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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眼下，農村的賭博泛濫已經成為鄉村治理和移風易俗的難點之一。在今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第二十四條中，就特別提出要“深入打擊整治農村賭博”。該問題與防范遏制“村霸”、“宗族黑惡勢力”、禁毒和傳銷詐騙等農村頑疾并列，顯示出賭博泛濫已經成為影響中國農村健康發展的一大毒瘤。

為何農村賭博會走向猖獗？這一現象的背后，反映出什么樣的經濟社會問題？怎樣才能“標本兼治”地解決農村賭博泛濫問題？中國農村問題研究者行一在“返鄉隨筆”中指出，賭博問題不僅事關錢資流失，還透視出部分鄉民扭曲的社會觀念。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農村賭博的泛濫現在正在大規模滲透農村青年群體。因此，治賭也應當作為系統工程進一步展開。

此次回家，筆者聽聞村里有不少青年因賭博欠債而家庭失和。起初，筆者以為這只是個例，但后來，聽到的類似事件越來越多，且都發生在筆者自家周邊，不禁令人感到唏噓。

以本村Y組為例：Y組共有20多戶100余人，近些年因賭博欠債的有6戶，另有7、8戶也屬于常年嗜賭，只是目前尚未淪落至家庭破產。其他小組的情況雖然不似Y組嚴重，卻也呈現出隱性增加的趨勢——欠款形式、債務數額、聚賭對象等都仍在增加。

結合既有觀察，本村村民的賭博方式與呂德文教授在《》[1]一文中描述的形態相差無幾，且又疊加了近年流行的網絡賭博。從結果上看，鄉村賭博不僅通常會給村民帶來家財耗盡、妻離子散的悲慘結局，甚至還會扭曲部分鄉民原本淳樸正直的社會觀念。因此，治賭也不僅僅是改變某些人“不良嗜好”的問題，還更應當被視為一個系統性的社會工程。

農村的青年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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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在的村莊位于中部某省，約1200戶5000余人，80%的家庭依靠打普工維持生計，務工行業包括建筑、裝修、餐飲、服裝等。這些家庭大多為“半工半耕”模式，即老人在家種田、打零工，青年夫妻或一同外出務工，或一方留守在家帶娃。

一般情況下，一個雙勞力家庭的年收入為10-15萬，足以支撐多數家庭的良性運轉，甚至能夠讓家庭資產實現小幅穩步的積累。然而，一旦某位家庭成員，尤其是青年夫妻沾染上賭博之后，家庭的經濟狀況便很可能迅速陷入潰敗——

筆者的小學同學S，常年外出務工，去年離婚了。原因是他因賭博欠了幾十萬。原本，他有一個幸福的三口之家，孩子9歲左右。得知他賭博欠債，妻子曾給過他兩次機會，條件只有一個——每年打工的錢要至少拿3萬回家里。怎奈收不住手的S始終未能兌現允諾，妻子含恨離家，留下他一人帶著兒子生活。過年期間，S依然忍不住往村里的賭桌上坐，試圖一把翻盤，解決債務問題。

同村的B某，在本鎮經營副食生意多年。小有積蓄的他，受到社會朋友的不良引導，逐漸開始頻繁出入賭場。2022年左右，B賣掉店面用于償還賭債。年近50歲的他，現在正在外地務工，艱難謀生。

X某，女，28歲，婚后一直在家帶娃。一次偶然的機會，X在某交友軟件上認識一位朋友。受此人誘帶，X陷入網絡賭博。2023年，因欠債近30萬且一直戒不掉賭癮，其丈夫與X離婚。

與之類似，L某，女，31歲，在縣城陪讀。從最初的打小牌消磨時間，逐步發展為搓麻將、炸金花，高峰期一晚輸掉2萬多。其丈夫因無法忍受L欠下幾十萬的賭債而提出離婚，只是因家公堅持“孩子不能沒有媽媽”，暫時保住了L的婚姻。現在，L正和丈夫一同外出，打工償還賭債。

