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智本社社長（先點贊-分享-推薦）

近期，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烏克蘭火力全開。

2月18日，美國和俄羅斯代表團在利雅得舉行會談，就解決兩國間“棘手問題”和結束俄烏沖突等達成四點共識。這是在拋開歐盟、沒有烏克蘭在場的情況下舉行的會議。盡管美方強調最終的和談烏克蘭不可能缺席，但這讓昔日的歐洲盟友顏面盡失。

在此之前，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炮轟”歐洲，稱“歐洲面臨的最大威脅并不是俄羅斯或中國這些外部力量，而是來自歐洲內部”。

特朗普則在社交媒體上抨擊澤連斯基，稱其致烏卷入無法獲勝的戰爭，如果不趕快行動，烏克蘭或不復存在。

特朗普上臺后急轉直下、不知去向的國際形勢，讓人大跌眼鏡又極為不安。美國建制派、民主黨人和歐洲盟友批評，特朗普毀掉了歐美二戰以來建立的盟友關系，大呼世界“禮崩樂壞”。

但是，或許在特朗普看來，歐洲是一群事多、話多、懶惰、摳門的“窮親戚”。所謂盟友關系不過是搭美國便車的有毒關系。特朗普所為，用互聯網流行語來說就是“斷親”。

歐洲，何以至此？

本文邏輯

一、經濟困境

二、帝國黃昏

三、秩序崩壞

【正文60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經濟困境

下面這張圖清晰地展現了歐洲經濟的困境：

數據顯示，2008年，歐元區經濟總量與美國旗鼓相當，占美國GDP比例為96%，但之后這一數據持續下降，如今歐元區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一半，占美國GDP比例降至56%。

在被美國拉開距離的同時，歐洲又被中國迅速追趕。

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經濟總量占歐元區的比例只有32%，之后這一數據持續攀升，在2018年超越歐元區，如今中國經濟總量是歐元區的1.12倍。

可見，在過去十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里，歐洲經濟陷入一種“前有狼后有虎”的危險境地。但是，歐洲大部分國家、多數人對此不敏感、不在乎，等反應過來后又無力應對。

歐洲經濟為何陷入如此困境？

這里，我采納辜朝明“被追趕的經濟體”（2023）的解釋框架。辜朝明納入全球化、人口這兩個變量將歐美日經濟體的發展歷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劉易斯拐點前的城鎮化階段；第二，跨越劉易斯拐點的黃金時代；第三，被追趕階段。

歐美國家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后便逐漸進入被追趕階段，先被日韓追趕，又被中國追趕；日本在九十年代末開始進入被追趕階段，韓國的節奏稍微晚一點點，在千禧年之后。

由于中國等新興國家處于工業化早期，勞動力供給無彈性，工資極為低廉，資本投資回報率高于發達國家，歐美企業開始向新興市場、投資制造業，不再有動力投資國內市場。

這個階段的特征是，經濟體的增速逐步降低，需求和供給、消費與投資均走弱，利率持續走低，產業愈加空心化，本土中小工廠關閉，制造業工人失業增加，勞動力工資緩慢增長；同時，大型企業演變為跨國公司，在海外獲得大規模的利潤，跨國資本與本土勞動力的收入差距再度擴大，社會矛盾再度升溫。

辜朝明的解釋基本符合歐洲與中國的現實。美國、日本的情形與歐洲類似，盡管內部的原因不同。但是，為什么美國經濟能夠在被追趕階段持續保持領先，甚至拉開歐洲一個身位？

辜朝明認為，盡管歐洲、日本、韓國仍處于被追趕階段，但美國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重奪高科技領導地位。

這輪從70年代開始興起的信息技術浪潮中，美國是領導者，中國、韓國都是受益者，除此之外，歐洲、日本以及其它經濟體，幾乎都是失意者。如果把信息產業拿掉，美國經濟在全球的競爭力將打半折。把美股七巨頭拿掉，美股市值將縮水一半。

簡單來說，歐洲錯失了信息技術革命，是其經濟相對優勢不斷落后的直接原因。

德國是過去幾十年歐洲的發動機，也是經濟最穩定的發達經濟體，沒有之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德國“雙翼飛行”，對外投資和商品出口均實現大規模盈余。

