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榮芳（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北師大陳垣像

[摘要]阮元創辦學海堂一改嶺南的學風，由明代以來的心性、帖括之學變為重視考據訓詁之漢學;嶺南漢學學風形成的標志是出現了陳東塾之學及東塾學派。這是陳垣學術淵源之一。

[關鍵詞]阮元;陳澧;陳垣;學海堂;東塾之學

輔仁大學

一、尹炎武與陳垣的交往并論陳垣的學術淵源

尹炎武（1888-1971），又名太蒸、文，號石公、碩公、談翁，又號蒜山，江蘇鎮江人。古文獻與文物專家。1911年入安徽存古學堂，從朱駿聲學《說文》。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從形、音、義三方面綜合研究詞義，為竭半生精力之作，此為尹炎武打下了文字學基礎。后畢業于私立吳淞中國公學國文系，又師從胡韞玉、李詳，精熟清史，善作駢文。

20世紀20年代初，任國立北京農業學堂教員。1926年，受陳垣之聘，任私立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主任，并兼私立中法大學教授。其后歷任省立河南大學歷史系主任、貴陽師范學院教授、國史館纂修等職。1934年，任《江蘇通志》稿件整理處編纂。1937年，鎮江淪陷前，將志稿和資料送僧寺保管，未遭損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負責征集組工作。在任期間，為國家征集到大批圖書文物，特別是收集到金山（今屬上海）著名藏書家姚石子（字復廬，1891一1945）的藏書，其中以有關金石、碑板、圖錄等為多，并有不少善本、孤本、批校本、手抄本典籍，大都為海內稀有之物，彌足珍貴。這次的征集，受到有關單位的表揚。曾與嚴致和、柳詒征等合力恢復紹宗樓藏書。自名所居為“說食齋”。

尹炎武與陳垣交情甚篤，《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中，收入兩人的來往書信 119通，時間從1922年至1964年，書信不斷達40余年。

1922年，陳垣任教育部次長時，尹炎武即“送上教部現職員簡錄一冊以供清覽”，并向陳垣提供人事布局的意見?！蓖暧种潞愒?，說“本日社集，因預有清華之約，不及趕回。社中諸友，幸為代謝”。

此“社集”“社中”諸友，是指1922年5月，由吳承仕倡議，尹炎武、朱師轍、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楊樹達、孫人和等8人在北京的歙縣會館結成“思誤社”，取北齊邢邵語“日思誤書，亦是一適”之意，每兩周會集一次，主要是校訂古書，以養成學術空氣。

后改名為“思辨社”，陸續加入者有陳垣、高步瀛、陳世宜、席啟、邵章、徐鴻寶、孟森、董節、倫明、譚祖任、張爾田等人。陳垣與“思辨社”成員的交誼尤為深遠。譚祖任加入“思辨社”之后，該社的論集改到位于豐盛胡同的譚宅聊園舉行。

1933年楊鐘羲、尹炎武在聊園宴請到訪的法國學者伯希和，邀請陳垣

1933年，楊鐘羲、尹炎武在聊園宴請到訪的法國學者伯希和，邀請陳垣出席作陪。同年，尹炎武離開北平到開封河南大學任教，在河南大學第一次致函陳垣是1933年4月27日，說“到汴（開封）四五十日，尚未箋候起居，負疚何己”，然后述說“此間風土與（北）平絕異”，帶著與友人的情感，敘述在開封的生活，“課余之暇，以閱肆訪書為消遣”，“今月十五，伯希禾翁回國，我公與適之、圣章、叔琦、貝大夫諸君到站送行。

臨發，伯翁謂人曰：‘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恍覈S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以執事為首屈一指”。

后來尹炎武致函陳垣時，每每憶及聊園研討學問的情趣。1934年一封致陳垣函說:“每念高齋促膝，娓娓雅譚，風月聊園，沉沉清夜，未嘗不極目蒼茫，精神飛越。南北相望，想同之也。夫以博雅閎深之學，精密湛邃之思，肴核百家，委懷乙部，冷交易集，起冬至而消寒，版本搜奇，汲修綆之供給。左攬績溪（胡適）之奇侅，右瞰藏園（傅增湘）之珍秘，真率五簋，高談娛心，橫議華筵，抵掌快意，此情此景，寤寐不忘，輔仁諸友，晨夕過從，亦曾憶及憔悴江頭，風雪彌天，有一故人寅夜燈前，擁書獨坐乎?”“聊園居士，江安老人及倫老師、余季老、雪橋、心史、葆之、理齋、羹某、少濱、蜀丞、燕舲、森老、遇夫、孟劬、文如諸鉅子，見面時幸為道意。”1935年1月31日致陳垣函云：“每憶勵云(耘)學肆之雅談，聊園春酤之墜馥，茶消意倦，遙夜明燈，輒不勝起舞弄清影之感?！?/p>

