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寫作者，

她們以細膩敏銳的筆觸、別具一格的視角，

雕琢著文字世界，賦予故事以生命，

勾勒出生活的斑斕萬象。

在文化語境日益多元的當下，

她們筆下那充滿魅力與力量的文學宇宙，

訴說著女性的夢想、掙扎、愛與哀愁。

對于她們來說，

寫作僅僅是源于內心深處最原始的本能，

是一種表達欲望；

是源于生活與精神上切實的需求，

更是源于對文學始終如一、熾熱真摯的熱愛。

2025年，正當好年華，

她們的目光純粹而堅定，用文字構建屬于自己的世界。

這是一次時長為80分鐘、遠隔網絡兩端、僅憑聲音認識對方的采訪，與大多數無法謀面的采訪別無二致。直到她說：“你知道嗎，此刻和你聊天，我在家里也是站著，且走著的。”于是，似乎就從那一刻開始，她輕輕緩緩的言語給冬夜的冷焐出了一道罅隙，我解衣卸甲跟隨她的引領，慢慢穿過她筆下每一處相交有年的社區、人流如織的街道，與那些角色擦肩、問好。來來去去，走走停停，卻也不知不覺，有幸看見了她眼中的人間百態。

“占黑”是王占黑的小名“點點”拆分得來。初初讀到這個名字，也許常會將它安在男作家的身上，如果你剛好又讀過她書中有關上一代人的故事，或許還會將“90后”的她放在“中年男作家”的行列。對她而言，是否錯認并不重要，所以她會在我提出“女性作家”的相關問題后，說出“奇怪”兩個字。在她看來，或許女性在生活中難免會因身份受到限制，身為寫作者，只有視角之分，沒有性別之分。“虛構的魅力就在于寫作者可以成為任何人，在那個場域里，當我在寫第一人稱男性時，我就必須去想他會想什么，而不是寫作時的我在想什么。”

由此，點燃空響炮的瘸腳阿興、理發師傅小花旦、做早點的阿祥、開五金店的阿金……那些生活在社會空間中林林總總的底層普通人—她心中的街道英雄們，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逐漸出現在她的筆端，他們的故事關乎日常瑣碎，也關乎生老病死。

她是如何“遇見”他們的？

作為獨生子女的王占黑，有更多的成長空間依賴于左鄰右舍，即使是描繪從小長大的工人新村，她也在書寫著樓宇之間沒有血緣關系的陌生人—她童年寫過的第一篇小說便與父親常去的彩票站售票老頭相關。

如她所講：“小時候從未出去旅游過，但也沒什么。我每天散步的路線都會有新鮮的變化，居住的小區、城市的公共空間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只要走來走去，就已經足夠好玩了，好像從來不會向往遠方。”

從工人新村到街道小區，再到城市社區，隨著王占黑生活空間的轉移，故事的敘事空間不斷變化著，遇見的人也在日新月異地更迭。他們用方言說著雞毛蒜皮、家長里短，從四面八方朝她走來，很遠又很近。“他們是虛構的，因此我們看到的彼此是透明的，但我知道，他們就在我的平行世界里好好地活著。”她輕柔地向我講述著她建構的小小世界。當然，不必因為她的語氣而誤會那是一個烏托邦般的世界，反之，她的文字“貼著人物寫”，仿若一把軟劍，擊水則暗流涌動，削鐵則鋒利無聲。

五年前，王占黑辭掉了語文教師的工作，成為自由寫作者。而后，疫情的到來，讓她為自由兩個字打上了引號：“你以為的自由游走，其實只是一個很脆弱、很虛的東西，別人把大門關上，你就出不去，別人把公園關上，你就進不去。”生存經驗的改變帶給她的是嘗試“與時刻變動的狀態保持平衡”。比如，接受變化了的自己—生活上的，或寫作上的。

