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訪遼新州

文 / 邵國田

據《遼史·地理志》記載，遼代武安州原本歸屬唐代沃州管轄。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與中原作戰中掠來一大批漢民，在木葉山下給他建私城，契丹語叫“窩魯朵”，建成后又將這些漢民從木葉山遷到遼代武安州這個地方，建了一個新的窩魯朵，號“杏堝”。隨著城市的擴展，又將“遼西戶”補充到這里，更為“新州”，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改新州為武安州。境內有黃柏嶺和潢水。

1976年，位于白塔之東約3公里的三家村發現一座元代墓，出土一個長方形紅松薄板的買地券，用朱砂寫有買地券的立券人為張造妻楊氏，首行寫有“大朝蒙古國北京所京管武平縣右城住人”，即說明這里是元代的武平縣，歸北京路管轄，上溯到遼代即是武安州，這是有關武安州出土的第一個文字依據，因此格外珍貴。

另外一個文獻證據是出土于貝子府鎮畫匠溝北十二連山南耶律延寧墓志銘記“重熙二十四年（公元1055年）二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新州南之私第”，即說明改為武安州之后66年還稱為新州，說明“新州”之名一直在沿用。

以上文獻記載證明，武安州在遼代是城遼上京為皇都之先，最早的草原城市之一，另一座城是阿保機所建的龍化州，也有學者認為是在敖漢境內，但迄今未能確認。

圖一 武安州佛塔塔檐斗栱

（來自《敖漢文物精華》）

武安州城址位于敖漢旗政府之東約28公里，隸屬豐收鄉管轄。城址之東為白塔子村。城址之北為驗馬河，河是從西南向東北流至大敖吉村匯入教來河，即史載的“潢水”。

我在職期間，多次去過白塔子，從心底里很喜歡這里。有很多感動皆是因為這里出土了重要的文物，當地干部和普通農民義務地擔起保護責任，也有過好多的無奈，也因為一些人的無知又無畏，有意或無意地破壞和盜擾。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今擇其要者記錄如下。

一訪，起因是由老校長魏振鵬的捐獻

1973年6月份，我剛從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文物培訓班回旗，第一件事便是去白塔子調查，主要原因是我在師范讀書的老校長魏振鵬在白塔子勞動改造時，在武安州城址里撿到一件瓦當范，他知道我是文化館的文物干部，回旗便送到我的辦公室，無償捐獻給國家。他還詳細介紹了發現過程。

圖二 老校長魏振鵬（家屬提供）

魏老師是敖漢旗很有名望的老教育工作者，在日偽時期就教書，因去過一次日本參觀，文革便打成了反革命，被打倒了，更是武斗的重點。有一次夜晚批斗時他兒子來打探，被造反派發現后被押送到旗公安局成了現行反革命。1968年初冬時節，我們都快離校，魏校長跳井自殺未遂，可能因井里水太淺沒淹怎樣，打撈上來就放室外凍成冰棍，他很堅強，硬挺過來。

我們畢業他還沒有徹底解放，要到鄉下勞動改造，白塔子村是旗文教局蹲點單位，我這次下鄉時就在他們工作隊的伙房吃飯，單位伙食屬于大鍋飯。魏校長已年近60了，就在這樣艱苦環境下生活、勞動。這年春天城里平整土地時，出土了這件獅面紋瓦當陶范，別人沒當回事，只有他懂得其學術價值，完整保存起來。

陶范呈扁桃形，褐色，火候高，正面為獅面紋，威武兇猛。背面正中豎刻“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五月日記（押）”。橫長23.1，中高16.6，厚3.3厘米。

圖三 白塔子城址出土的元代瓦當范線圖和拓本 （來自《文物》1987年7期）

在古代建筑遺址上瓦當常見，瓦當范很難見，刻有紀年的瓦當范更是難見，是稀世之寶，也是難得的藝術品。這件瓦當范紋飾清晰而精美，并且有明確的紀年，是元代瓦當斷代的標準器。魏校長憑借著他淵博的知識和文化素質，并無私獻給國家，使這件稀世之物保存在家鄉的博物館里，留給后世，惠及子孫。

又過了20年的春天，我在這里搞社教，有時間在城里轉，又揀到一件殘瓦當范，形制略同，但背未刻款。

能見到如此精美的瓦當范，必建高規格的建筑。由此我們再看一次大地震，為元代三次大地震之首，即發生在元世宗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北京路（現寧城）大地震，將北京路改為武平路，路址也由寧城遼中京元大寧路遷到今敖漢白塔子，有認為可能與這次大地震有關。后又改為大寧路，即從武平遷回大寧。這一連串改路即和此次大地震有關。武安州白塔也震下一截。