尹炎武致函陳垣

尹炎武還把聊園同人的業績和趣事寫人詩中，如1935年致陳垣一函，憶及聊園君子：

“寄援庵北平并簡石遺（陳衍）公休含光三君子，

平生縞纻傾南北，天下文章右八陳。

亂世功名委塵土，藏山著述割星辰。

從來吳越陵中國，今日湖湘嘆絕倫。

開歲聊園數社集，知君定憶未歸人。

援庵史學，伯嚴、公休古文，弢庵（陳寶?。?、石遺歌詩，含光駢體，海梢倚聲，皆極天下之選，卓然為一代傳人。八君子著籍粵、閩、吳、贛，皆吳越境內也?！?/p>

1944 年致陳垣一函曰：“柳翼謀過筑入都賦此送之。倉黃未飲茅臺酒，邂逅還登甲秀樓。奔命兵間神愈王，填胸掌故世無儔。難忘書藏幾灰燼，早續卮林（明周嬰）備敏求。猶欲捃遺傳大錯，文瀾僑置待盧牟（文瀾閣庫書近僑置貴陽）。援庵少濱琴石季豫諸老一笑。石公錄稿。”1962年6月，簡陳援庵詩中曰:

楊（遇夫）朱（少濱）解故（《漢書窺管》《商君書解詁》）破拘攣，高叟（閬仙）鉤沉（《文選注疏》）孰比肩，一任余（季豫）吳（檢齋）規紀阮（《四庫提要辨證》《經籍纂音》），登壇述學首潛研（先生教人，為從竹汀《考異》《養新》入手）。
黃（晦聞）陳（匪石）倫（哲如）孟（心史）閔（葆之）孫（蜀丞）譚（篆卿），二邵（伯綱、次公）張（孟劬）洪（澤丞）共一龕，若問聊園思辨社，空余惆悵望江南（黃詩，陳詞，倫、孟、閔、孫考證，二邵、張、洪均詞家，譚金石賞鑒）。
夢到宣南著作林，追攀翊教許同心，昨宵有客傳新句，如接鏘鳴滿袖金(西城翊教寺為先生閉戶著書之所)。

尹炎武在京外工作，十分思念聊園思辨社的同人，在致陳垣的信中，經常提及。

尹炎武致函陳垣

如1944年9月7日信云：“圣遺（楊鐘羲）作古，頗有老成凋謝之感?！薄傲膱@觴詠如恒，可有昔時之盛？少濱攜妾北征，興致不淺。哲儒養疴家弄，曾否還平？季豫《四庫考證》，定增新稿。兼士殫思音韻，發明必多。亮丞（張星烺）鉆研外史，有何新纂？孟劬息影燕大，近況何如？”

陳垣在給尹炎武信中，亦經常提到聊園思辨社同人，如1956年2月25日，陳垣致尹信中說:“即日所聞，積微居主（楊樹達）已作古，思辨同人，又弱一個了?！庇秩?956年3月30日，陳垣致尹信云:“春寒，楊、樹（楊樹達、柳詒征）一時俱萎，甚為愴痛何如”，“與大師兄（朱師轍）合照早收到，渠來書屢將張冷僧（張宗祥）誤為閬仙（高步瀛），昨去書告之”，“余謂閬仙、冷僧皆教部同事，而君與閬仙又是思辨同人”。

反映尹炎武與陳垣交往密切，感情深厚，除了上述書信之外，還可舉庚午年（1930年）陳垣寫《壽尹文書札跋》為例。尹文生于1888年農歷十月初十日，陳垣生于1880年農歷十月初十日，兩人同月同日生，陳垣比尹文大8歲。1930年，尹文41歲生日，生辰前,適琉璃廠文物店持明清人手札數件求售，陳垣見其中有兩札，正可祝尹文之壽，乃將書札買下，并撰寫跋文，說明以此兩札祝壽之理由。經過陳垣考證，這兩封書札是:

王如金（字子堅）與曹偉（號碩公）書，寫于清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申涵光（號鳧盟）與戴廷栻（字楓偉）書，寫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兩札皆有傅山（字青主）印章，曾為傅山所藏。作書信4人，都是傅山摯友。

兩札所涉及的人物，都是明末遺民。明亡后，志不得伸，或抗清死節，或潔身不仕，或閉門讀書，或詩酒解憂。他們是山西地區一批青壯年，懷念故國，堅不降清，是有民族意識的愛國忠義之士。他們的老師袁繼咸（字袁山），江西宜春人。明天啟四年（1624年）、五年（1625年）聯捷進士，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崇禎七年（1634年）提學山西，為巡按御史張孫振所誣，帝怒，逮捕入獄，幾死。諸生隨至京都，伏闕訴冤，被釋放。后總督江西、湖廣等地軍務。駐九江。清兵南下，九江陷，被執北去，不屈見殺?？梢娫揭彩强骨逯俊?/p>

尹炎武致函陳垣

陳垣跋中說“一則隱藏碩公之姓與名”，指第二札，此札中“稱及寧人、公他、伯巖”。寧人，顧炎武字，尹文一名炎武，此即隱藏尹文之名。公他、公之他，皆傅山別號?！睹献印るx婁》下有《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他》，傅山此別名源于《孟子》，此即隱藏尹文之姓。

跋中又說：“一則明著碩公之號”，蓋第一札為王如金與碩公書，上款為碩公，尹文字碩公，即明著尹文之號也。因此陳垣謂“是非還之碩公不可”，乃將兩札連同跋文裝裱成冊，以祝尹文41歲壽。

尹文得此冊頁極喜，視為珍品，寶而藏之。一來喜得傅山收藏過的明末忠義之士書札，更主要的是喜陳垣的題跋及精妙細致的考證.

陳垣以古人墨跡贈送尹文以祝壽者，如尹文72歲大壽,1960年4月12日，陳垣致函尹文:

大錯和尚為公鄉人，前承借我大錯遺集，久思以大錯真跡為報，昨在廠肆見《明人印章題詞》墨跡一冊，十八開，題者八人，中有陳元長持錢少開札索晤張一鵠之事，又有少開親筆題記。冊首有董玄宰、陳眉公書，末有夏樹芳老人題詩，又有眭明永，希姓書家難得，因亟攜歸，另郵寄呈，以為吾師壽。

1960年4月23日，尹文復信陳垣曰:

承賜明人印章題辭墨跡，不獨開少親筆，生平未睹，即夏眭遣翰，亦希罕之極矣。不知先生何幸得之，又不自留，其于鯫生，惠貺大矣。望風拜嘉，難以筆述。

尹炎武比陳垣小8歲，在書信中累稱陳垣為老師，或自稱為陳垣“門下”。他對陳垣史學成就十分崇敬，稱陳垣為“近百年來橫絕一世”的“當代史學鉅子”，“我公學術，海內匪二，主講舊京，騰聲域外”，“考據之業，到此境界，真神乎其技，空前絕后也，豈特當世無兩哉！”

1952年，時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的尹炎武把友人攜來的錢竹汀手簡15通，請陳垣考釋。陳垣寫成《跋錢竹汀手簡》。

1952年4月5日，陳垣致信尹炎武曰：錢大昕竹汀手簡十五通，分裱十四開，石公自滬寄我。抽暇一閱，皆竹汀寄家人子弟信，中有“東壁圖書印”，當為竹汀長子東壁所收藏。今略考其年月次第以下。“綜核此冊，雖寥寥十五簡，但自乾隆三十九年竹汀四十七歲起至嘉慶八年竹汀七十六歲止，綿亙凡三十年。中多有月無年，或有日無月，或日月并缺，今為一一考出，以質石公。一九五二年清明?！?/p>

尹炎武收到陳垣來信并考釋文字，于1952年5月20日復函陳垣曰：“奉四月中畢誨，并跋竹汀手簡，歡喜捧誦，傳觀贊嘆?！薄鞍现裢∥呐c往年跋于文襄手札同一精妙。嘗與柳劬堂、鮑技九（鼎）談當代擅場史學，而以深入淺出之文達之，勵云(耘)書屋外無二手也?！?956年3月29日致陳垣函云：“至先生史學明并日月，無待稱述，況名垂瀛海之人，更何須自號老友者為之揚詡也?！?/p>