繼而我問起她平日的寫作狀態，她坦然地稱自己是一個“散漫”的作者，無法像村上春樹一樣在自己規定的時間內創作，也無法像多數作家一樣集中時間高強度寫作。“即使這個小說還有10%就寫完了，我也不會一鼓作氣在某個時間段把它寫完，還是會留一個星期的時間，讓自己有耐心地寫完。”

“寫作對你來說是很難的事嗎？”

她答：“很難，且痛苦，但快樂。”

難、痛苦、快樂，十幾年的寫作經驗并沒有讓這幾種感受減退分毫，反而使她更加確定。“如果你真的特別喜歡什么，就會想保護它。寫作就是我最珍視的事情。”

“那么假如冬天寫不出來呢？”

“那就春天再繼續吧，只要我準備好了，就可以寫下去。”

Q你的文字總會讓人在閱讀時產生實時影像，那么在創作中，你也會有這一轉化過程嗎？

A:我其實完全不會寫劇本。在我有限的影視體驗中，我先被告知有這樣一個人，圍繞他去展開一些故事，而小說是你寫著寫著，角色自己就走了出來，還會隨著你寫得越多，他走得越遠，他們是兩種生長路徑。你說的影像畫面也許是每個人的思維問題。我在思維方式上會偏向視覺一些，其他人的思維方式可能偏向于邏輯的導出、線性的東西。

Q 女性在寫作這件事上有哪些先天的優勢？

A:也許不是優勢，通常來說，女性作者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對自己的作品很難滿意，這也成為一種驅動力。像是同在上海寫作的王安憶，直到現在，還能保持兩到三年寫一部長篇。盡管讀者會不斷地用新作品與過去比較，但她還是會繼續創作，這種勤勉和自律的程度，多么驚人和難得啊。

Q 每個時代的作家似乎都有屬于這個時代的氣質，你如何看待當下的寫作者群體？

A:現在的我們可能不是一個群體，每個人都是個體。從寫作的開始，每個人就是各自用各自的電腦，各自在各自的房間寫作，寫的都是自己喜歡的東西、真實的東西，大家都在各自的小山頭上努力著。更多時候，只要我知道還有很多同齡人在寫他們喜歡的東西，就像我還在寫我喜歡的東西—這件事情就已經足夠激勵到我了。我們才不管別人做什么、說什么，別人把我們分到哪里去，我們寫自己的不就好了嗎？

Q 你認為什么是“好的寫作者”？

A:只要是真誠地在寫作，以及真誠地對待寫作這件事的人，就是好的寫作者。

年少嶄露頭角至今，顧湘從稚嫩的《西天》寫到了現今的《老實好人》，她的文字也逐漸吸納了她的個人特質—樸素與明亮。入圍“2024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名單”的《老實好人》收錄了她近年來創作的十一篇中短篇小說，這些故事展露著普通人的笨拙與天真、努力與不甘……

不少讀者在讀完之后，評價這是一本輕松、輕盈、清新的書。對此，顧湘表示：“但是我覺得這里面寫了很多很苦的事情。”比如，出租屋起火無家可歸的白領；刷敬老卡坐公交到蘇州的顧存興；害怕不被愛的割了雙眼皮，目睹著丈夫出軌的曼玲……她用看似自言自語式的表達，讓讀者能平靜地去感受主人公的心聲。她以敏銳而獨特的視角、自然而輕巧的筆觸，把普通人身上的浪漫與復雜寫得親切又動人，讓書中的“我”得以生出血肉與靈魂。

“我覺得書看多了就會想寫，（寫作）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面對如何開始寫作的問題，顧湘如是說。細膩的筆觸，來自她的寫作喜好與性格。“我是一個不喜歡用感嘆號的人，我覺得文章把事情陳述出來就好了，不用為了表達那個強烈的語氣而加上感嘆號。我不喜歡用沉重的筆調去渲染一件事情，沉重的渲染筆調在我看來就很像感嘆號在句子中的作用。”話音落下，她思考了一會兒，補充道，“可能也因為我不是一個很愛激動的人。比如，我在俄羅斯碰到搶劫時就很淡定。而且我不太會大喊大叫，平時生活里也沒有很激動的場面。包括我之前被查出癌癥（不是很嚴重的那種），我被告知的那一刻也沒有覺得天崩地裂，很冷靜地覺得那就去開一刀好了，因為那種時候其實崩潰大哭也沒什么用。”

