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漢旗康家營子鮮卑墓和

遼代壁畫墓發現50年記略

文 / 邵國田

1974年4月初，位于敖漢旗古魯板蒿公社康家營子大隊東南約2華里的東沙窩子一座遼代中期壁畫墓被吳家營子村民劉金堂、宋萬有盜掘。旗文化館聞訊后，便派我前往處理，因為我是館里唯一一個文物兼職干部，這是我自1972年任該職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古墓盜掘事件，而且墓室周壁還繪有學術價值很高的壁畫，所以，出發前忐忑不安有一定的壓力。

這座墓發現至今已恰好50個年頭，這段歲月經過半個世紀，當年調查和清理具體情節不是那么清晰了，但主要過程還是能回憶起來。將之寫成文字記錄此事，供諸位同鄉分享。

一、去往墓地的路上

前往調查時恰逢春季造林開端時，具體哪天出發已記不得了。那天早6點便從新惠鎮（旗政府駐地）坐班車去古魯板蒿公社，同車的還有旗電影公司一位姓宋的職工，他也一同去該公社公出。大清早天氣還很冷，行程70余公里，到公社站點還不到早上8點鐘，我和老宋下車后便直奔公社秘書室，與叫馮云的秘書接洽，亮出介紹信，言明我們的任務，履行必要的程序。

在差不多談完我們來的任務后，公社菜園園頭老李頭推開門說：“請兩位客人去餐廳吃早餐”。我們便應聲跟著園頭走出秘書室，順著他所指餐廳的方向奔去。經過一番長途旅行，我們早已饑腸轆轆了。

我們推開餐廳門，只見兩個空圓桌，便推第二間廚房門，也是一無人，但能聽到最西的房間傳出來宴飲中的談笑聲，我們喊了一聲，一個張姓的廚師從里面走出來攔住我們，說你們找誰，我們說來吃飯的。到此時才明白，公社準備招待的客人并不是我們，后來一打聽才知道這是旗水利局的下鄉干部。張說：沒有準備你們的飯，給你倆炒點剩飯吧！他打開煤氣灶，將冰冷的小米干飯在大勺里炒了幾下倒在兩碗里，端來一碟咸菜讓我們吃。同是下鄉干部分兩種招待規格并不奇怪，文化上最窮，自然是最末等的，而水利上是最有錢的單位。這位伙夫文革之初還是旗評劇團的鼓手，劇團解放后，回到他老家古魯板蒿公社被聘成做飯的伙夫。我們吃的飯還是冰涼的，張伙夫很隨便將給水利局干部炒的韭菜剩下的菜湯泡在剩飯里，我們才吃進去這碗冷剩飯。這頓飯是我這一生中記得最牢的一頓飯，文化部門下鄉有多艱難。而文物考古工作者每年都要下鄉不斷，所以，首先要面對的這一難題，無論遇到什么狀況，首先要吃好，保證體力才能完成任務。

飯后，我們又回到辦公室和秘書談來的事，見他在我的介紹信上簽上一行字，請康家營子接待，蓋上公社革委會的公章，又告訴我去康家營子大致方向位置。并說了一句現在公社干部都下各村植樹，抽不出人來。那意思是我只有自己去了。

古魯板蒿是一南北長東西窄的村子，我向北走出村子，還是老辦法，只要問準哪條電話線通往康家營子，就能順著這條電話線徑直走向那個村的村部，這是從事文物工作以來去幾個村闖出來的經驗。這樣有兩個好處，一個是不必村村問路，節約了很多時間，第二個是走的是一條直線，很少繞彎子。不利的是多數沒有路，很不好走，過不去溝坎的地方也只能繞開。

康家營子村地處老哈河右岸的第二級臺地上。這里是科爾沁沙地的腹地，由于河道彎曲呈西南——東北流向，整個河岸迎向西北，所以形成了大風口。岸上隔不遠就矗立著高低不等、粗細不一的風蝕柱，每個柱從頂到底多露出不同時期文化堆積，從紅山文化到遼金元等時代文化遺存堆積層，有的在風蝕柱靠西北側刮出來的淺坑中，如壓縮餅干式形成次生文化堆積。我從康家營子大隊向北到吳家營子村的幾華里河岸上走過，就遇見刮出的幾件新石器時代的石斧成排地擺放在路邊。又過了15年，在1988年的5月份，我們來搞文物普查，尚能采集到較完整的紅山文化陶罐、東漢的五銖錢和完整唐代大陶罐。

我來大隊部時，也已接近中午時分。大隊會計在村里值班，其他村干部下隊搞植樹造林去了。會計很熱情，也知道了墓地被盜的事，在隊部吃完中午飯就去吳家營子找到那兩個盜古墓的農民，開始調查工作。