1960年5月23日，陳垣致函尹炎武曰：“前日偶檢舊篋，見有凌次仲（凌廷堪）上款錢（錢大昕）、阮（阮元）尺牘一冊，記得系吾師所貽，中有殘札兩開，據內容筆跡，是孫淵如（孫星衍）的無疑，但此札年月，頗有問題，特為考定如另紙。”此“特為考定如另紙”即陳垣《跋凌次仲藏孫淵如殘札》一文。

尹炎武收到來信及考釋后，于同年1960年6月1日復信陳垣曰：“跋無名斷簡，斷定孫淵如，真是具眼，非我公無第二手?！?/p>

1961年，尹炎武把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所藏的清代學者書札寄請陳垣考釋，陳垣寫《跋洪北江與王復手札》一文。文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尹同志寄示乾嘉諸儒手札墨跋，中有洪亮吉與秋塍明府一札，有月無年，試釋其時地人事如下。”“秋塍者王復，浙江秀水人，王又曾之子。”

上述事跡，說明尹炎武對陳垣的史學考證佩服得五體投地。

1956年3月20日，尹炎武來信贊陳垣“考據之文至師可謂登峰造極矣”。

尹炎武致函陳垣

尹炎武對陳垣新中國成立后的思想進步也十分敬佩。

1952年1月21日的信說：“吾師與時俱進，養新德而起新知，幸有以廣之。”

同年2月14日信云：“本日《大公報》載吾師三反檢討文，樸實說理，真誠無妄，真可示范?！?/p>

尹炎武對陳垣的學術十分熟悉，不但閱讀過他的大部分著作，而且對其中的“微言大義”也很了解。1962年，陳垣為慶祝北京師范大學成立60周年而作《今日》詩一首，尹炎武1962年6月致陳垣信云：“昨讀先生新詩，憶及往事，爰效急就篇得八截句寄呈?！?/p>

這8首絕句，不但說明尹炎武對陳垣學術著作的諳熟，而且深刻闡述了陳垣學術淵源，其中云:

珠江學海肇儀真(征)，粵秀承風更絕塵，
今日代興起新會，不知面廣幾由旬。
(陳東塾學出儀真[征]而精純過之。先生實承其術，面復加廣。)

漫云國競判西東，旦暮何年躋大同，
不有勵耘鉤距手，誰知西域被華風。
(《元西域人華化考》)

隨園樊榭尋常見，西沚辛楣是處無，
今日吾儕眼孔仄，天臺梅枝已模糊。
(《通鑒胡注表微》)

霽月光風上綠陰，坐看群碧在遙岑，
護林影事難回首，卻慰平生種樹心。
(第四句先生原句)

夢到宣南著作林，追攀翊教許同心，
昨宵有客傳新句，如接鏘鳴滿袖金。
(西城翊教寺為先生閉戶著書之所)

這些詩作和自注不但畫龍點睛地說明了陳垣每種著作的精髓所在，而且第一首詩精準地道出了陳垣的學術淵源于阮元在廣州創辦的學海堂，和陳澧任山長的菊坡精舍。學海堂改變晚清嶺南學風對陳垣學術的影響甚大。“粵秀承風更絕塵”，是指菊坡精舍和陳澧。菊坡精舍建于粵秀山南麓，陳澧任山長十年，教學仿學海堂。

所以尹炎武自注云：“陳東塾學出儀真（征）而精純過之。先生實承其術，面復加廣?！比钤愬ⅰ愒膶W術一脈相承。

尹炎武致函陳垣

二、阮元督粵創立學海堂一改嶺南學風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蕓臺，江蘇儀征人。他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進士，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曾任浙江、河南、江西的巡撫和兩廣、云貴的總督，后入京任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死謚文達。他既是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又是學壇領袖、經術名家，集高官與學者于一身，并且長達數十年?！肚迨犯濉繁緜鞣Q他“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

阮元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由湖廣總督調補兩廣總督。道光六年（1826年）奉旨調任云貴總督，在粵前后約9年。 期間還四度兼任廣東巡撫，還曾兼署學政和粵海關總督等職。

他去世后，時人在《粵東紳士公請前兩廣總督太傅阮文達公人祀名宦祠啟》中，對他在粵的政績作了全面而具體的高度評價。其中關于改變嶺南學風的功績，有如下評述：

“取學海以建堂，上林獲稽古之益?！?/p>

“《皇清經解》八十家，實藝林之淵岳。豈徒嶺南紙貴，已看海內風行。公研經有集，著述等身。而獨舉二書者，則以此二書能闡發乎群經，而皆開雕于東粵者也。他如纂《廣東通志》，修鎮海層樓……凡茲措置，無懈宣勤?！?/p>