她身上這種淡然像是與生俱來的對生活的反抗，又像托舉她靠近自在生活的大手。對待寫作這件事，她很自如，沒有固定寫作時間，碰到打動自己的事情且想寫的時候便開始寫。沒有什么別的緣由，僅僅因為她想。“堅持寫作”在她這兒就像一道偽命題：“我覺得能做下來的事情是不需要堅持的。因為用上堅持這個詞就說明做這件事會讓你覺得累。如果做的是喜歡的，那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所以，寫作是顧湘喜歡的事情，也是順其自然的事。被關注也不會讓她生出創作的壓力來：“我本來就是因為想寫才寫，我是為自己而寫的，能寫出來就很讓人開心了，如果有人能產生共鳴那肯定會讓我更開心。”

短暫的交談時間里，我們聊她的作品、生活，聊她的創作，還聊了女性書寫的議題……在她的小說里，鮮少極具女性主義色彩的女性角色，但不論是《下沉》還是《球形海鷗》，里面的女性都在混亂的生活里努力地生長。談到女性角色時，顧湘表示自己曾看到有人評價她筆下的女性角色不像女的：“我當時覺得這種評價很荒唐，我在想什么叫作像女的，女的應該什么樣呢？”她也坦言，自己作為女作家對性別概念并不是很強烈，所以當被談論時她也不介意自己被強調女性的身份，“因為我本來就是女的，這就是一個事實”。

看到越來越多女性創作者被關注，她感到開心：“她們能擺脫家務的負擔，或是傳統的束縛，能寫作，寫很好的小說，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是很值得開心的。現在社會日趨緊張，人的試錯成本也在提高。我覺得對于創作這件事情來說，有一種情況是能帶來直接的好處的，那就是如果書賣得多，那這個人就會有更多精力來寫作，但是這兩年的圖書銷量很慘淡。”

盡管越來越多女性創作者浮出歷史地表，越來越多女性的聲音被聽到，但仍有不少人迷失在網絡“自由表達”的迷霧里，做別人聲音的追隨者與重復者。究竟要如何找到并展示自己的聲音呢？顧湘給出了她的答案：“我覺得你有想要找到自己聲音的意識時，只要講出來就是自己的聲音了。因為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確實有一部分人會跟隨網上的某種言論去發聲，但我又覺得不能苛責大家，因為看書、做手賬、寫字確實是需要耗費閑暇時間和精力的。”她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關鍵，表達之前需要吸收，而不論是吸收與輸出都是需要時間和精力的—社會節奏卻讓我們很容易陷入一種虛無與跟隨的狀態。

話鋒一轉，顧湘接著補充道：“不過也有一些農民工詩人寫得很好，其實我覺得不管用什么形式，哪怕不是寫書，去拍一些視角獨特的短視頻，也是表達自己聲音的一種方式。我覺得一個人如果意識到自己需要用發聲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那說明他已經有了發聲、表達自己的意識了。”一席話畢，她的聲音輕輕柔柔，卻擲地有聲。是呀，萌芽已然珍貴。現今越來越多的女性創作者被看到、被欣賞，不就是曾經冒出的小小嫩芽生長起來了嗎？

聊罷，終于意識到顧湘為何能如此純粹又精準地寫出普通人的心境了，那是因為她公正地把每一個人當作獨立的、有血有肉的個體，而不僅僅是素材里擦肩而過的過客，她“就是這樣對世界熱心，又和世界保持著距離”。