圖一、吳家營子鮮卑墓出土印紋陶壺和海波紋銅牌飾 現收藏敖漢博物館 摘自《敖漢文物精華》

二、現場調查和民間走訪

意外獲知出土金器

吳家營子是依河岸而建，小村子有20余戶人家。盜掘的兩個人就住在這個村里，都是30多歲的農民。我先到的是劉金堂家，請他說一說這兩座墓的發現過程。據他說，1972年乃至1973年以來，這里遇到連續的旱災，一到春天青黃不接時農民便到沙窩子里去挖野菜充饑。科爾沁沙地是一個含水沙地，雖遍地是沙包，但背風一面往往綠草一片，用手一掏一尺多沙就見到水。有的沙坑還有小水泡子形成一小片綠地，長著各種野菜。1973年春天，他與宋萬有一起去東沙窩子挖野菜，看到地表刮出呈長方形框鐵釘，他倆就順著方框的范圍內向下挖去，幾锨深就見到人骨，出土了陶器、銅器和金器，我問他這些東西在哪，他說金器讓他們兩個賣掉了，他們挖出金器驚動了全村，好多人來看究竟，駐村的一個從沈陽來的姓李五七戰士也到他家看，他對劉、宋說私藏黃金違法，抓緊到銀行賣掉。劉還對這批金器作了描述，是像牛等動物，身上鑲嵌著各種顏色的寶石，在銀行賣時，營業員將寶石用鉗子夾下來，將金器剪成小塊，稱重后得款800余元。回來后一位大隊姓武的干部向他倆借去300元。當時金子是3元一克，根據他說的，這批金器總重300克左右。劉和宋還將鎏金的銅管、桃形步搖、四件海波紋圓形方孔銅飾件和兩件印紋陶壺交給我們。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鮮卑的文物。除了這座墓魏晉時期墓葬收繳的文物還有遼墓出土的幾粒琥珀珠子和兩菊花形瓔珞墜。契丹人崇尚琥珀，而這些琥珀多產自波羅的海是通過西域諸國向遼國進貢而獲得。因此，這些精美的琥珀制品是舶來品。

圖二、浮雕菊花紋琥珀 康家營子遼墓出土 摘自《敖漢文物精華》

我找那位敦促賣金器的五七戰士座談，承認是他讓他們賣金子的事實，也大體介紹了他所見到的金器，看來不僅普通農民不懂挖文物違法，這個來自省的干部也不懂。

第二天上午，劉、宋二人領著我先看了那座鮮卑墓，位于距村之東約1華里的沙坑中。又經過一年的風沙侵蝕，盜掘坑已刮平，地表看不出任何痕跡。

從鮮卑墓再往南約1華里處一個大沙包的東南側便是被盜的遼代壁畫墓。我們看到盜掘現場是墓為中等規模的貴族墓，墓室為磚八角穹窿頂，有甬道、墓門和墓道盜掘者是將頂部南側打開一個洞爬入墓室的，故墓室內有很多沙土流進。墓西側便是座大沙包。從盜洞向里看到墓室的壁畫局部。

三、對遼代壁畫墓的清理

兩處墓地都現場調查清楚了，回大隊首先向大隊干部匯報，也同時向旗文化館的領導打電話匯報一天的調查結果，請示被盜的遼墓是否應該清理，時任文化館長王玉珩說：你們清理吧！

第三天，大隊又派來兩個人加上大隊劉、宋共4人清理，所謂清理，就是墓室的沙土清理干凈，甬道的大部分未動，還是原來的泥土半天多就清理干凈。墓道東南方向，室內北側磚砌尸床，甬道和在墓室內壁白灰面上作畫。正北壁畫四幅花卉條屏，東北和西北壁各畫一只立著的仙鶴，東西兩壁各畫四男一女侍者，應為《侍奉圖》。東南和西南兩壁各畫三個契丹男人，向內第一人駕海東青，應為《春獵圖》，是為墓主人出行春獵作準備。兩個女人捧著包裹為主人打扮，男人均髡發，是春獵中契丹青年獵手。