由此可見時人對阮元督粵嶺南興學、轉變學風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梁啟超也說：“同是一嶺南，假使無阮文達之師，則道咸之后，與其前或不相遠，未可知也?！比钤獙ν苿訋X南學風的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阮元像

(一)提倡漢學，轉變嶺南的學術風氣

清代嶺南學術文化，以阮元督粵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為帖括之學，守白沙、甘泉之舊，多尚宋明理學（或稱宋學）；后期則因阮元提倡，多崇漢學、樸學。

誠如陳澧之弟子、曾任廣雅書院院長的廖廷相所說：“嶺南承白沙、甘泉之遺，國初如金竹、潛齋諸儒，類多講求身心性命之學，迨揚州阮文達公督粵，開學海堂以經術課士，而考據訓詁之學大興?！?/p>

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說：“余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于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十五歲方游學省會，時肄業于省會之學海堂，堂為嘉慶間前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粵人者也。至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于此?！?/p>

梁氏接著敘述光緒十六年（1890年）初次拜見康有為時的心態：“時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p>

謝國楨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中說：“自阮文達元督學浙江時，創立詁經精舍，總督兩粵時，創立學海堂，其學以考證經史為宗，兼及天算推步之學。于是士子聞風竟起，所向景從，學風為之一變?！庇纱丝梢?，清代嶺南的學風，以阮元督粵開學海堂為界分為前后兩期，為學術界所公認。

前期崇尚帖括之學與白沙遺緒。

帖括之學，是指讀書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博取功名和利祿仕途。學人讀儒家經典，只取其有涉制藝試帖者，練習揣摩，積習相沿。對這種學風，時人樊封就尖銳指出：“學校、書院之設遍天下，儒生競為文以博進取，兀兀窮年，不外帖括。圣經賢傳之旨，不暇寓目。即長吏愛才養士，亦不過校其時藝之優劣，量加勸獎而已，其他亦非所計也?！碧ㄖL愈刮愈濃，學風日下，與乾嘉考據學的讀書做學問之風氣相去甚遠。

白沙遺緒，是指“白沙學派”的遺風。創立“白沙學派”的明代大理學家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號石齋，廣東新會白沙村人，學者稱白沙先生。白沙開王陽明心學思想之先河，并將其學說授之弟子湛若水（字甘泉），門徒眾多，影響甚大，世稱“陳湛學派”“江門學派”或“廣宗”。

清代學者全祖望說，陳白沙“粵中學統，殆莫之或先也。白沙授之甘泉，其門戶益盛，受業著錄四千余人，當時稱為‘廣宗’，同時與陽明分講席，當時稱為‘浙宗’。終明之世，學統未有盛于二宗者，而河汾一輩之學，幾至遏而不行?！庇纱丝芍?，明代白沙、甘泉學派在全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是白沙之學提倡學宗自然，學貴自得，主靜致虛，明心見性，為學須在靜中坐養出來，不必靠書冊。這種哲學思想有其積極一面，但發展到清代晚期，其消極一面已凸顯出來。阮元曾經評論說：“粵東自前明以來，多傳白沙、甘泉之學，固甚高妙，但有束書不睹，不立文字之流弊?！?/p>

時人評說：“粵人濡陽明緒余，祖法乎良知之說，與康成、晦庵相違，視六經為支離，薄訓詁研索為末務。士子稍解握管，輒高談妙論，凡目所未見之書，輒指為偽冊，父誡其子，師訓其徒，牢不可破，空疏無據，流弊三百年。”這里所謂“陽明緒余”，當然包括白沙、甘泉緒余在內，嶺南這種崇尚空談、言心言性的學術風氣，與乾嘉以來崇尚訓詁名物考訂的漢學、實學大相徑庭。

阮元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接任兩廣總督時，“在廣東找不到一本考據必需的書籍——段注《說文解字》，詫為怪事”。因粵人不治漢學，阮元要改變這種狀況，提倡漢學。這里所說的“漢學”，是指傳統的考據學（或日考證學）或稱樸學，而非18世紀以后產生于歐洲的西方漢學?！皾h學”（樸學）的學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歸納出十大要素：