Q作為創作者，你覺得哪個創作階段是屬于你的好年華？

A：我覺得每個時期都是好年華。雖然現在回過頭看以前的作品會覺得不太滿意，但是在當時那個時間段來說它又確實是不錯的。

Q 會擔心隨著年齡變化而靈感枯竭嗎？

A：我覺得這倒不會。我會比較害怕因為年齡變化帶來體力衰退、視力變化這類身體的病變，但是創造力我覺得是不會衰退的，反而隨著年紀變大經驗也會更豐富，可能對寫作來說會是件好事。

Q 對于即將到來的2025年有什么目標？

A：《好小貓》的新版我還一直沒有完成。為什么做事情那么慢？就是因為我很想把一個東西做得盡善盡美。本來這本書要再版，如果稍微不負責任一點，直接將原來所有的東西交出去就可以了，但我又不想做一本跟之前一樣的書，雖然可以賺到錢，但我還想增加一些新的內容。我不想我做過的書只是單純地再出一遍。

Q 你希望的2025年是怎樣的？

A：我腦子里想寫的東西很多，但是我寫之前會去查看很多相關資料，確保真實了再寫，這就導致我總是遲遲才動手去寫。所以希望2025年我能夠顧慮稍微少一點，動手勤快一點，寫東西的時候能“草率”一點，先做起來再說。

Q 聽到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你當時心情怎樣？

A：感覺她是離我最近的諾貝爾獎得主了。相較于韓江的作品，我會更喜歡金愛爛的。韓江獲得諾貝爾獎之后，我其實很羨慕韓國有很好的對外翻譯和宣傳。有時候我看到很多外文書有中譯本，我就以為很好看，但其實有些就不是很好看。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幸運，很羨慕他們。因為我認識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沒有英譯本，但我覺得我們寫得并不比一些外國作者差。

“寫作不是一個需要咬牙堅持的事情，當你咬牙的時候，你的臉就變形了，你的文字也會變形。”童末寫作的起點，是源于青少年時代普遍而純粹的對表達的渴望，進而將文學創作視為夢想。她沒有在“堅持”寫作，因為她不太需要，寫作對她來說是跟呼吸一樣自然發生存在于她生命中的，她認為創造并且想要創造是人類本能，寫作和文學是她完成創造本能的方式。

30歲的時候，是童末最矛盾的一個階段。工作日上班，周末和假期時間寫作，她試圖在其中找到某種平衡。然而文學創作其實需要寫作者以一種完整而飽滿的狀態進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現實卻是，童末被另一重工作狀態和被割碎的創作時間“壓扁”了，全然違背了創作初衷，于是她必須做選擇了。實際上，在大部分人生的岔路口，與其說是在選擇“正確答案”，不如說是用排除法去掉“錯誤選項”。童末首先問自己能不能放棄寫作：“我想象了一下自己這樣干這份工作一直到40歲的樣子，我突然就覺得很恐懼，我覺得（如果放棄寫作）我肯定會很后悔。”現在回頭想，童末坦言選擇必定代表著失去了一些其他的可能，但在這不長的人生中，正在做的事情是自己愿意做的，不覺得在浪費生命，就沒什么好計算的得失。

童末辭掉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寫作，算起來也已過去近十年了。這期間，她憑著一股好奇，踏訪中國西南的涼山地區，后以當地彝族文化為背景創作出第一部長篇小說《大地中心的人》，這部作品在2024年正式出版。一個故事如何從無到有？在童末的創作中往往沒有定律，在她看來，寫作的動機大概源于對生命力的一種想象，那像一顆從天而降的種子，隨著探索的過程發現它的鮮活，再將其種下，成為故事的根髓。2017年，童末第一次行走涼山之時，并不算是直接地為日后這部作品進行田野調查，她以腳步純粹地感知著那片土地的厚量。寫作最重要的是自己對這個故事有沒有真正相信，創作長篇小說的過程，“自然而然地，它自己內部就有一種力量，可以帶著你往前走”。在創作《大地中心的人》的3年中，也重疊著童末孕育新生命的過程，寫作一直進行到她孕期8個月，“我沒覺得有多需要我停下所有的事，去把自己變成一個懷孕的身體，我都壓根沒思考這些，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能寫得動就一直寫。”作為寫作者的自我意識與生活中的生命變化似乎是平行向前的，創作沿著故事本身的生命力一路通往它的結局。

