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月底到四月，院線涌現了非常多的好片。

但至今為止最無可挑剔的，就是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主演的這部《初步舉證》。

嚴格來說它是一個官攝的舞臺劇作品，也叫NTLive影片，由英國國家劇院推出，旨在通過現在化方式將劇院經典劇目呈現在更多觀眾面前。

《初步舉證》的光環已經無需多言，在國外拿了奧利弗與托尼雙料獎，國內目前是豆瓣評分9.6。

它的優點非常明顯，如故事本身的設定，演員的臺詞功底和表演藝術能力，都無可挑剔。

這是由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一人分飾多角的獨角戲，臺詞密集且豐富，觀看時必須要全神貫注。

光這么說可能很多人要覺得悶了。

實際上，這片子展現出了巨大的戲劇張力和情緒爆發力，很多觀眾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刻入戲的，反應過來時身上的汗毛已經站很久了。

但它最令人敬佩的，是以藝術之名挑戰現實，對性侵問題直接且不回避的態度。

很多女孩在該片的影評和影片相關的評論區里說出了她們的遭遇

我們都知道，性侵案取證之難、定罪率之低，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但為什么會如此之難？受害者在這樣的程序里究竟會經歷什么？

《初步舉證》，用“帶血的刀子”從多重角度把這件事徹底剖開了給你看。

至于為什么是“帶血的刀子”，和主角本身的設定相關。

這部電影的主角泰莎，是一個從工人階級出身，通過努力躋身精英律師階層的女性，她意氣風發，是一個幾乎沒有失敗案例的辯護律師。

她是優秀的獵手，知曉規則、節奏和漏洞，經她手的性侵案不算少，但她的身份是站在受害者的對立面。

泰莎將受害者視為需要拆解的“證據載體”，而非活生生的人。

面對性侵受害者，她通過用精心設計的交叉質詢，削弱其可信度，來為被告脫罪。

她相信“法律真相”，并把敗訴視為受害者準備不夠充分的自身問題。

這樣一個處理性侵案件的辯護律師，一個法律體系的擁護者，卻在她事業上升期時，遭遇了來自精英階層同事的性侵。

她從一個完全了解體系的加害者，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受害者。

她越是能靈活的使用“規則”，就越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司法體系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刺向她，撕裂她，羞辱她。

這樣一個同時擁有了加害者和受害者雙重身份的女人，就成了一把“帶血的刀子”，剖開她自己，也剖開規則本身。

在這個過程里，觀眾最先看到的，是一個以理性為傲的女律師，在事發后干了無數自己認為的蠢事。

她沒有第一時間報警，反而先清洗了身體，打掃了案發現場，事后還刪了聊天記錄。

隨后這個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從不敗訴的女律師，在走進警局前，意識到自己的證據鏈并不能滿足質詢的“期待”。

他們當晚喝了很多酒，他們在一起時氣氛很好，她邀請了對方去她家，又喝了很多紅酒。他們之前有過性關系，她還告訴別人他們可能會交往。

這一切組合成了一場必輸的官司。

她站上法庭前，不斷用過往的質詢技巧，一遍遍模擬可能的情況，試圖在創傷帶來的情緒波動前保持理智。

站上法庭后，真正的質詢和她受過的性侵創傷，一次又一次成為凌遲她的刀片。

案發的過程，被旁聽的男人們當成了一場“活該的笑話”。

她的證詞，被男律師曲解為，這是一個底層女性對精英男性下流的競爭策略。

而她的痛苦，被一遍遍質疑，“你當時為什么沒有尖叫？”，“你怎么證明自己沒同意？”“他到底用哪只手捂住你的嘴？”。

順應“程序正義”不斷自證的她，在法庭眾人面前還原出性侵姿勢的她，不光是被階級和體系雙重交叉質詢，更是再一次被強暴。

當在她為自己辯護時，無法再忽視的問題一次又一次被扔在臺面上：

為什么法律要求受害者比罪犯更完美？

為什么一個女性不能說“不”就是“不”？

到底是誰定制的這樣的規則？

而當法律無法保護受害者時，社會應如何重建正義？

至此，她用自己的經驗和痛苦，剖開法袍。

讓人們看到在那之下，是一套由男性制定的，帶有預判性的，完全不公的游戲規則。

這種羞辱式的質詢策略，早已不止一次的在正義的外衣下發生。

在《黑箱：日本之恥》這本書里，身為受害者的伊藤詩織，在做鑒定時被警察要求用人偶去和她模擬案發全過程。

《知曉我姓名》的作者香奈兒·米勒，在被性侵后，遭受的不光是塑造“蕩婦”式的質詢。

在報道上她被描繪為“派對上的醉酒女孩”，“一個失去意識的女人”。施暴者被描述為“游泳冠軍”、“斯坦福高材生”和“正直的年輕人”。

根據真實事件改變的美劇《難以置信》中，當瑪麗?阿德勒報警稱自己遭遇入室強奸后，因她并非“完美受害者”，在面對調查人員幾次三番的粗暴對待和周圍人的懷疑下，她最后選擇改口，稱自己并沒有遭到強奸。