圖三、繪于康家營子遼墓甬道 魏澤德臨摹 摘自孫機《遼代繪畫》一文

更具草原游獵氣氛的是繪于甬道東壁的《備飲圖》和西壁的《烹飪圖》，壁畫的摹本一經發表后，便成為研究契丹生活的珍貴資料，受到了史學專家的重視，如考古大家孫機先生便在《遼代繪畫》文中引用。《備飲圖》為兩個女仆坐于矮幾邊角處如有所語，身后一只細腰犬正在低首找吃的，極具生活情趣，似乎聞到芬芳的草原氣息。《烹飪圖》為三個髡發的契丹男子，主要道具有長頸瓶以及矮幾上的碗盤、三足筒腹鐵鼎、三足圓腹直領鐵鼎，為一蒸一煮的兩件炊具，而且是為野炊的專用食具。蒸鍋是蓋著的，應該是蒸包子饅頭之類的面食；筒形鼎則無蓋，有獸的肘子、獸首和野鴨脖等。這種野炊的生活方式，與契丹人游牧和狩獵生活方式相關。筒形鼎還見于遼墓的出土，廣大的遼西地區，從小河西文化到小河沿文化的前后五千余年間，所用炊具均是以筒形罐，也把遼河等地區稱之為“罐文化區”，皆緣于史前這里的先民們以狩獵為主要生產方式，他們以直腹罐作為炊具就是為了煮飛禽走獸時易于放取。遼代的契丹人也完全因生產生活方式使用這種筒形鐵鼎，與史前的陶器中筒形罐相雷同，這正如契丹人為架鷹時不被鷹抓傷，創造出臂鞲，由此專家們認為，牛河梁、大甸子墓中出土的原被誤認為是臂飾，考定為架鷹的臂鞲是同樣的道理。紅山人把鷹、鸮一類的猛禽當作與天溝通的媒介，并在手腕部帶有玉臂鞲，用以訓練鷹聽從巫覡的指揮。當然，其基礎均是與狩獵的經濟形態相關聯。壁畫中兩個駕鷹者是在手指之上，且帶有長長的鷹鏈，這是首次見到架鷹的形態。

遼墓的考古最重要價值有兩個，一是墓志，二是壁畫，壁畫是距今千年的錄像帶記錄著契丹等各民族生產生活各方面的內容。敖漢旗是發現遼墓壁畫最多的旗，揭取的壁畫70余幅，我接觸的第一座壁畫墓便是在康家營子遼墓，這是開篇。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曾一度建議將敖漢旗博物館改為敖漢旗遼墓壁畫博物館。

四、這座遼壁畫墓

的保護和影響

這是我第一次處理這座遼墓盜掘事件。當時還沒有頒布《文物保護法》，僅是國務院頒布有文物保護條例，首先向上匯報。清理結束的當晚，我便向文化館王館長電話匯報了調查和搶救清理的具體情況，并請館里美術組協助臨摹和拍照。第四天王館長和美術組的魏澤德便來拍照和臨摹。他們拿來廣告色和圖畫紙繪圖，魏在圖畫紙上勾出線圖，未塗色，而是將色樣塗于紙片上并編號，又在線圖注明色彩編號，回到館里統一敷色。六幅條屏是我繪圖，專用紙即米格線縮小繪制。王、魏二位摹繪和拍照完即回旗，我也回公社向領導匯報，因主要領導都在鄉下植樹，只能等他們回來。

圖四、在吳家營子收繳的鮮卑鎏金步搖冠飾件和銅帶鉤 現藏于敖漢博物館。

我住在公社院內的宿舍里，吃飯又是個難題，姓張仍然很冷漠，好像雙方均很不爽。我索性不去公社食堂去吃飯了，去供銷社買一種叫“光頭”的餅干，喝點開水充饑。有一天中午正往供銷社方向走，遇見我在初中和師范時的胡桂老師，他此時正在古魯板蒿中學當校長。當他知道我要去供銷社買吃的時候，就順聲說不用買了，到我家去吃。

時近中午，也真的有些餓了。我跟著胡老師走進中學家屬院胡老師的家，土平房僅兩間，外屋做飯，里屋是土炕。

胡師母姓錢，是我愛人的小學老師，他們很熱情的接待我，記得中午給我烙的白面餅，現烙現吃，餅很小，她就從外屋鍋里烙熟用鏟子端進屋，直接放在碗里，小餅表面還滋滋的冒著小泡，吃著雖然有些燙，但又香又酥脆，真是像到家一樣。

圖五、1981年在吳家營子征集的鮮卑三鹿紋銅牌飾 現藏于敖漢博物館。

五、對這座遼墓的保護措施

終于等公社主要領導回來后，便聽取了我的匯報，其他人我記不起來了都說了什么，黨委劉書記是我初中教政治的老師，他聽完后說了一句，這就因為你是我的學生，我說兩句，你剛參加工作，閱歷淺，這事怎么處理呀？說完便就離開了。主要的分歧是在處理兩名盜掘者，我堅持的是要本著地下地上文物概歸國有，公社應該立案調查。既然老師把這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公社態度明確了，我再呆在這毫無意義，我決定返回。