讀過童末的作品你會發現，她筆下的故事呈現出強烈的真實感，但又與現實保持著明確的距離感。如《大地中心的人》，故事基于現實存在的涼山、彝族文化以及近代史實，但童末在后記中明確說到，書中的涼山是她虛構的，是一個寓言性的時空。“現實這兩個字本身是狹隘的，我從一開始寫作，就是因為不滿于這種狹隘。”她認為，所謂現實感本身也是虛構的，人的意識，比如應該如何生存、什么樣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等，其實都是一種文化建構出來的東西。“如果跟它保持一個距離的話，就能看到現實是怎么形成的，你就有了一種批判，或者說解構它的一種視野。”由此，我們貌似能窺見些童末認識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深入到真實生活中感知，抽離于自身之外探索解法。

近幾年，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女性創作者在文學和藝術領域展露光芒，“女性敘事”從一個單純的話題標簽已近乎成為文藝作品的“流量密碼”。同為女性創作者，童末毫不猶疑地為向好的表達環境而欣喜，也在不時地提醒自己不要落入泥沙俱下的標簽困境。“我覺得創作者還是要回到本位，就是你的作品的好壞還是最重要的。另外，我知道女性視角不是為了討巧和諂媚，要把里面的那種復雜性呈現出來。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這些基本的要做到，心里要知道自己跟這種話語的關系是真誠的、真摯的。”

事實上，童末認為自己作為創作者，是有為女性而表達的“本分”的。在普遍的認知之外，很多角落里的女性困境是悄無聲息的，她一直想探尋用什么樣的形式和恰當的藝術性為這些沉默的困境發出聲音。“作為小說寫作者，我跟她們的關系是什么？”“我用一個小說作品去寫一個苦難的故事，這樣就夠了嗎？”時至今日，她仍在思考中。她暫時不會將其作為創作的唯一角度，就像在《大地中心的人》中也有女性群像的詮釋，她們的故事很多是超出童末最初的構思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慢慢生發出了屬于她們的敘事，也同樣讓讀者在其中聽見了那些女性振聾發聵的聲音。

童末將自己所有已完成的作品視為習作，她會夢見自己寫出了一部完美的作品，夢境散去遺留下的是對完美作品的渴望。她會記得那種渴望的感覺，總希望下一次能比之前的寫得更好一點。她說：“在這個意義上，我愿稱之前完成的作品都是練習，我希望我終身都是一個練習者。”

Q對你來說，什么樣的年紀或境遇更符合你對“好年華”的理解？

A：我覺得對每個人來說，（好年華）也許就是他能夠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時刻。尤其對女孩來說，不管是在哪個年紀，如果能夠清晰地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理解自己的責任、選擇和自由，那就是最好的年華。

Q 你現在認識自己了嗎？

A：我想我依然在不斷地通過寫作認識我自己。我也還在變化和成長，但我覺得我能找到寫作這個方式，已經很幸運了。

Q 關于未來，你希望把寫作這件事做到什么樣的程度？寫作又可能將你帶到哪里去？

A：這個問題好難回答，我覺得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希望，它（寫作）一直是在一個生長的狀態中，然后它是不重復自己的。如果創作只是重復自身的話，作者成為自己以前作品的模仿者，這樣產生的作品其實是“贗品”，是“創作”的反義詞。真實的東西是動態的、活的，所以它必然會是變化的。我希望自己能夠更舒展，更自然地去擁抱這種變化，我也知道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策劃&執行/蘇琦

采訪&撰文/董一潼（王占黑部分）、Charlie（顧湘部分）、Wency（童末部分）

圖片/均由作家提供

特別鳴謝/寶珀理想國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