懷抱，在英國事業蒸蒸日上的瑪麗也選擇回來過日子。

越來越多向往不同的生活，甚至懷揣著移民夢遠渡重洋、奔赴異國他鄉的人，如今正排著隊，踏上回國的路。

社媒平臺上，熱門移民國家相關話題，充斥著濾鏡破碎的聲音，“移民回國”“反潤”的話題熱度也持續攀升，分享量破萬。

當夢想照進現實，總是在尋覓更好更舒適生存環境的人們，兜兜轉轉又回到了故土。

中國人只是愛有濾鏡的“自由生活”？

寧靜古樸的街道、海港夜景裝飾的落地窗、沾著熱汗的球拍……陳樂挑選的“快樂碎片”，可以湊一部歐洲生活松弛感圖鑒。

她按下發送鍵，熟悉的紅色數字即刻跳動，國內親朋好友們紛紛前來點贊，評論區很快被“你的日常是我的詩和遠方”“替我自由”等艷羨的聲音填滿。

然而，陳樂卻有苦說不出——這些看似愜意、悠閑的娛樂活動，只不過是她抵抗抑郁的努力而已。

到德國近10年，她還是不能習慣漫長冬季里，連續幾個星期看不到太陽的陰雨綿綿。下午三四點暮色西垂，走在低矮的云層之下，一股被流放“寧古塔”的感覺就油然而生。

為了對抗“winter blue”（冬季抑郁），她不得不把30天的年假安排得滿滿當當，只為尋一處陽光海灘調理心情；家里更是常備“人造太陽”、毛絨玩具等擺設，營造溫馨氛圍感。

“在國內，運動、旅行很多時候是錦上添花，但在德國是為了維持正常的精神狀態。”她無奈道。相比之下，在新西蘭生活的王宥愷，生活環境就好上許多。

初到風景如畫的新西蘭，他就被那里漫長的海岸線和廣袤的草場所吸引，隨處可見的公園、湖畔，更是讓他不禁感嘆：“每一幀都美得可以截下來當壁紙。”

但再漂亮的景色終有看慣的一天，最初的震撼過后，地廣人稀的孤獨感開始翻涌上來，尤其作為天生愛社交的北京人，找不到人嘮嗑這件事，抓撓著他的心肝。

“大家都住得遠，不可能像國內一樣經常去聚會、串門。”王宥愷說，而且在國外，人與人之間的邊界感很強，聚一次得提前幾天預約，缺了一些“說走就走”的爽快。

加拿大老移民水哥也發現，打破濾鏡的西式生活，不一定適合中國人的體質。

猶記得打完新冠疫苗后，在家跳繩鍛煉身體的他，突然心臟劇痛，雙腿發軟，癱倒在地。

他強撐著爬起來，給家庭醫生打去電話，對方左一句“我對您現在的狀態非常關心”，右一句“我已經清楚您的需求”，情緒價值拉滿，最后處理辦法卻是：情況緊急，我們幫您聯系專科醫生處理。

輾轉到專科醫生那里，上述的車轱轆話又循環了一遍，再問看診時間，水哥人都傻了——排期約到了3個月之后。

“如果當時我患上的是心臟病，后果真的不堪設想。”水哥心有余悸，雖然加拿大公立醫療是免費的，但從小被灌注“人命關天”理念的他，無法接受醫生們的佛系。

獨自在德國抗擊新冠后遺癥的莎莎，就差一點為此客死他鄉。

那段時間，她連續失眠兩個月，視覺、味覺全部喪失了，動作一大就大汗淋漓。她問醫生自己為什么睡不著，得到的回答是“很多人都失眠”；她說眼睛不舒服，醫生就讓她“多眨眨眼”……

她把心電圖、檢查單擺到桌面，醫生匆匆掃一眼便告訴她，“指標一切正常，不要在這里耽誤時間了”，氣得她連夜訂機票回國。

而回國后，醫生僅僅是聽莎莎描述癥狀，就準確指出了病灶所在。幾副中藥下肚，失眠就好了；再調養2個療程，身體恢復正常。

“以前總覺得國內醫院人擠人，門診幾分鐘看不仔細。”如今莎莎意識到，國內龐大的人口基數，讓醫生們接觸了更多病例，在關鍵時候更老練。

經此大病，她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國外的經歷。這一想，便發現除了生活底色不同，在職場上自己也從未真正融入過。