但是，德國經濟的成功不能掩蓋歐洲經濟的羸弱。實際上，德國長期吸收了歐元區的經濟紅利，其商品出口的不少盈余來自歐元區內部。

更值得警惕的是，德國經濟正遭遇停滯風險，為G7中表現最差的經濟體。德國聯邦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經價格調整后，2024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上年實際下降0.2%，為連續第二年負增長。

德國是一個工業強國，其汽車、機械制造和化工三大產業占其GDP的比重達到30%。但是，俄烏戰爭以及對俄能源脫鉤政策，引發德國大通脹，重創德國化工、鋼鐵等高耗能產業。2024年德國制造業產出萎縮3%，其工業基礎受到沖擊，汽車、機械設備制造、化工三大產業資源正在重組，以至于宏觀經濟陷入衰退。

俄烏戰爭打破德國經濟這種內外部平衡，德國全球產業資源面臨重組以及國際競爭力重新定價的風險。

具體來說，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工業領域正在被中國追趕，在信息技術領域被美國壓制。

以汽車為例，汽車是歐洲傳統優勢產業，如今面臨來自中國與美國的夾擊。

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大規模支持新能源發展，在原有成熟的汽車與電子產業鏈基礎上逐漸形成大規模量產能力。在2022年石油危機期間，新能源汽車迎來了一輪潑天富貴。這推動了中國新能源汽車大規模量產，比亞迪迅速崛起，并且對德國及歐洲汽車廠商構成挑戰。

數據顯示，2023年，比亞迪汽車銷量達到302萬輛，同比大漲61.8%，國內市場份額從2020年的2%左右躍升至11%，力壓德國大眾，成為中國市場份額占有率最高的汽車廠商；同期，德國大眾在華銷售量為239.86萬輛，同比增長僅0.1%，在華市場份額從2018年巔峰時期的近16%下降至10.1%。

大眾汽車對華市場依賴度為25%，在華市場份額被比亞迪等國產廠商吞食，導致大眾全球銷售下滑。2024年上半年，大眾汽車在華市場交付量只有134.5萬輛，同比下滑7.4%，這拖累其全球銷量下降0.4%。國內汽車廠商大打價格戰，大眾汽車在華可謂量價齊跌，拖累其上半年全球營業利潤下降11%。

如果說中國汽車廠商對德國構成的挑戰是“亂拳打死師傅”，那么來自美國的競爭則是代際降維打擊。

下一個汽車時代，定然不是新能源汽車，而是智能汽車。在智能汽車時代，特斯拉或許能夠替代大眾等傳統汽車廠商成為領導者。而德國智能汽車系統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在應用端不如中國。過去三年，大眾汽車旗下軟件公司CARIAD分別產生33.95億歐元、20.68億歐元和23.9億歐元的虧損，而在智能駕駛市場上成果有限。

在這輪人工智能浪潮興起后，德國和歐洲經濟體過于落后的產業結構問題暴露無遺。

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

02

帝國黃昏

去過歐洲的人，尤其是中國人，容易留下一種印象：歐洲的衰落，是無可挽回的。

無可挽回，四個字多少帶著一絲無奈。歐洲經濟衰落的原因，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包括僵化的金融制度、錯誤的財政政策、各種嚴格的審查機制，等等，還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客觀上說，歐洲不論如何努力，都難以與成本廉價、供應鏈高效的新興市場競爭，無法守住其傳統的工業優勢。與美國、日本一樣，歐洲去工業化，是老齡化的被追趕經濟體的宿命。歐美日還存在一些規模巨大的、競爭力強的大型公司，如巴斯夫、通用電氣、三菱，但是，這些大型公司是跨國公司，它不完全屬于某個國家，屬于全球市場。

當我們在討論歐洲經濟為什么衰落時，聚焦點應該放在：為什么歐洲沒能像美國一樣引領技術創新？具體來說：為什么歐洲、日本沒能像美國一樣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從事創新事業？

根本上，還是開放型的國家制度、文化傳統與意識形態的差異。

在此，排除一戰二戰對歐洲的沖擊，歐洲接連錯失了六七十年代興起的信息浪潮、90年代興起的互聯網浪潮以及當下的人工智能浪潮。或許，歐洲（主要指歐洲大陸）的國家制度、文化傳統與意識形態不足以吸引全球人才投入信息技術創新。

