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科學界都在為新總統的緊縮政策感到不安，川普上臺后先是暫停了各大學術機構的資助支出，然后又大刀闊斧的削減總額。雖然這是美國政府總體緊縮的一部分，但是也不排除這是管理者和公眾對于學術界的生產力提出了質疑：這么多年錢沒少投，但是高水平的成果卻沒見多少，整個科學資助體系是不是有問題呢？還真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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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川普政府針對科學研究經費的削減政策引發了廣泛關注和爭議，預期的政策如果全部成行，將導致科研機構可獲得的資金面臨“斷崖式下跌”。尤其是有關“間接經費”的改革可能會帶來更嚴重的后果：2月7日，NIH突然發布新政策，將所有新舊撥款的間接成本率上限設定為15%，取代此前逐個協商的模式。這一決定聲稱參考了私人基金會（如蓋茨基金會的10%-15%上限），旨在將更多資金用于“直接研究”，預計每年節省40億美元（2023財年間接經費總支出為90億美元，占當年350億美元總撥款的26%左右）。科學家們指出，15%的上限遠低于實際運營成本，等于讓機構自己填補缺口，而大多數大學并無余力做到這一點，只能大幅削減人力支出，減少崗位來平衡賬目。

科學家們為錢發愁并非杞人憂天，因為現代科研確實是個“吞金獸”。從粒子物理到天文觀測，大型科學設備的高昂造價令人咋舌，而這些項目往往仰賴政府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如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HC），始建于1998年，總成本超92億美元，還不包括每年約10億美元的運行維護費用。幾年來為科學界帶來無數驚喜的詹姆斯·韋伯空間望遠鏡（JWST）則更為“燒錢”：這臺NASA主導的“天文巨獸”初始預算僅5億美元，因技術難題和工程延誤飆升至100億美元，這只包含了發射和五年的運營費用，后續投入難以估量。

而日常的學術資助其實開銷更大，根據美國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的數據，2023財年，聯邦政府研發（R&D）總投入為2050億美元，其中學術研究約占400億美元。NIH是最大金主，2023財年撥款386億美元，2024財年增至392億美元，主要支持生物醫學研究。NSF同期撥款分別為88億和87億美元，覆蓋基礎科學和工程領域。NASA科學任務理事會（SMD）2023財年獲77億美元，2024財年降至74億美元，用于支持JWST、火星樣本返回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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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問題來了：學術界拿了這么多錢，究竟拿出了多少成果呢？2023年發表在Nature的一項研究提出了“顛覆性指數CD(Consolidating/Disruptive index)”，所有研究成果被分為兩類，一類是深化型研究 (Consolidating)，一類是顛覆型研究 (Disruptive)。顯然人們希望D的數量多一些，表示顛覆性的研究數量更多。

然后他們分析了1945年至2010年間論文和專利的CD指數，發現無論在哪個領域，顛覆性指數都在顯著下滑：社會科學論文的CD指數從0.52降至0.04，物理科學從0.36降至0，專利中計算機技術的CD指數從0.3降至0.06，醫藥領域從0.38降至0.03。語言多樣性分析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趨勢，論文標題中“新詞組”占比減少，高頻動詞趨同（如“base”在2010年躍居首位）。盡管高顛覆性研究的絕對數量保持穩定，但整體上科學界顯然更傾向于沿著既有路徑不斷深化，而非開拓新領域，這一點毫無疑問。（延伸閱讀：Nature：顛覆性大滑坡，科研還能有實質創新嗎？）

正如Nature雜志2025年1月刊評論所言：“更多資金并不會自動轉化為突破性創新。”學術界的創新能力似乎正遭遇“瓶頸”，原因何在？一種觀點認為，科學史上很多突破性的創新都是年輕人作出的，充滿想象力和熱情的年輕人具備更強創造激情，如人們津津樂道的愛因斯坦在“奇跡年”發表了四篇劃時代論文，包括狹義相對論和光量子理論；沃森和克里克在25歲和35歲的年紀發現了DNA雙螺旋結構；居里夫人拿諾貝爾物理獎的時候才35歲。根據Nature 雜志2018年的一項分析，20世紀初，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在獲獎時完成關鍵工作的平均年齡為30-40歲。