在海外職場“水土不服”，又錯過祖國發展快車

“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再不抓緊回答你們將輸掉比賽。”同事倒計時的聲音響起，但莎莎死死盯著答題板上的單詞“Nativity”，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涵義。

那是團聚活動上的小游戲，她和亞裔同事組隊完成挑戰，英語已接近母語水平的她，本以為能輕松應對，沒想到第一關就被難住了。

最后揭曉謎底，“Nativity”特指“耶穌基督的誕生”，隊員們紛紛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莎莎也笑著鼓掌，心底卻很不是滋味：“明知道我們不信教，卻偏要考宗教事件。”

類似的隔閡不是第一次遇見了，即使莎莎與本地人再熟絡，仍然會因為沒有在他們談到歐洲名人或民間段子時會心一笑，而反復被提醒作為“外國人”的身份。

“很多老外眼里的常識，我們的腦子里就是沒有儲備。”莎莎嘆氣道，再加上非母語環境下，對話讀寫都要騰挪腦容量來理解，她常常感覺自己“變笨了”，有升職機會也很難爭取到。

與莎莎類似，陳樂也時常感覺自己與海外職場格格不入。猶記得DeepSeek爆火后，她興高采烈地跟德國同事聊起AI技術，結果對方張口就給她澆了一瓢冰水——“這能保證我們的信息安全嗎？”

不止是DeepSeek，陳樂的公司為了保證數據安全，連谷歌、ChatGPT都不讓在電腦上用，在國內朋友熟稔訓練AI時，她仍在倒騰幾年沒更新的德國本地軟件、網頁。

“在老外的觀念里，事情做好了最好就不要再變了。”陳樂剛入職干數字營銷時，提出了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然而她想做精準投放，上司怕有數據風險；想換張海報，又擔心會傷客戶感情……

半年下來，除了每2周更新一次網頁、3個月發一次郵件等重復性、“干久了腦子會生銹”的工作，她居然什么創新也沒干成。

反觀國內的同行，業務模式花樣百出、行業黑話層出不窮，巨大的落差讓天生事業心的她深受打擊，“我感覺西方越來越像原始社會，東方反而像現代社會。”

此前，她能繼續干下去，在于德國錢多事少福利好，能夠Work-Life Balance，也沒有35歲危機，一份工作可以干一輩子。

但如今，歐洲也變天了，尤其是她所在的德國，支柱性的汽車產業在電車轉型浪潮中落伍，大眾等老牌車企紛紛揮起大刀，開啟“廣進計劃”。

“在歐洲裁員其實不可怕，你可以拿豐厚的賠償躺平一兩年，但之后呢？”陳樂說，產業的衰敗才是最令人不安的事情。

和丈夫在新西蘭做植物學研究的劉璐，每次走進實驗室，都很難相信這是發達國家的配置：辦公室墻體斑駁脫落，設備陳舊得像國內八九十年代的一樣，做出來的數據，精度都不夠寫進論文里。

比硬件更貧瘠的，是他們的項目資金：一個項目低至幾萬元人民幣，還要交高昂的管理費、試驗人工費，留給科研的錢少得可憐。

甚至，劉璐丈夫做完手上最后一個項目，資金就要徹底枯竭了，因為資源要轉向氣候變化相關的課題。

正是由此，她丈夫到中國開展一次交流后，一直對中國念念不忘——國內普通本科高校實驗室中心，各種基礎儀器一應俱全，甚至尖端設備也不少見；資金更是不必說，一個項目動輒百萬，試劑價格也只有新西蘭的1/4。

如此鮮明的對比，讓他們在接到國內高校拋來的橄欖枝時，激動不已。“但坦白說，我們一開始是很猶豫的。”劉璐說，畢竟國內的卷，讓人望而卻步。

曾經的應許之地，變成想要逃離的“圍城”