我講幾個具體點：

第一，信息技術創新是一項風險事業，需要持續的風險投資，需要資本市場提供融資支持，它是投資銀行時代的產物。而歐洲金融市場，尤其是歐洲大陸，還是傳統金融為主。例如，德國金融主要還是商業銀行與信貸市場，支持大型工業企業貸款。這與美國發達的風險投資、納斯達克市場對信息技術的支持形成鮮明對比。實際上，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也是在70年代信息技術浪潮中興起的。

第二，相對保守的金融市場背后，是歐洲不如美國開放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今天的美國各種沖突激烈，在美國歷史上這幾乎是常態。美國是一個包容開放的吸納型制度，吸納了全球不同種族、宗教、民族的人才，尤其是年輕人。年輕人是技術創新，乃至制度、知識與文化創新的核心力量。歐洲傳統保守的文化不僅加劇了人口結構老齡化，還體現在官僚主義上，這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資本的輸入。

美國的信息技術創新，并不完全是美國的，是美國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與風險偏好高的資本，共同投入創新事業的結果。目前，全球最頂級的技術，都不是某個國家的產物，而是全球各領域頂尖人才共同協作的成果。

第三，傳統保守的文化使得歐洲大陸缺乏充分博弈與競爭。今天我們將歐洲很多的問題歸咎于左派，例如過度環保主義、過度繁瑣的審查機制、過高的準入門檻、對大型科技企業和AI過度警惕等等。這種歸因法當然沒錯，但左派人士在美國也是遍地走，尤其是常春藤名校，也包括加州。

但是，不同之處是，美國多樣性群體和多元文化使得這個國家保持著博弈與競爭。美國的反壟斷在70年代開始放松，美國科技企業和AI創新就是在這種博弈空間中生存下來的。如今，拜登過左了，特朗普把它拉回來，特朗普過度了，也可能會被修正，只要憲法基本原則不被突破。這就是我在《國家市場理論》的課程中所說的競爭性政府。不過，在歐洲，我們很難看到這種競爭性。相反，歐盟有點像一個失敗的大政府實驗，既缺乏競爭性，又缺乏協同性。

同是作為被追趕經濟體，與美國相比，缺乏信息技術創新的歐洲更讓人感到擔憂。今日之歐洲，主要在吃工業基礎的老本。

數據顯示，2024年，歐盟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額將達到2.58萬億歐元，比2023年增長1.1%。進口額較上年下降3.5%至2.43萬億歐元；全年貿易順差為1501億歐元，較2022年因能源價格大幅上漲造成的4360億歐元創紀錄的赤字大幅回升。美國依然是歐盟最大的出口對象，價值為5038億美元，相當于出口總額的19.7%；依次是英國、中國、瑞士，占比分別為13.1%、8.7%、7.4%。

這顯示出歐洲的工業品出口具有一定競爭力，但主要是德國的出口力量，同時潛藏著一些風險：一是能源過度依賴于俄羅斯，這一風險在這場戰爭占中充分暴露；二是國家安全防衛過度依賴于美國，這在特朗普重新執政時面臨挑戰；三是面臨來自中國的競爭。簡言之，歐洲從俄羅斯輸入廉價能源，從美國輸入安防，從中國輸入廉價中間品，歐洲人可以將資本節省下來用于社會福利。

如果歲月靜好，歐洲在唯美的夕陽中謝幕也是人類文明上的一段不朽傳奇，但當戰爭、沖突再起，尤其是昔日盟友反目，今日的歐洲人變得惶恐、焦慮與措手不及。

我最近在看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撰寫的《凱恩斯傳》，在這本書中，我們容易感受到凱恩斯對英國乃至整個歐洲衰落的焦慮感。一百年之后的今天，這種焦慮在歐洲大陸精英階層蔓延，但他們欠缺凱恩斯身上的可貴品質：勇氣與責任。

03

秩序崩壞

如今，特朗普正在打破過去的國際秩序，歐洲處于被動地位。

這個國際秩序，包括二戰后以聯合國、北約為核心的國際政治秩序，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經貿與金融秩序。我們有一門課程叫《國際秩序》講得非常清楚，有興趣的社友可以看看。

美國是這個秩序的建立者、領導者以及曾經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特朗普為什么要打破這個秩序？特朗普以及相當一部分美國人，認為他們不再是這個秩序的受益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美國從中付出太多，但獲得太少。

數據顯示，北約每年1.47萬億美元經費的68%由美國支付，大約1萬億美元，接近2024年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的15%。