1·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
2·選擇證據，以古為尚。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據漢魏可以難唐，據漢可以難魏晉，據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以經證經，可以難一切傳記。
3·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
4·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
5·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
6·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
7·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
8·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
9·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
10·文體貴樸實簡潔，最忌“言有枝葉”。

清代乾嘉學術以這種學風為主流，學者以此種學風相矜尚，自命曰“樸學”。其學問之中，以經學為中堅。經學之附庸則小學，以次及于史學、天算學、地理學、音韻學、律呂學、金石學、校勘學、目錄學等等，一切學問皆以此種研究精神治之。這樣，舉凡自漢以來的典籍，皆加以一番研究，得出新的結論。阮元要在嶺南倡導這種“漢學”“樸學”“實學”的學風。

(二)創立學海堂，培養漢學人才

要提倡一種學風，必須有一批以此種學術風格去治學的人才。為此，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阮元在廣州創立學海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學海堂奉旨撤銷， 至此學海堂在歷史上存在75年，它的辦學規制有一個形成、發展、完善過程。在此不專門探討它的完善過程，只從它的過程中，勾勒它的辦學特色。

1·阮元辦學海堂之取名及意旨

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

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進退忠直，聿有學海之譽，與康成并舉，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見主名。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

在《學海堂志》中，明確指出，根據阮元之指示，學海堂設立學長，“學長責任與山長無異，惟此課既勸通經，兼眾體，非可獨理”，“此堂專勉實學”。這里所說的“實學”，就是漢學、樸學。阮元取“學?！敝猓驏|漢學者何休學識淵博，人稱學海。

崔弼在《新建粵秀山學海堂記》中說：“公之名堂，取何休學海之意，謂學之海也。若揚雄所謂‘百川學于?！?，非其指也。”

堂中有阮元自撰楹聯：“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論德，雕龍文心?！贝寺撆c阮元為浙江詁經精舍撰聯完全相同，“其實事求是，崇尚漢學之初心，又于是寓焉”。

學海堂規制仿詁經精舍，阮元在《西湖詁經精舍記》中說：“圣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圣賢為尤近?！毖矒嵴憬瓡r，“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帷撸瑵h學生徒所居之名?！b經’者，不忘舊業且勖新知也?！?/p>

“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于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洨長，則三代文字不傳于后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并祀之。”乃“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群拜祀焉”，“謂有志于圣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去古近也。其實者，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之”。

可見阮元創學海堂，是仿詁經精舍，提倡漢學、樸學、實學。

阮元在學海堂首次命題為王應麟《困學紀聞》、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三跋。顧炎武為清學開山之祖；錢大昕是乾嘉考據學大師，漢學中堅人物；而追溯清代考據學淵源，則非宋代王應麟莫屬。阮元以此三跋課士，其學術宗旨及治學方法已明白無誤。

2·阮元提倡漢學，并不排斥宋學，主張漢宋兼采

近代學者劉師培說；“自漢學風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經者，以十百計?；蚴匾幌壬?，累世不能殫其業。或緣詞生訓，岐惑學者。惟焦（循）、阮（元）二公，力持學術之平，不主門戶之見?！?/p>

所謂漢學、宋學，從其治學宗旨來看，都是要闡述經義，解釋圣言，發揮儒家道義。從歷史文化遺產來分析，兩者都值得重視。從治學上講，漢學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儒家經典作了許多忠實的訓詁，發展了我國的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學問，從而開始了考據學的一個新時代。但是，乾嘉時代，漢、宋二家，門戶對立，各執一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

漢學家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攻擊宋學，斥宋明諸儒為“亂經非圣”：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圣，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于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余，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講章為經學，以類書為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

宋學家方東樹著《漢學商兌》，反唇相譏:

自是以來，漢學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為水火。……歷觀諸家之書，所以標宗旨、峻門戶，上援通賢，下礱流俗，眾口一舌，不出于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殺。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衛道，實則畔道。

阮元在治學上拋棄門戶之見，“力持學術之平”。

他說：“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互誚也?！边@種態度在當時無疑是十分進步的。

阮元“力持學術之平”，在治學方法上是遵循漢學家的方法。如在訓詁學上，他說：“漢人之話，去圣賢為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云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彼J為推求古義、古音，應當以最近該時期者可靠，因此，應相信漢儒對經傳的注釋。對宋明理學，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阮元對朱熹的義理之學，十分重視。在《擬國史儒林傳序》中說：“我朝列圣，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圣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圣學所指，海內響風。”他以性道和經義二者結合，互為補充，把對朱熹義理之學的研究放到一個嶄新的視角來思考。

