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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 9 期

《濟寧看點?星期天》

新銳.經典.卓越

分享原創作品 品味文學人生

編者按：李木生老師與《書屋》雜志有著二十多年的聯系，感情深厚。作者與刊物，也有著“三觀”問題，契合了，就親就近就牽念著。《書屋》是中國文化與思想的重鎮，雖薄卻厚，信息量大，讀后可以咀嚼再三，且受益非淺。

能在中國文學史、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從思想、精神、性情、文風，都對魯迅有著重大影響，或者說魯迅對他們都有著長期的關注、契合、承繼的紹興人，是嵇康與徐渭,尤其是嵇康。

徐渭（字文長）與魯迅，是兩個南腔北調人。

紹興市越城區就包含著徐與魯的故居，一個在前觀巷大乘弄10號，一個是東昌坊新臺門（現在的魯迅中路），兩個特立獨行的巨人，為我們留下了說不盡的故事與用之不竭的精神與文化遺產。有兩首詩，曾讓我有過他們一直同行的錯覺——“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徐渭《題葡萄圖》）；“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魯迅《自嘲》）。都是出生于正在衰敗的官宦家庭，都有父親的早逝，都嘗盡婚姻的不幸，都不見容于社會卻又不改反抗的生姿。一個一度成為瘋子，“狂疾不已”，因誤殺妻子而入獄、因受人事牽連而入獄，并數次自殘；一個開筆便寫出《狂人日記》，翻出了中國兩千年老賬，寫滿了“吃人”二字。就是對于婦女的態度，他們也在心上的柔軟處有著“不謀而合”：“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斗爭，也還是必要的”（魯迅《關于婦女的解放》）；“休女身拼，緹縈命判，這都是裙釵伴，立地撐天，說什么男兒漢……要演武藝，先要放掉了這雙腳”(徐渭《四聲猿·雌木蘭》）。徐渭有《南詞敘錄》，研究中國戲劇屢陳創見；魯迅有《中國小說史略》，是探究中國古代小說史的開山之作。一個因詩文、書法、繪畫、戲曲的重大建樹而成為“大書畫家、大文學家、大戲曲家”；一個因為小說、雜文、散文、散文詩與學術研究而成為享譽世界的偉大作家。只是徐渭有著更大的不幸，百日喪母，8考8落、9死不死，一生蹉跎。

關于徐渭，在魯迅日記中多有出現，涉及《徐青藤水墨畫卷》《徐青藤水墨花卉卷》《徐文長故事》等。1933年3月7日這一天，魯迅寫下兩篇雜文，《從幽默到正經》與《從諷刺到幽默》。前一篇直接提到了徐文長，“‘幽默’一傾于諷刺，失了它的本領且不說，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來 ‘諷刺’，來陷害了，倘若墮于‘說笑話’，則壽命是可以較為長遠，流年也大致順利的，但愈墮愈近于國貨，終將成為洋式徐文長。”這段話一直被誤解，以為是在輕視徐文長，其實正好相反，是在為徐文長打抱不平。那時的戴季陶一些人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現，反對魯迅們的批判性雜文，甚至連林語堂們的“幽默”也不放過。魯迅當然是揭露他們“裝正經臉孔，以補‘不抵抗主義’之不足”，捎帶著也為徐文長長期被世俗化的“墮于‘說笑話’”而鳴不平。《從諷刺到幽默》更深化了這些觀點，直言要想不要諷刺，先要改變了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并再次對幽默的現狀與未來語中肯綮，且暗喻著徐文長被庸俗化成“說笑話”和“討便宜”的悲哀：“‘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于‘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于是雖幽默也就免不了改變樣子了，非傾于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

魯迅當然知道徐渭的價值是在“說笑話”、“討便宜”之外的地方。徐渭的“青藤書屋”當是少年魯迅常去的地方，那方小小的天井，天井中徐渭親手植下的青藤，尤其是《青藤書屋圖》兩旁、徐渭手書的那幅楹聯——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更會讓魯迅凝望覃思的吧？魯迅的《南腔北調》雜文集之名，怎會與“一個南腔北調人”不無關系呢？他在《 <南腔北調> ·題記》里說到一個上海女作家說他“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語，則是南腔北調 。前兩點我很驚奇，后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這是中國兩個南腔北調人的相遇與相知。

與對待徐渭不同，魯迅對嵇康，有一種刻在骨頭上的喜愛與疼惜，在靈魂的天空里，他們是一對雙子星。

在《魯迅全集》的眾多版本里，我最先擁有與通讀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的《魯迅全集》。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中期吧，人在青藏高原，這套書成了青年的我萬般寂寞中成長的主要營養，也在這套書上系銘著自已溫暖而又孤獨的情感，包括對于蔡元培先生序的喜歡。這套書其實是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再版，它的第9卷，有兩部作品組成，一部是《中國小說史略》，另一部是魯迅校輯編謄的《嵇康集》。那時讀《嵇康集》特別費勁，全靠一本小小的《新華字典》，還讀得疙疙瘩瘩。后來才慢慢明白，這兩個人是在人跡罕至的精神世界里，有著千古難覓的匯流與激發。