類似的本村青年賭博欠債的事件，還在繼續增加。

就村里的賭博群體構成而言，50歲以上的人大多打紙牌，玩法包括但不限于斗地主、“三捉（打）一”、長牌，起底價1-2塊，一個下午至多輸一兩百塊；相較而言，20-50歲這一群體的賭博，賭法多樣，浮動較大，比如前些年流行的“炸金花”，一晚上至少輸贏幾千元。

據說，之前隔壁村的某個小包工頭曾來到本村賭博，結果一夜之間輸掉幾十萬，第二天喝藥自殺。他被救之后，賭場的頭頭不得不打電話來協商解決方案。

在賭博空間分布上，50歲以上的群體大多在村里小店或私人家里賭博；而中青年群體的賭博地點更加靈活，跨鎮聚賭也是常有的事。甚至在某個山頭、某個隱蔽的小村支起一張桌，賭場便開始“營業”了。

實際上，自上世紀90年代起，筆者村里就經常發生夫妻一方因沉迷賭博而產生家庭矛盾的故事。時隔數年，賭博已成為村民見怪不怪的事情，甚至不乏有人以此為營生，過上了“一朝有，一朝無”的日子。

然而，與過往不同的是，今天的賭博欠債，對象已不僅僅局限于做生意的或包工頭等“有點小錢”的人群。越來越多的普通打工青年、居家帶娃的年輕媽媽也深陷其中，一不小心就背上了“10萬+”的債務。從家庭生產角度看，青年群體若因個體投機、環境誘導等因素陷入賭博泥潭，輕則“在外辛苦一年，回家一夜返貧”，重則背負巨債、家庭破碎。

眼下，農村賭博泛濫的問題已經并不僅僅局限于筆者所在的北方村莊。據呂德文教授觀察，以兩湖平原為代表的南方農村，近年來也存在賭博風氣盛行的現象。

總的來說，賭博行為的蔓延正在席卷農村青年群體。一旦無法控制，或將導致農村中產及其以下家庭的再生產困境。因此，這一問題尤需警惕。

農村賭博的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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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說，農村青年賭博蔓延的現象，折射出的是農村賭博的常態化。以筆者所在村為例，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

其一，賭博場景向家庭延伸。鄉村賭博屢禁不止，重要原因源于村民對此行為的不以為意，只是將其視作一種娛樂消遣方式。甚至，有不少村民家里也買了麻將桌，如此一來，有的人自孩童時代起便接觸麻將、桌牌等。

上文提及的L，她的父母就喜愛賭博。L自小就在村里各個小賣部里圍觀父母打牌，如今自身也沉迷麻將。

正如村民Z所言，“屋檐滴水照舊渦”——家庭賭博已經逐漸成為嗜賭青年的首要培育土壤。

其二，隱性賭博產業培育出以賭博為業的群體。早些年，村民賭博屬于季節性、臨時性的娛樂活動，參與對象以男性為主；現在，村民們的賭博場所和“上下游產業”日益多元化、參賭頻次更高，賭博成為了男女老少“皆宜”的項目。

相比于其他社會活動，打牌、搓麻將的組局門檻不高，3-4個人便可“開張”。本村以村部為核心的2公里范圍內，幾個小店合起來至少有25桌/天，這還不包括在村民自家設立的賭局。除此之外，村里另有部分人從事賭博服務業，比如開賭點、“放炮子”（放高利貸）、“二五仔”（收貸）等。

相較于“高端”的城市賭場，農村里的賭點比較簡陋，有時亦會選擇某個偏僻小寨作為臨時賭點，這些均強化了賭博行為的隱蔽性。為了躲避執法部門的打擊，有的場子老板會有償雇用一些返鄉青年沿路放哨。據了解，這些青年大多在外也從事幫人看賭場的營生。

與此同時，賭博活動的有效運轉還離不開“放炮子”的人。如果對方欠債不還，“二五仔”便上場了。雖然，“二五仔”的手段遠比過去“文明”，但對欠債人來說仍是十分“消磨人”的。用村民的話來說：?