“你們中國人不用休息嗎！為什么周末群里還不停發工作消息？”被丈夫滿眼清澈、充滿好奇地盯著發問，劉璐認命地開始新一輪“科普”。

這已經是劉璐不知第幾次給他填平“認知差”了，自從夫妻倆雙雙回國內高校任職后，她感覺自己化身成了“幼師”。

新西蘭土生土長的丈夫，對國內的語言、體制都“水土不服”：申請一個項目，需要各種填表報批；和學生開組會，各講各的。劉璐只能身兼翻譯、助手，盡快幫他適應。

而安撫丈夫之余，她還要抽時間“哄”自己。畢竟在新西蘭時，她可以住400多平的獨棟別墅；回來后，一家人只能蝸居在“水泥盒子”里，落差不是一般的大。

不過，盡管各種不適應，劉璐卻并不后悔回來，“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兒，按當下的最優解走就行了。”

而在遭遇更大沖擊的瑪麗看來，這些委屈在生命、財產安全面前，根本不算什么——2009年去英國留學的她，怎么也沒想到，彼時是“應許之地”的倫敦，在十幾年后會成為“法外之地”。

“昨天我在威斯敏斯特區逛街，包被搶走了”“我同事晚上出來買瓶酒的功夫，就遇上了持刀搶劫”......最開始，她只是從社交群的分享中，捕捉到治安變差的跡象。

但很快她就成了親歷者，出差住個酒店，碰到窗外上演槍戰追擊；丟東西更是成了家常便飯，最夸張的時候，半年之內，能連著丟兩部手機。

如此魔幻的亂象，瑪麗其實心里有預期，“這幾年不斷惡化的政治經濟問題，再加上大量移民、難民涌入帶來的文化沖突和融合問題，自然加劇亂象橫生。”

但理解不代表接受，畢竟提心吊膽的感覺太折磨人了，受夠了的瑪麗本想“脫英”去其他歐美國家，可咨詢了一圈發現，那個“意林”里美好的海外世界，在集體坍塌。

已入籍加拿大多年、正絞盡腦汁恢復中國籍的水哥，對此最有感觸。他創業投資大把錢撒出去，外加兢兢業業熬年限，好不容易申請下來的加拿大籍，轉眼憑難民身份就能輕松拿到。

且進來后，政府不僅給安排住處，還各種救濟、補貼——只要沒有工作，每月就能拿五六千的救濟款；生了孩子，額外有生育和兒童福利補貼。

“比如印度人，拖家帶口過來后就開始專心生孩子，一家三個、五個都是常態，這樣一個月不干活就能月入2萬。”水哥憤憤道。

全了上面的面子，自然就苦了納稅人。加拿大的收入稅最高能達到46%，相當于打工人一半的工資都要用來交稅；而買個東西，除了支付商品的價格，還要額外交13%的購物稅。

不僅收入被層層盤剝，安身立命的房產權益也難以保障。當地法律規定，租客如果交不起房租，房東不能把人趕出去，這導致當地“租霸”橫行——租客隨便找個理由，就能不交房租白住。

“我朋友就遇到過這種情況，租客霸占著房子不還，打了半年官司，損失了一大筆錢才收回來。”水哥每每說起來都感覺很荒謬。

自己辛苦工作、勤勤懇懇積累資產，到頭來全為別人做了“嫁衣”，已然讓水哥“遭不住”了，突如其來的大麻合法化，更是讓“逃離”迫在眉睫。

隨便參加個party，一不小心就會吃到加了大麻的蛋糕、零食；在自己家里，能聞到隔壁鄰居的二手大麻味；學生之間，吸食大麻成了“新式社交”......每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水哥既擔心自己中招，更害怕孩子學壞。

因此，得知可以通過香港的優才計劃“曲線回國”后，他火速舉家遷回香港，等滿7年再當回中國人。

（文中劉璐、水哥、陳樂、瑪麗、莎莎為化名，特別鳴謝博主永和陳、小朋友與大自然、萌德勒、颯颯.DE、有眼袋的北京大叔對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