這就是這件瓦當范背后的故事。

當時文化館也歸屬旗文教科管。所以我在民間征集文物，大隊、公社干部和文教科蹲點工作組相互配合，聽到線索就告訴我，隨時到農民家走訪做工作，把文物交給國家。采取以當年的階級斗爭方法，凡是遇到貧下中農，就以不忘階級苦、熱愛黨和國家，作說服工作，他們都不計代價全盤托出；如遇見地主富農，則以“想翻天嗎？”嚇唬他們也就全交出來，只有一家為公社機關職員的家屬，有兩個銅鏡子，就是不交出來，我只好找我的姓蘇的遠房舅舅，他是公社司法助理，有手槍，對我說外甥，我一去都得交出來。我們一進屋，他對著老太太大聲吼道，交不交，主人還不想交，他把槍往柜上一摔，你兒子不想當干部了，干部他母親一聽這話，乖乖的從柜里拿出兩面鏡子。當然，也不是白要，一般采取互換的方式，交給一個碗到供銷社花0.2元買一個同樣大的碗互換一下，像銅鏡等稍貴一點，就花1元錢左右買個枕巾、手巾、鋼筆之類的。當時一度銅0.24元一斤。他們說，還是現代碗好，城址里出的碗怕熱，一遇熱就炸。

工作了快一個星期，白塔子的農戶快走個遍，附近幾個村子還是有些線索，此時，給文化館王玉珩館長打電話，他帶些錢來了。我們倆到南荒、塔東、東城子等村，往回抬大甕，用一個扁擔一根子往回抬，雖是幾里的路程，但無奈甕太大，抬一趟好費力氣的。

返回的那天是村里派拖拉機送我們，大件除了大甕還有刻有紀年的石棺蓋等，裝了滿滿一拖拉機。本村的農民知道我們要走了，還紛紛趕來拿著碗向車上遞，我們只好收起來，讓大隊干部處理獎勵的事。

回到旗里，稍作整理后，我就寫了一篇小文章《白塔子訪古記》，利用文化館的櫥窗刊發出去，配上一些照片，圖文并茂。這種內容和形式在現在不算什么，在當時大字報、大標語、大批判充斥在各個角落的年代里，街頭出現“訪古”的文章，如一股清流徜徉，人們紛紛圍觀，尤其晚上在燈光下圍觀的人一波接一波。

圖四 遼新州城址。地表實測圖 （來自《內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期）

二訪，起因是黨委書記薄文志保住一座遼墓

1977年5月初，時任豐收公社黨委書記薄文志給我打電話，說春灌時在白塔子村南約1公里處沖出一座墓來，讓我去看看，我便和同事張國彬趕往現場。

圖五 白塔子遼墓平面圖和墓門正面圖 （來自《考古》1978年2期）

我們趕到時，其墓頂已被揭開，有許多村民在圍觀。薄書記為保護現場，讓民兵日夜看守。因為墓頂恰在灌渠的底部，為免再沖墓和我們順利清理，薄書記下令停止春灌。鑒于此，我們也決定加快清理，以免耽誤了農時。

就在我們清理的第一天中午回大隊部吃飯時，三家村一個叫鮑富的農民趁看護人員小便之機，跳進墓室挖了幾銑，當即被民兵扭送到大隊部后，又將其反手綁在長椅子上，薄書記大聲訓斥他，還讓我給他拍個照片。原來這個鮑富小偷小摸成性當地聞名，公社也曾幾次勞教過，他屢教不改。這次他向薄書記保證不再挖墓，薄書記便讓他垛大隊部院墻的墻頭帽子作為懲罰。垛到第三天，他趁薄書記不注意偷走了薄的煙袋以報復，薄不問別人就猜到是鮑干的，直接找他要，他無奈只得從東墻外沙堆里扒出來。

清理墓的民工都是薄書記從民兵中選拔出來的，即可靠又能干，故進展很快。這是我自清理康家營子遼壁畫墓之后，又一次主持清理遼代墓，此前的墓葬考古發掘多是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這次沒有人給指導，心里仍發怵，但時間緊，一個公社的春匯地停下來可不個小事，不能誤農時，故只能按照老師教過的去操作。

在天井上方用磚砌出方臺，臺上放置一件八面石經幢，上面刻有經文，其中一面刻李健為其父所建，“大康七年（公元1079年）四月十三日甲時建”，這便是一座有明確紀年的遼墓。