“像螞蟥一樣，天天吸著你，趕集上店都有人跟在屁股后面。搞煩了，那人（欠貸者）也就想辦法還了。”

其三，對賭博行為的認知扭曲化。曾幾何時，村民們普遍認為打牌屬于不務正業，對賭博者持有較大的負面評價。

近年來，關于賭博行為的社會認知逐漸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方面，大家將上桌打牌視為一種休閑娛樂活動，覺得賭博欠貸只是少數極端行為；另一方面，部分以賭博為業的群體發展出一種“職業化”心理，即認為從事與賭博相關的職業也只不過是“工作的一種”，只要能掙得來錢，且“通過適當手段約束在法律法規限制內”，便沒有什么問題。

正因如此，一些店主或組局者以“玩一玩”、“開心開心”等話語，誘勸農村青年習染賭博興趣。有些父母還無視子女依靠賭博場所謀生，炫耀子女為其購買的黃金珠寶等物品，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部分民眾的收入觀念，讓傳統意義上的勤勞致富、按勞分配等社會規則被賭博投機理念替代。

總體上，農村賭博的常態化，既有主體的成癮性因素，更因為日益組織化的賭博環境不斷浸潤。在這條隱形的產業鏈上，盡管獲利者始終是少數，但“一夜暴富”的美夢還是足以驅動足夠多的“獵物”不斷涌入。

農村賭博的系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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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農村賭博已超越現實的物理空間。復合型的網絡賭博加劇了基層治賭的難度。由于網絡賭博技術和手段不斷革新，且呈散點高發態勢，基層執法部門無法有效預防青年涉網賭博。一方面，網絡終端的個體化增加了執法排查的規模和難度；另一方面，執法部門的治賭行動也面臨著多部門協同的困境。基于此，執法部門應違法賭博行為，同步開展線上線下打擊整治。

另外，就農村賭博的發生原因來看，賭博的系統化治理還需更加關注農村居民的精神文化塑造。

首要任務在于引導居民樹立良好的休閑娛樂觀念。整體上，中西部農村社區的公共文體活動比較少，形式也過于單一。近年來，雖然自上而下的“文化下鄉”活動日益增多，比如到農村社區放電影等，但實際參與的人數寥寥無幾。大家普遍對此類活動感覺是：

“在手機就能看到，何必費勁跑村支部那里？”

歸根結底，這些活動內容過于一般化，缺少吸引當地居民的文化特色，無法激發活動與觀眾的現場共鳴。久而久之，愿意來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少。

公共娛樂活動不足，個體娛樂方式比較有限，于是聚眾賭博、圍觀賭博成為一個對文化知識、理解能力要求不高的娛樂節目。偶爾娛樂無可厚非，最怕沾染成癮，某村民笑言：

“牌上可能有洗腦液，手一粘上，腦子也被洗了”。

筆者有一位表親，自年輕時便喜好打牌。這些年，雖不至家庭破產，卻也引得家庭關系長期不和。據悉，年輕時她和丈夫多次吵架，最終憑借“你不叫我賭博，只有死路一條”的決絕態度為自己“贏得”繼續賭博的空間。而今，她的兒子媳婦不愿給她生活費，主要原因是怕她亂賭輸錢。

從這個角度講，開展具有農村特色的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2]，增加居民的公共參與度，可以幫助農村居民逐步養成健康的休閑習慣。

同時，需堅持做好涉賭防賭宣傳與警示教育工作。結合不同地區經驗來看，賭博通常會滋生其他違法行為，尤其是背負高息貸款以后，不少參賭人員進一步走上了偷盜、詐騙、洗錢等邪路。基于此，相關部門應當在廣大農村和城中村區域加強針對賭博危害性的宣傳，借助“法律下鄉”等渠道強化法律法規教育。

除此之外，還要看到青年賭博現象背后的就業問題，關注青年擇業、轉崗及相關技能培訓等困境。

總的來說，賭博治理應兼顧多元疏導與執法打擊，通過技術賦能與社會參與，構建綜合性的防治網絡。

*資料來源：

[1]呂德文. 值得注意的“社會之癌”：一個鄉鎮的賭博業調查[EB/OL]. https://mp.weixin.qq.com/s/QYrhnq90KWE6kiUvTbDdyA.

[2]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鄉村全面振興規劃（2024—2027年）》[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7000499.htm.

本文作者｜行一 中國農村問題研究者?

返鄉隨筆｜行一：農村的“性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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