這部《嵇康集》，在魯迅搜集整理的諸多古籍中有著特殊的意義，不僅陸續校勘的時間最長——自1913年至1935年，長達23年，幾乎跨過了他的整個文學創作生涯；而且所耗精力最巨，前后校勘十余次，親筆校勘本5種，抄本3種，以及《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錄考》和為《嵇康集》所作的《序》《跋》等堪稱浩繁的手稿。我從先生的日記中擇出幾條，以記其大多在夜間進行的熬費心力的勞作：開始于1913年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廠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主要工程竣工時的 1924年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10日“夜撰校正《嵇康集》序”，《序》的結尾是：“恨學識荒陋，疏失蓋多，亦第欲存留舊文，得稍流布焉爾”，讓其流傳之意拳拳；1926年11月14日寫出4000字長文《 <嵇康集> 考》，“嘗寫得明吳匏庵叢書堂本《嵇康集》，頗勝眾本，深懼湮昧，因稍加校讎，并考其歷來卷數名稱之異同及逸文然否，以備省覽云”,深恐嵇康人與文湮沒之心讓人動容；1931年11月13日，“校嵇康集以涵芬樓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選》”；直至1935年11月20日給臺靜家的信，又見校對《嵇康集》的信息，“校嵇康集亦收到。此書佳處，在舊鈔；舊校卻劣，往往據刻本抹殺舊鈔，而不知刻本實誤。戴君今校，亦常為舊校所蔽，棄原鈔佳字不錄，然則我的校本，固仍當校印耳 ”。魯迅的《 <嵇康集> 跋》，讓我們看到他的自信與欣慰：“中散遺文，世間已無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樹人鐙下記。”又是“燈下記”，23年間，他與嵇康有過無數“相會”的深夜。尤其是《 <嵇康集> 考》，信息量大，容納著魯迅對嵇康的綜合與具體的評價，如“康美詞氣，有豐儀，不事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好老莊，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鐘會譖于晉文帝，遇害”；如“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铚縣稽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講嵇康姓之來源；論其詩文“其致玄遠，悉根于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康文長于言理，藻艷蓋非所措意；唐宋類書，因亦尠予征引”，述康文的特點與寂寥。

兩個會稽人，相隔一千六百多年，卻通過《嵇康集》，讓我們感到了他們相互溫暖的體溫。為什么？到底是什么讓一千六百多年之后的魯迅，對其產生了如此濃厚的興趣與喜愛？細細地體會，就能知道，是嵇康身上體現出的會稽或者說越人的一種精神，在魯迅的心上產生了深深的共鳴。這種越人的精神，因為魯迅的存在而更加豐盈、更加鮮活而具體，并因為烙著“魯迅”的生命而使其更加具有現代性，并成為當代中國最為急需的精神與思想的財富。這種越人的精神，便是對于壓迫與奴役的反抗，便是對于已經享受獨尊、并成為統治者工具的儒家思想的批判，便是基于生命尊嚴之上的獨立地思考與對于自由的不懈地追尋，便是要在這無聲的黑暗中發出獨自的聲音與吶喊。

就是這個嵇康，敢于獨立于炙手可熱、且又野心勃勃的當權者司馬氏，不合作，不獻媚，且能夠在冷眼里滿蓄著輕蔑。那個出身名門、因投靠司馬氏而做了大官的鐘會，則更讓嵇康鄙夷不屑。美服高車隨從如云又能如何？高大俊美的嵇康照樣與向秀光著膀子在自家的大樹下，旁若無人地鍛鐵。危險，包括生命的危險，敏感的嵇康是感覺到的，甚至做了精心的防范。但他并不因為危險或僅僅為了活著而低下高貴的頭顱。就是在他因鐘會以“言論放蕩，非毀典謨”的誣陷而被司馬氏押赴刑場的時候，嵇康仍然讓心上的自由與陽光一樣燦爛，不作妥協不去低頭更不求饒，只是從容地在刑場上彈完了那曲絕唱《廣陵散》。

魯迅當會反復回味嵇康“《廣陵散》于今絕矣”這句刑場上的臨終遺言吧？他不愿意嵇康的文字也如這曲《廣陵散》一樣成為絕響，所以在23年間，孜孜矻矻，一直在裒集校勘，同時也讓這樣一個特別稀罕又極其寶貴的有著“浩然之氣”的大丈夫形象，屹立于奴役已成傳統的中國的大地上。

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種閃耀著獨立精神的“師心”與“使氣”，不正是以會稽（紹興）為中心的越人、尤其是越之士人的精神所在嗎？“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說到這段話的時候，心上是鋪滿著悲涼的。