整個墓室填滿了淤土和石塊，顯然是早期坍塌的結果。當時尚未化通，鎬刨下去便是一道道的白茬。因此清理很費勁，好在天氣漸暖，每天都往下化一層凍土。

清到快到底時便開始出隨葬品，也許正是因早期坍塌，墓底部從未見盜擾，而且器物完好且多保持在原位。在磚砌的石床前擺放著一個供桌，上擺放著湖田窯影青瓷器14件，有9件六瓣葵花口形小瓷碟，底部均墨書一“實”字；熏爐、粉盒、缽各一件。缽有銀扣，薄至半透明狀態，近似脫胎瓷，出土時并未在供桌之上，已漂移在桌下約10公分淤土中，一時沒露出來。

圖六 白塔子遼墓出土的隨葬品器物線圖

（來自《考古》1987年2期）

清完桌上的這批瓷器后，畫好圖做好記錄后，起東西，做好記錄后我便爬出墓口，余下的讓老張下去看著，害怕出東西，就讓張用銑貼底平鏟，這樣可以防止有東西被鏟碎。我上到地面不一會，老張大叫一聲：“出玉碗了”，說著便雙手托著瓷缽從頂口遞給我，我接過這“玉碗”，緊張而激動，從表面看清澈如玉，當我把碗內的土清凈，確定不是玉而是瓷。但是什么瓷當時并不知道。事后在北京郭大順領著我找他的北大同學李知晏鑒定為湖田窯影青瓷。我是用一個小木盒填充棉花拿到北京的，李說，以后轉運瓷器不能用棉花包，用軟紙包裹，用棉花會使瓷器失光的。

它的出土使我不再大意了，又下到墓底用竹簽一點點地剔土。就在距供幾不遠的地方又見有漆著、漆匙，可惜胎骨已朽，只剩下鮮艷的一層漆皮了。清到供幾下，又見有圍棋子出土，我用毛刷一點點剔掃后，一盤圍棋子擺放在白漆桌上，橫豎各13行，棋桌邊長40厘米，高10厘米。應該是木質，包括供幾、梳妝臺、棋桌均存痕跡，木朽不存。

圖七 白塔子遼墓出土的圍棋盤

（來自《考古》1978年2期蘇赫繪制）

在甬道和天井的白灰壁上均繪有壁畫，甬道東一匹鞍綹的棗紅馬，馬首和馬尾各立一人，西壁繪一駝車，長轅高輪向內，車輪處畫一人向車后臥駝走去，馬和駝車分別代表墓主人坐騎，男主人騎馬，女主人乘車，表達墓主人出行場景。天井東西兩壁各繪一人，東為持骨朵的契丹族門吏，西為一吹笛的樂伎。

圖八 白塔子遼墓甬道壁畫

（左駝車 右引馬圖）

就在清墓到尾聲，劉觀民和蘇赫趕來，掃尾工作由劉觀民代勞，我隨蘇赫去大甸子為考古發掘布點。后來蘇赫又補畫了圍棋的線圖。

這座遼墓的對角長也只有3米，算是規格中型的貴族墓，墓主人應是李姓漢人，崇佛，又有一定文化小吏。壁畫的水平較高，體現出遼武安州整體漢文化層次較高。能保護得這樣完好，首功應該是薄書記。年終，我買了一個日記本寫上保護文物有功的字樣送給薄書記，這在當時是最奢華的獎品，他很高興，也說了許多鼓勵我的話。

圖九 白塔子遼墓天井壁畫《門吏圖》

（來自《考古》1987年2期）

這座墓不僅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文物，還出現了壁畫，在敖漢旗第一次見到駝車。至這年初冬時節，我便將整理好的初稿到北京拿給劉觀民把關，他對我說：“這個我不熟悉，我給你找個明白人徐蘋芳，他懂得?！彼S手便給徐打了電話，我便找到徐的辦公室，將我的材料一股腦的擺給他看。裝這些材料是一個大文件夾，里面還裝著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的5件銀器的照片在掏文稿時滑落出，徐說，你這個重要，這是古波斯的。有關李家營子波斯銀壺出土故事以后再寫文章訴說，此不復書。

《考古》1978年2期刊發了《敖漢旗白塔子遼墓》一文。從發現到發表還不到一年時間，這么快就發表皆因劉觀民和徐蘋芳的指導。徐蘋芳是中國考古大家，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會長。