這些被看到的部分，充其量算冰山一角。

《初步舉證》中女主泰莎提到，每三個女性里就有一個受害者。

這并不是夸張的戲劇臺詞，《初步舉證》的編劇蘇西?米勒在澳大利亞法學院求學時，她發現在英國，僅有1.3%的性侵案件最終導致定罪。

就全球而言，幾乎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 生中遭受過毆打、被強迫發生性關系、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虐待（聯合國大會，2006）。

美國最大的反性暴力組織RAINN估計，每 6 名美國女性中就有 1 名在其一生中遭受過強奸未遂或強奸成功，每1000名犯罪者中只有25人最終會入獄。

根據日本政府2017年的數據，遭遇強好的女性受害者中，只有4%主動報案。

聯合國在2013年針對中國的性別暴力研究發現，每5名女性中，約有一人遭受過強暴。

在調查中他們發現，伴侶暴力報告率，存在性別差異。

男性報告的施暴率，高于女性報告的受暴率。

但是男性報告的是他們對女性伴侶施加的輕微肢體暴力，而女性報告的往往是嚴重的肢體暴力。

你不得不承認在這件事上，全球女性幾乎有著一樣的默契，即當我符合一個“完美受害者”形象時，才會去報案。

那套羞辱的質詢思路，早已內化成了一個社會通用的審訊模板，無時無刻對每個女性進行這種“交叉質詢”。

這也是為什么，很多遭受性侵的人寧愿忍受性侵帶來的創傷，也不愿承受說出性侵帶來的傷害，因為后者的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

問題是隨著時代的變化，性侵的趨勢也在改變。

這幾年，很多刑事律師發現直接的暴力性、赤裸裸的性侵在減少，但是發生在熟人之間更隱蔽的性侵在變多。

由于這層熟人特殊關系，所以是否性侵如何性侵，在這類案件中變得非常難判斷，很多案子在報案時就被卡掉了。

“性同意"問題上的法律不公，在更前端的部分，就發揮了作用。

如果再往下延申，你會發現比起所謂的“性同意”，更應該考慮的是女性到底有沒有拒絕的權力。

色情文化，和很多社交的潛臺詞，早已將女性的“不”變成了一種情趣環節，幾乎所有人都聽說過那句“女性說不就是要”。

當不合理的要求，以一種輕松的口吻被合理化，暴力和傷害的邊界也變得模糊不可界定。

而在色情文化之外，女性受到的教育，更多的是要聽話、服從、維持愉悅的氣氛、不辜負他人的期望。

以這樣姿態生長的女性，比起反抗，順從已經成了一種被馴化出來的習慣。

這種現實里存在的不公，很多時候都被忽略了，甚至被另外一種女性敘事給覆蓋住了。

就像《初步舉證》里的女主，當她從工人家庭的小徑一路走上精英律師的大道，擊敗過無數男性。

她方方面面都符合當代獨立女性的模板。

在這層外殼下，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被忽略了：她是一個通過“成為男人”，而成功的女人。

過往她幫助性侵犯脫罪使用的交叉質詢，甚至算一種利用性別上的“優勢”，來實現了更有力的“絞殺”。

直到她成為“受害者”，她被自己所信奉的體系拋棄，才看清了現實。

這也是影片所指出的另一重現實：

并不是成為人上人、經濟獨立強身健體、拒絕生育、甚至拒絕異性戀就可以避免成為受害者。

另外，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天然的同盟。

這便是《初步舉證》的稀缺性。

它從未把視角沉浸在某種困境，而是處境。

女主不會掩飾她的脆弱恐懼，但也不會沉浸在創傷里自怨自艾。

你會看見女主被擊潰過，但沒有被擊倒。

對女性的友誼也沒有一味的進行正向的描繪，或者用某種“大女主”一般的敘事讓故事走向勝利。

這也讓很多觀眾對于“敗訴”的結局不滿意，認為是爛尾。

但這是一場必輸無疑的官司，不管是當事人，還是編劇，或者觀眾都清楚這一點。

《初步舉證》沒有從任何層面上去“粉飾太平”。

唯有當現實被擺在眼前，問題無法被回避，改變才可能發生。

事實也確實如此，《初步舉證》在倫敦首演后，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關注。

該劇的成功推動了英國法律改革，促使性侵案件審理中的提議條款修訂，并被納入北愛爾蘭法官培訓。

這，只是開始。

設計/視覺：L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