《嵇康集》之外，魯迅還有許多文章談及嵇康，他是在將這個悲劇而又寂然的人，請在自已的身邊，喝酒聊天。1933年11月24日寫下《選本》一文，這樣提到嵇康的另一面：“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嵇康《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而在《 <嵇康集> 考》中，魯迅考證這段話也來自嵇康的《家誡》，正好與《選本》一文相互印證：“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舍去，此斗之兆也。”嵇康的這個“另一面”，《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里講得更為詳細明透：“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長官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后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愿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一個如此高傲的人，為什么會這樣？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態。”社會是黑暗的，所以嵇康們要點著自已的文字，照亮自已與周圍；社會是污濁的，所以要讓自已的思想與精神獨立成為一道清流，安妥自已與周圍。他們當然深知這樣的點著與獨立的危殆險惡，也就期盼著家人后輩不要重蹈于這樣的危殆險惡之地。想想魯迅寫在最后一篇文章《死》中的7條遺囑，其中一條便是“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也是與嵇康們同樣的心情。

對于《詩經》的鄭風，這兩個紹興人，又在惺惺相惜著。那是在《中國漢文學史綱要· <書> 與 <詩> 》中，魯迅與嵇康都對孔子與“后儒”們表達了相反的意見：“孔子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后儒因孔子告顏淵為邦，曰‘放鄭聲’。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遂亦疑及《鄭風》，以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凈，則外物隨之，嵇康曰：‘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御之’。”魯迅說“自心不凈，則外物隨之”，嵇康云“自非至人，孰能御之”。還有《“題未定”草》《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答文學社問》與1929年1月6日致章廷謙的信，都論述或涉及嵇康。

還有收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再論‘文人相輕’》，從文人相輕說到文壇小人的告密、恐嚇，當然舉了鐘會誣陷嵇康、“于是得罪了鐘文人，后來被他在司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的例子（應是司馬昭）。如此，就要妥協就要圓滑就要和那些宵小同流合污以自保嗎？魯迅當然又會想到那個嵇康于陽光下從容撫琴赴死的場面，于是他那冷對的橫眉里便蓄滿了蔑視與不屑：“所以你無論遇見誰，應該趕緊打拱作揖，讓坐獻茶，連稱‘久仰久仰’才是。這自然也許未必全無好處，但做文人做到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嵇康的琴弦，透過一千六百多年的時空，又錚錚然奏響在魯迅的筆下：“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只是魯迅猜想著嵇康的另一種死因：“嵇康的送命，并非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鐘會不去搬是非，也總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曹家的女婿也許并非嵇康最主要的死因，在《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之關系》長文中，魯迅更深刻與透徹地論述著嵇康的人與文以及他的死因。

如果有人問魯迅生前最好的朋友是誰，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許壽裳。關于魯迅與嵇康，許壽裳在他的研究魯迅的名著《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有這樣的話：“魯迅對于漢魏文章，素所愛誦，尤其稱許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們讀《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便可得其梗概。為什么這樣稱許呢？就因為魯迅的性質，嚴氣正性，寧愿覆折，憎惡權勢，視若蔑如，皓皓焉堅貞如白玉，懔懔焉勁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類似的緣故。”九千字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竟有三千多字是在說嵇康，論及孔融批評并獨立于曹操而被曹操所殺，也是在引出嵇康的不滿并獨立于司馬集團而被司馬集團所殺——說歷史上的殺戮又無不印證與影射著魯迅發表這篇學說時的1927年的事實：國民黨政權對于共產黨人的屠殺。

發了一輩子議論的魯迅一句話歸結了嵇康的死因：“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嵇康發了哪些議論讓他成了司馬集團的眼中釘？在那樣溽暑的廣州，于夏期學術演講會的講壇上，魯迅站得穩穩的，用他那獨有的南腔北調，再現著歷史真實的場景：“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么，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么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對于殺人者，魯迅從來不客氣：“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于是，這些前仆后繼、死了方可的行列便蜿蜒而來，沒有盡頭。

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最主要的犯忌之處在哪里？山巨源就是山濤，竹林七賢之一，比嵇康大18歲，自已升遷時便推薦嵇康上任接替自已的職位。此時的司馬昭已經殺了曹魏的皇帝、國家大權在握，現在忖度山濤的推薦其實是想保護嵇康——意思是你只要肯出來當司馬氏權力下的一名官員，就是承認與順從，當然也就安全了。哪承想嵇康竟然寫下了一封終遭殺身之禍的信《與山巨源絕交書》。先說自已“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還說“又讀《莊》、《老》，重增其放”，甚至“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猶如野鹿，“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說說這些倒還罷了，竟又說出“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已卻“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什么愛睡懶覺、喜歡釣魚、虱子多愛癢癢、厭煩文牘、討厭迎來送往如“不喜吊喪”、不愿意與俗吏共在“囂塵臭處”、心不耐煩官事鞅掌等等七個必然不能忍受。七必不載猶可堪，“甚不可者二”可就要了他的命了：“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他與山濤其實是真正的朋友，臨刑的嵇康并沒有多少后顧之憂，他知道山濤會將他的后代照顧得妥妥貼貼。許壽裳贊魯迅的“皓皓”“懔懔”，也許是受到山濤夸嵇康的啟發：“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本文刊發在2025年第三期《書屋》）

精彩呈現

監制/宋恩學 主編/周中祥 編輯/王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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