三訪，起因是在白塔子搞社教中的意外發現

1993年，隨著全國的社會主義教運動的大張旗鼓的展開，我加入其中。文化系統社教隊共7人，一位副局長牽頭，到南塔子搞社教。此時的白塔子大隊已升為南塔鄉。

其年4月6日，文化局雇了一個面包車，將文化口下派社教隊員送到南塔鄉，吃過中午飯就將7個隊員分到三個村，我和文化館的一個年輕隊員分到白塔子村，另4個在10公里外的杏核營子村和杜力營子村。

晚上到村部，村里給我們房間放了三張床，一個火爐子，床是鋼管焊的簡易床，又加上爐子爐子冒煤煙很嗆人怕中毒，只得停燒。塞北四月天，春寒料峭，乍暖還寒，最難將息。第二天，我和同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爐筒子，找到沒有抽力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多年沒清灰灌滿爐筒，二是更要緊的，將爐筒在插脖處插過了頭給堵死了，打完爐筒重新組裝后再點著爐子，抽力轟轟作響。做飯的大廚說，這多少年了老冒煙，還是你們文化人，一下子找到了毛病了。

到村子頭兩天狂風猛烈，將房頂紅瓦掀起一排排，那瓦被吹到空中打著轉又重重的摔在地上，啪的一聲摔個粉碎。

4月10號天氣變好，迎來植樹造林的新高潮，村干部和工作隊是混合編隊，分配到各村民組小組中，我和一名干部被分到第一組，我們的任務就是檢查質量，催促進度。

有一天中午快要收工時，我往城址西邊的河床上一望，一片碧綠色的琉璃瓦在閃光，我和鄉政府姓季的書記打個招呼就下到河床走近一看，有筒瓦，有瓦當，也有板瓦的滴水，多是殘件。我急忙采集起來，又向農民要了麻絲袋子裝了大半袋，很重，再多就拿不動了。

圖一〇 遼新州遺址采集的獅面紋瓦當拓本

（來自《內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期）

背上岸，用季書記的自行車給馱到村部，向村干部詢問到底是咋回事，他們說都是1990年冬搞畦田化時弄的，主要是吳家墩那，平掉4個土臺子，挖出來的磚頭瓦塊。

植樹造林后，我有時間到吳家墩那實地查看，原來有八個土臺子，都是寺院的廟宇建筑基址，將村南的全給平掉，還見有碎的琉璃瓦片。到幾個農民家一看，有的將筒瓦當了墻頭帽子，有的垛在院子方方正正的一大堆，還有的大塊構件砌在豬圈墻內拿不下來。我走了幾家，有些想交給我，但得要點錢，有的要5元，有的要10元，我也不和他討價還價，隨手給他們點錢，這時已是市場經濟了，再來文革那套理論不行了，有的甚至直接告訴我說：“我不要獎狀，你就直接給錢吧！”

聽說下灣子一家拿去塔頂子，我找到那家農民，他家有好幾塊，也是砌在豬圈墻上，一個較大的留下來，我給了他10元錢，他才肯讓我拿走。這里離白塔子有五里多地，我用肩把它扛回村部里。

圖一一 出土于遼新州遺址的琉璃塔頂線圖

（來自《內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期）

在地里，也見有小塊的殘瓦當，據說，挖城址時，有人坐在地頭上專收琉璃瓦當，一件完整的要200塊錢。我采集一個不太完整的泥塑佛頭，有眼睛、鼻子、嘴，拿回怕別人動手弄壞了，就放在床底下用簾遮住。村里做飯有一個姓王的是啞巴，他負責打掃衛生，就偏偏讓他看見了，給扔掉了，我找他，他比劃著領著我去看他扔的地方，已摔的粉碎了。

又聽說，鄉某書記的弟弟揀了好多建筑構建，他住在東城子，我去他家看，擺在西廂房滿地，巧的是一件半浮雕的立佛，我采集到佛腿，他收到一件沒腿的佛上半身，與我采集的佛腿一拼即合，我動員他交出來，他就是不給?；剜l找派出所，誰也不敢去。我返回再找他，他就直接告訴我說，他拿到錦州賣掉了。

當年沒有人阻止這樣的群體性破壞，我那年冬天恰在呼和浩特編寫文物地圖集，這里所發生的一切全然不知。敖漢報還刊發了這里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的長篇報，題目是《千軍萬馬戰古城》。我接觸這位戰古城的作者，是鄉黨委成員。他說，寫文章時沒有想到那么多，就是想把熱火朝天的群眾干勁報導出來。