如今的科學體系已經變得昂貴而復雜，尤其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連一般性的成果都很難搞得出來。而在純科研和商業應用的邊界日益模糊的時代，出了實驗室沒錢也同樣寸步難行：如最熱門的AI領域，任何一種大小模型的開發背后，都是以巨量資金支持的算力為基礎，沒有這個平臺，什么奇思妙想也很難有機會實現。

根據社會學者艾西瓦婭·坎杜賈 (Aishwarya Khanduja) 的分析，在1980年代，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超過18%的PI年齡在35歲以下，而到了2014年，這個數字暴跌到僅剩2%。與此同時，66歲以上PI的比例卻穩步攀升，2014年接近10%。這當然不能僅僅用人口結構的變化來解釋，而是反映了在資源分配體制上的根本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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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研究人員首次獲得R01資助的年齡時，這種時間上的扭曲變得更加明顯。R01（首次以獨立PI身份獲得長期資助）傳統上被視為獨立科學生涯的第一個重要里程碑，但過去25年來，這一分布曲線明顯右移：首次獲資助的年齡中位數從35歲左右延長到了43歲左右。到了2024年，NIH針對年輕研究者的R01撥款更是僅占總預算12%。如果承認年輕人作出突破性發現的概率更高的話，那么這種資助體制明顯是在降低突破性成果出現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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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領域也有類似的問題。從總量上看，數據似乎顯示資金并不短缺，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充裕掩蓋了一種更深層次的效率損失，稱之為“風險投資悖論”：資本越多，創新反而越少。這種悖論在行業的結構演變中清晰可見。最新數據顯示，風險投資總額已跌至2018年的水平，新入行的風險投資家首當其沖——首次成立基金的經理們籌集的資金從2022年的200多億美元驟降至2024年的僅40億美元。這不僅是周期性的低谷，更是一種制度性的困擾：許多行業被過去的成功所束縛，越來越多地依賴歷史模式分配資本，而非著眼于未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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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集中度說明了一切。前30家公司攬下了490億美元，而188家新興公司加起來才籌到91億美元。這種情況很像另類的馬太效應：過去的成功成了人們判斷未來投資的主要依據，已經初見成效的公司更容易獲得更多的錢，而讓真正新穎的想法越來越難獲得資助。同樣的邏輯在學術界同樣適用：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更容易獲得新的資助，因為他的輝煌履歷暗示出成果的概率更高，雖然事實上未必如此。

尤其是隨著學術界獲得的資金總量在不斷攀升，在這個行當里“混碗飯”甚至是發點財都成了一種可行的謀生手段，那么針對整個系統的弱點和漏洞展開學術不端的操作就成了打不完的地鼠，浪費和盜取越來越多的資源。（延伸閱讀：只要考核論文指標，就永遠都有簡歷美顏：消除論文工廠需要釜底抽薪）面對這樣一個效率低下，整體分配邏輯可能有嚴重問題的體系，財政撥款的增減還重要嗎？永遠都在呼吁增加投入的科學界，是不是也應該拿出一份階段性的分析和反思報告，并做出足夠的改變讓人們重拾信心呢？

參考文獻：

1.https://www.aaas.org/programs/r-d-budget-and-policy/fy-2025-rd-appropriations-dashboard

2.https://science.nasa.gov/mission/webb/about-overview/

https://ncses.nsf.gov/data-collections/federal-budget-function/2023-2025#data

3.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6846-0

4.https://mp.weixin.qq.com/s/O0GNf6XtPBovOwqIA9UGjw?token=988183002&lang=zh_CN

5.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much-does-scientific-progress-cost-without-government-dollars-for-research-infrastructure-breakthroughs-become-improbable-249566

6.https://goodscience.substack.com/p/the-slow-cancellation-of-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