學界一般認為宋明理學有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兩大派。陸王派思想理路偏于心性之學。由于王陽明寫了《朱子晚年定論》，朱派的人認為混淆朱、陸兩家思想的是非，因此而加以駁斥。明代東莞的陳建（1497-1567，別號清瀾）著《學蔀通辨》一書，就是駁斥王陽明的上述著作，闡明朱、陸的根本不同，從而申明朱學。故后人認為他完全可以為朱熹護法。

陳建《學蔀通辨》分前、后、續、終4編，共12卷。他在自序中說：“學術之患，莫大于蔀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辨者，以異說重為之蔀障，而其底里是非之實不白也?！肚熬帯访髦?、陸早同晚異之實；《后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圣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

陳建這部著作的最大貢獻，是闡明朱熹學問思想的先后次序，并說明朱學與陸學的不同。

在《學蔀通辨·終篇》卷中，舉《朱子語類》的一條，說明朱子為學的主張。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并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后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憑地，則心便自明。這里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p>

朱子主張無論知和見，都要落實到行動中去。而陸學“惑于佛氏本來面目之說”，教人靜心養性，“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授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的貨色。所以，陳建說：“靜坐體認之說，非圣賢意也，起于佛氏也?！币虼?，容肇祖說：“陳建對于朱學上的貢獻，是不能不注意的。”《明儒學案》不提陳建，“應有補充的述說陳建的必要了”。

清初學者顧炎武對《學蔀通辨》評價很高，在《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條中說：“《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p>

阮元在學海堂極力推廣《學部通辨》的觀點，寫了《學蔀通辨序》《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辨后》等文，在前文中說：“粵中學人，固當知此鄉先生學博識高，為三百年來之崇議也?！?/p>

在后文中說:“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于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五倫皆禮，故宜忠宜孝即理也。”“朱子一生拳拳于君國大事，圣賢禮經，晚年益精益勤之明證確據。若如王陽明誣朱子以晚年定論之說，直似朱子晚年厭棄經疏，忘情禮教，但如禪家之簡靜，不必煩勞，不必凄黯矣，適相反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可不讀。蓋未有象山、篁墩、陽明而肯讀《儀禮》注疏者也。其視諸經注疏，直以為支離喪志者也。豈有朱子守孔、顏博文約禮之訓，而晚悔支離者哉?此清瀾陳氏所未及，亦學海堂諸人所未言者，故特著之?！?/p>

阮元后來說：“嶺南學人惟知多奉白沙、甘泉，余于《學海堂初集》大推東莞陳氏《學蔀》之說，粵人乃知儒道?！庇纱丝梢姡钤趯W海堂提倡漢學，并不排斥宋學，尤其是推薦《學蔀通辨》，光大朱子之學，對嶺南學風之改變，起巨大作用。

容祖海堂肇在《學考》中說：“阮元在廣東學術界的提倡有二方面：（一）打破專作帖括之學的迷夢，而引導之使之人于經史理文的范圍；（二）提出陳建的《學蔀通辨》一書，使一部分人放棄支離的理學而為切實的學向的研究?！边@一評價是中肯的。

3.教育學生以實踐為主，培養通經致用的高級專門人才

學海堂的教學，依照阮元創立的“詁經精舍”成例，并更趨完善。學海堂不講授八股制藝，而開設《十三經注疏》及《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文選》《杜詩》《昌黎集》《朱子大全》等各種專書課程。每生在學長八人中擇師而從其學，成為專課生。各生備有功課日程簿，簿注明某書，將每日所作功課填入簿中。各生就性之所近，專攻一書，進行句讀、評校、抄錄、著述。

“令肄業諸生每日讀書，用紅筆挨次點句，毋得漏略凌亂，以杜浮躁。至于評校、抄錄、著述三項，視乎其人學問深淺。凡為句讀工夫者，不限以兼三項，為三項工夫者，必限以兼句讀。期使學問風氣益臻篤實。”

學海堂教學嚴謹，強調實踐，要求通經以致用。在這種教學思想指導下， 培養了大批經世致用的人才。這些人才大致可以分為經史、古文、算數、測繪、金石、?？?、考古、書畫、詩詞、駢文、編志、醫學等類。