特朗普認為，美國承擔了過多的軍費，而歐洲長期躺平。具體到對烏克蘭援助上，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澤連斯基說服美國投入3500億美元，卷入一場無法獲勝、本就沒有必要爆發的戰爭……美國比歐洲多花了2000億美元，歐洲的資金是有保障的，而美國卻一無所獲。”

這段話我沒有核實真偽，不過另一個數據顯示，2023年，美國國防開支占GDP的3.5%，而歐盟平均僅為1.6%。特朗普反復強調，歐洲的國防開支占比必須拉高到2%以上，以減輕美國在烏克蘭上的援助壓力。

在國際秩序問題上，可以參考“金德爾伯格陷阱”。這個理論是美國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提出來的，他是霸權穩定學說的奠基人，但是從70年代開始，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邏輯不再是大國霸權，而是全球化的市場主權，其本質是誰來支付國際公共用品成本。

金德爾伯格在其《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中，從國際秩序的獨特視角解釋大蕭條。金德爾伯格認為，大蕭條起源于美國在一戰后取代了英國成為全球經濟的領導者，卻沒能承擔起全球公共用品的責任。英國在政治上依然是全球領導者，但經濟上已力不從心。這導致世界墮入大蕭條、種族滅絕與二戰。在新舊經濟大國交替之際，老大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二力有余而心不足，導致國際秩序的“公共費用”無人承擔，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這就是金德爾伯格陷阱。

不過，金德爾伯格陷阱來分析當前的問題顯得粗糙。特朗普的行動，不是孤立主義，也不是戰略收縮，而是重新構建利于美國的國家安全防衛體系與國際秩序。

過去的國際秩序是二戰的產物，具有相當的意識形態特征，而特朗普的操作采用極度功利主義原則。特朗普認為，美國為意識形態買單、為歐洲人買單的狀況需要改變，不希望美國被當前躺平的歐洲拖垮。很多人認為，美國是當前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但一些美國人意識到美國的弱點與潛在風險。特朗普試圖加強對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旨在重新構建美國的國土安全護城河；試圖獲得烏克蘭礦產，旨在增加美國的戰略資源儲備。

在烏克蘭的援助上，特朗普政府認為，這是歐洲的責任，至少歐洲應該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數據上，歐盟經濟總量是俄羅斯的十倍，如果還要依賴美國，這是歐洲的無能。特朗普的粗暴操作也正在驚醒歐洲，馮德萊恩表示會獨立抗俄，沒有美國也不怕。

但是，沒有人對松散的歐洲抱有信心。對烏克蘭支持最堅決的是北歐幾個國家，但是最關鍵的德國和法國并不齊心，法國人話太多，德國人對俄羅斯的態度過于曖昧。歐洲缺乏決心支持烏克蘭，也缺乏籌碼與俄羅斯談判。

如果當下真要尋求和平，烏克蘭、歐洲都沒有足夠的談判籌碼，也就只有美國能夠提供談判的籌碼。戰爭往往始易終難，以和平的方式結束戰爭，需要勇氣和智慧。特朗普給普京提供的條件，比如俄美關系正常化、俄羅斯重回G7，這些談判籌碼是普京不容易拒絕的，有助于這場戰爭的結束。

特朗普尋求俄烏和平是對的，但是他的操作方式，我是不同意的，缺乏智慧，過于簡單粗暴。特朗普對普京和澤連斯基的不同態度，這讓很多人無法接受。這是功利主義矛撞上了道義的盾。想要妥善處理俄烏問題并不容易，其中烏東四州是難題，但停戰還是有可能的。

美國對中俄的戰略有微妙的變化，拜登主張穩中對俄，特朗普主張穩俄對中。注意，我使用的是“穩”，并不是“聯”。有一種猜測，特朗普試圖讓歐洲來應對俄羅斯的挑戰，但清楚歐洲的無能，于是希望盡快終結這場戰爭，穩住俄羅斯，騰出精力來應對來自亞洲的挑戰。這種猜測符合美國過去十多年回歸印太戰略，但是具體到中國上，特朗普的行動是不容易琢磨的。

一戰對歐洲的創傷實在太多太久。茨維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說：“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戰爭被描繪成這樣：一次爛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場熱烈的、豪邁的冒險。”最終，這場戰爭洗劫了歐洲人的靈魂。之后一百多年，歐洲人似乎患上了“一戰后遺癥”。如今的歐洲，我們甚至看不到，茨維格那種憂郁，凱恩斯那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