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看湯姆張。我跟他有極相似的人生軌跡。

都是從山東某邊陲市區出來的，深受原生家庭折磨，通過刷題成為做題家，成為廣漂（我漂了十年），深度體會過山東和廣東兩個省份的社會文化，只是湯姆張投身商界，而我在學術圈打滾。最后我倆不約而同地投身自媒體，勇于批判，說出不一樣的聲音。

或許對于一部分的山東人來說，具備精神覺醒之后，就容易管不住自己的嘴。難怪另一個山東作家給自己取名叫莫言。莫言的作品里也有極強的現實主義批判性，這支撐了作家的骨氣，如果這點批判也不被允許了，就沒莫言了。

湯姆張對于酒文化的困擾我也經歷過。在我小的時候，我最厭煩的就是過年。除夕夜，連著大年初一，有時還要初二，取決于來的客人。我們家里的男性，就會扎在一堆，表演“敬酒”。我一度以為，這個是我們那個家族才有的一種風氣。而我骨子里卻非常抗拒這東西，我沒辦法面對長輩說出一些“取悅”他們的話，什么“福如東海長流水”啊什么玩意的，有時候家里長輩的“仁兄弟”過來，更是表演社交能力的重要時刻。

我極為討厭這些，所以家里長輩一度以為我太“內向”了，不會說話，后來多次強逼未遂之后，他們一致認為我讀書讀傻了。

而我也默默走下男人們圍坐的桌子，去找家里的女性們聊天。我對做飯很感興趣，我會問她們是怎么調汁的，為什么下了餃子，還要再加幾次涼水，現在菜市場的菜價是多少。我感覺，山東女性的語言是更生動的。而男人們討論的話題，無非是廟堂之高的那些事，誰誰又升了什么的，二兩酒下肚，更是把話題轉移到國外。諷刺的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或者干脆說，就是百分之百，根本沒有去過國外。

女人們關心的是菜價，關心的是誰的兒子又結婚了，誰又生了孩子。盡管也挺無聊，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喜歡跟女性聊天。

直到現在，我已經三十多了，依然對山東當地的主賓，主陪，二賓，三賓什么的絲毫不感興趣。其實座位圖網上都有，但是我就是抗拒去學這些。

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對白酒的印象。喝過茅臺，我也覺得不好喝。可能是我對于那種氣氛的反感。

像是江浙、廣東一代的人，就更務實多了，大學畢業，學校盡管也有考公務員的，但是總體少多了，起碼不會拿來當成一個非得如此的重頭戲。廣東的朋友也不大愛喝高度數的酒，經常喝一種我認為是飲料的菠蘿啤，對著一盤干炒牛河，就可以談事。談事就是談事，不是去拜兄弟的，沒有那么多刻意為之的繁文縟節。至于魚頭應該朝向誰的問題，這個我根本就沒有遇到過。

過年的時候，我帶女兒去過一次山東，當時才一歲，吃飯的時候玩起筷子來了，把面前的食物搞得很亂。當時飯桌上就有人說了句，小孩子不懂規矩。我瞬間起了無名火，一歲的孩子需要懂什么規矩，更何況，孩子的吃穿用度全是我一力承擔的，跟這些人有什么關系。我憤而離席，我希望我的厭惡之情已經清楚地表達給了我的那些親戚。

是的，對于社會文化來說，很多“規矩”，或是習俗，是長久以來形成的。湯姆張，我，能量再大的人，面對這種社會風氣，都很難做出改變。但是我卻可以離席。離開是允許的，而這種自由的代價也是需要自己去爭取的。

讀大學每次返廣東，我就會聽許巍用沙啞的嗓子唱《藍蓮花》，“沒有什么可以阻擋，我對自由的向往”。

渴望自由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本能。湯姆張可能也是這樣。別人不清楚。

四歲那年，我去孔廟的時候，清楚記得，我尿褲子了。我沒學會太多的“規矩”。

遺憾的是，人在廣東已經漂泊十年，一直也沒學會粵語，像是一個過客一樣離開了那里。沒有虧欠，也不需要感恩。這種輕松的感覺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