我利用業余時間干了三件事，一個就是整理這么多標本，雖是殘件，但特別精美，尤其是建筑裝飾件，如龍、鳳、牡丹、流蘇、佛等紋飾多為三彩琉璃，紋飾精美，顯示出大遼的雄風和崇佛之盛。我編號、寫說明、繪圖、拍照等做基礎檔案。二是分類梳理，在村部一個三間房開間辦了個文物陳列室，加上圖片和文字，定期開放供農民學生們參觀，也宣傳了文物保護法，三是在我編輯的油印小報“社教工作通訊”上寫了這里的輝煌歷史文物，如武安州的歷史沿革、遼塔、遼墓的重要發現，還創作出一首以這里悠久歷史為背景的“南塔鄉鄉歌”的歌詞，請人譜曲，組織村民組排練演唱。所有這些都成了先進經驗，我們的社教隊也就成了先進社教隊。社教隊長還因此漲了一級工資。

圖一二 遼新州遺址出土的建筑裝飾構件線圖

（來自《內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期）

社教隊到7月份結束了紛紛返回，鄉黨委書記留我工作兩個月，我9月26日才回旗，并想把我留下任黨委秘書，被我謝絕了。

2023年元宵節時，巴林右旗博物館、赤峰博物館等幾位退休后老朋友到我家看望我，吃完中午飯后，說要去新修的白塔子看看，我知道這座塔維修了，但沒有近距離看，更不知道那里還舉辦了一個陳列室。我托旗博物館副館長提前打了電話，到了才知道有一個小陳列室，當我看到展櫥的展品十分熟悉，便逐件仔細再看，見到器物號還是搞社教時在村部編寫的，很是感慨，三十年過去了，彈指一揮間。當年，如果不是社教意外發現，這些展品早就被河水吞沒。沒有想到它們再現于展廳里，供觀眾欣賞。

1995年，為了發表調查，組織旗博物館人員進行地表實測。這樣便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調查報告，發表在《內蒙古文物考古》1978年1期上，這是繼1763年清理事通制哈達清墓所著《塔子溝記略》上記這座古城范圍之后，第二次公布進行較為詳盡的地面調查材料和保存現狀。

從1973年春到1993年，我三次在這里工作，就算三次訪古。

當然，到白塔子是無數次，記憶比較深的還有20世紀80年代末，敖漢大力提倡養兔子，塔東村的農民覺得搭兔子窩有困難，請示領導，這領導手一指說，塔上不是有磚嗎？村民便一窩蜂的到塔基上挖磚，環塔挖出一人身溝槽，有人打電話告訴我，我去后組織回填。1982年隆冬時節在白塔子鄉普查時，在城見新打一眼機井，文化層深到9米余深。

還有一件印象頗深，那是1980年以前的事，白塔子一個農民背著一些瓷器和一枚金代“行軍都統之印”去朝陽賣，時任朝陽市博物館館長鄧寶學給我打來電話說了這一情況，就讓這個農民回敖漢找我處理。這位農民到文化館后，只拿出那方銅印來。我問他，那些瓷器哪去了？他說回來沒錢買票了，過大青山一件一件扔溝里摔碎了，又累又餓背不動了。

圖一三 出土于白塔子城址的金代“行軍都統之印”

（來自《敖漢文物精華》）

又過了差不多30年，這里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遼塔進行了維修，城址進行了局部發掘。

這一切是這座遼城半個世紀所發生的。

而我只是其中一個階段的一員，三次去新州做了該做的事情。距今雖已久遠，但仍記三訪古城的那故事。

情系白塔子，愫積遼新州。

邵國田

作者簡介：邵國田，1947年6月生于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王家營子鄉北洼子村。1968年新惠師范畢業后，先后任旗總工會宣傳干事，旗文化館副館長、館長，旗文管所所長、旗博物館館長等職，副研究員；旗政協第二、三屆委員，赤峰市政協第三屆委員、文史委員會委員；赤峰市首屆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內蒙古自治區考古博物館學會理事，自治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內蒙古紅山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遼金史研究學會理事，中國收藏家協會玉器委員會顧問。2008年受聘于上海工會管理學院專家,2014年又受聘于赤峰學院博物館館長，并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紅山文化社會形態研究”的成員之一。1986年6月，邵國田被評為全區文博戰線先進工作者，出席了自治區文化廳在包頭召開的表彰大會并受到表彰；1989年，被評為全區文物普查先進工作者，受到文化廳表彰；2002年月，被評為全國文博系統先進個人，受到國家文物局表彰，并作為先進個人代表赴京參加了表彰大會?，F任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城建學院任教，赤峰考古四十年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