要回去，班車不通了，據說因為春匯地，公路被沖斷。我只能步行一段路，繞到小河沿公社四道灣子坐班車，這樣要步行30余華里的路程。走到小河沿已近中午，我的牙疼病已犯了好幾天了，至小河沿公社醫院，便走進去請大夫看牙，大夫是一個五七戰士，從遼寧來的醫生。他檢查一遍，建議將蛀牙拔掉，我問他得拔幾顆，他說得連拔5顆牙，我站起不在扭頭離開，這些牙中有三顆一直堅持我70余歲后才逐漸“下崗”。

圖六、1981年在吳家營子征集的鮮卑神獸紋陶壺的拓片 現藏于敖漢博物館

回到旗又將這次盜掘與清理事宜向旗有關部門匯報，聽說旗長鮑森找過他們談話，劉書記還來旗專門解釋過。

不過這次盜掘事件也驚動了上級文物行政部門，大約在7月份，國家文物局、遼寧文化廳、昭烏達盟文物局等領導同志前往查看康家營子遼代壁畫墓的破壞情況，旗宣傳部的于慶和文化局領導陪同，我也從小河沿白斯朗營子返回陪同。動靜很大，但沒下文。

或許還處于“文革”的末尾階段，各項法規尚不健全，也是初到社會的我還未經歷練。更為不爽的是我們清理遼墓的成果被他人拿去偷偷在1979年的《文物》雜志上發表了，這在全市引起了反響。在1975年7月，敖漢旗人民政府頒布首批旗級文物保護單位共四項，康家營子遼代壁畫墓列于其中。大隊唯一采取的保護措施是用檀子和樹楷將墓室棚起來封存。

往事如歌。時過50載，當年的事如發生在昨天。康家營子遼墓是我搶救清理敖漢遼墓的開始，這是我旗歷史文物保護的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保護的文物單位先例，是文物執法的第一次實踐。因此，這座墓的清理，對以后多次遇到同類事件有啟發作用。既要按法令法規行事，這是大原則，還要作通各級別的領導工作達到認識的統一。因為無論何時何事“領導是關鍵”，沒有各級領導的支持，沒有廣大群眾的自覺性保護意識，文物保護工作就很難做。每次事件的出現，也是文物保護法的最好宣傳和實踐的機會，要借助各種新聞媒體的作用，和他們交朋友，宣傳面就會更廣泛，這樣就形成從領導到廣大農牧民全民性保護，人人有責的態勢。而且這種態勢在敖漢旗形成也是從康家營子開始的。

談50年前的過往，就是在談歷史。時隔半個世紀，這次調查結果至少透露出這樣的歷史信息，老哈河流域在漢魏時期與遼代就有鮮卑、契丹族留下豐富的遺存，這是他們的活動軌跡，并在此創造出精美的藝術品。

圖七、鮮卑金神獸 現收藏于新州博物館

2004年，我編寫的《敖漢文物精華》圖錄，將當年康家營子遼壁畫墓出土的兩件精美的菊花紋琥珀墜收錄書中。還將吳家營子鮮卑墓出土東漢至魏晉的壓印紋灰陶壺（圖六）及4件鏤空波浪紋鎏金銅牌飾收入該書，作鮮卑文化典型器類。1981年春，我又一次來到吳家營子，除征集到兩件紅山文化彩陶缽外，還征集一批陶壺和兩件銅牌飾，兩件銅牌飾均收錄在《敖漢文物精華》一書中那件彩陶缽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更重要的是一件神獸紋陶壺也收錄其書中，這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件印有鮮卑神獸的陶壺，由于有這件陶器，我寫了一篇論文于2023年發表，題目是《鮮卑神獸考——從一件陶器的神獸紋談起》。

轉自：故鄉文學

作者簡介：邵國田，1947年6月生于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王家營子鄉北洼子村。1968年新惠師范畢業后，先后任旗總工會宣傳干事，旗文化館副館長、館長，旗文管所所長、旗博物館館長等職，副研究員；旗政協第二、三屆委員，赤峰市政協第三屆委員、文史委員會委員；赤峰市首屆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內蒙古自治區考古博物館學會理事，自治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內蒙古紅山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遼金史研究學會理事，中國收藏家協會玉器委員會顧問。2008年受聘于上海工會管理學院專家,2014年又受聘于赤峰學院博物館館長，并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紅山文化社會形態研究”的成員之一。1986年6月，邵國田被評為全區文博戰線先進工作者，出席了自治區文化廳在包頭召開的表彰大會并受到表彰；1989年，被評為全區文物普查先進工作者，受到文化廳表彰；2002年月，被評為全國文博系統先進個人，受到國家文物局表彰，并作為先進個人代表赴京參加了表彰大會。現任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城建學院任教，赤峰考古四十年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