4、提倡學術自由，不設山長而設8名學長，使學海堂成為學術研究的機構

阮元在《學海堂章程》中說：“管理學海堂，本部堂酌派出學長吳蘭修、趙均、林伯桐、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吳應逵共八人，同司課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舉補額，永不設立山長，亦不允薦山長。”

為什么不設山長，阮元解釋道：“學長責任與山長無異，惟此課既勸通經，兼賅眾體，非可獨理。而山長不能多設，且課舉業者各書院已大備，士子皆知講習，此堂專勉實學，必須八學長各用所長，協力啟導，庶望人才日出也?！?/p>

由此可見，學海堂不設山長，而設8名學長，是為了使學生真正得到除科舉八股以外的更多知識。各位學長有自己的專業特長，以己所長教授學生。而教授學生的方法，一改傳統的由教師專講為師生共同討論，自由辯論，探求真理。

誠如陳澧所說:“天下為真學問者，豈敢謂無人。然師友講習者，則惟吾粵有學海堂?！薄坝谂e業之外，尚有此一程學問?！睂W海堂成為一所新式的研究型學術機構，培養了大批漢學人才。

(三)刊刻大量典籍圖書，對近代學術文化產生深刻影響

刊刻圖書的多寡，是文化事業發展盛衰的標志之一。清代前期，廣東刻書很少，書籍多來自江浙。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為纂修《四庫全書》，諭令各地征集遺書。

當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粵省無書可購，“粵東書賈，向系販自江浙，不過通行文籍，并無刊刻新書，大率鮮有可采?！薄俺趸浭‰m號富饒，而藏書家絕少。坊間所售，止學館所誦習洎科場應用之書，此外無從購買……而本省板刻無多，其他處販運來者，作值傍倍昂，寒士艱于儲蓄?！边@些情況說明，清前期廣東刻書業不發達。

自阮元創辦學海堂以后，廣東刻書業開始了重要的轉折。學海堂以樸學課士，經、史、子、集，皆為研究實學所必需。為滿足士子學習研究之需，阮元提倡學海堂刻書。學海堂前期，在阮元主持下，刻書規模比較大。如《皇清經解》《擎經室集》《再續集》《外集》《詩集》及《學海堂集》1至4集等。阮元逝世后，學海堂師生專建“啟秀山房”，一來祭祀阮元，二來作收藏書版和刊刻書籍之用。所以學海堂后期刻本稱為“啟秀山房刊本”。啟秀山房刻書很多。

學海堂刻的書，大體可分為3類。

第一類為公共圖書，經、史、子、集四部都有。學海堂以倡導學術，總結優秀學術成果為己任。因此，一些久負盛名的學術經典，成為刊刻的重點。如《皇清經解》（又名《學海堂經解》），搜輯了清初至乾隆、嘉慶年間74家的經學著作，共183種（一作188種），凡1400卷（一作1468卷）。

其中大部分是清代學者經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了顧炎武、萬斯大、毛奇齡、惠士奇、江永、全祖望、惠棟、盧文弨、王鳴盛、錢大昕、任大椿、段玉裁、王念孫、戴震、孫星衍、凌遷堪、阮元、王引之等人的著作。這套叢書，幾乎匯聚了阮元以前清代經學研究的全部成果。

后來，王先謙又匯刻《續皇清經解》，匯集了阮元以后的經學研究成果。

皮錫瑞說:“《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二書，于國朝諸家搜集大備?！币虼耍痘是褰浗狻返膮R刻，實在是清代經學史、學術史上的一件盛事。此外，還刻了一些地方文獻，如先后刻了宋代方信儒的《南海百詠》，清代樊封的《南海百詠續編》，清代陳在謙的《國朝嶺南文鈔》等。

第二類圖書為書院文獻，包括書院志、學規、講義等。主要是為書院的教學和管理服務。如屈曾發編著的《數學精詳》12卷，林柏桐著的《學海堂志》等。

第三類圖書為本院教師的學術著作和學生的課藝。如馬福安著《止齋文鈔》2 卷，曾釗著《面城樓集》10卷，儀克中著《劍光樓集》11卷，譚瑩著《樂志堂文略》4卷等。學海堂編的課藝《學海堂集》共4集，分別由阮元、錢儀吉、張維屏、陳澧等主編。《學海堂集》展示了書院教學和研究水平。自學海堂以后，廣東的刻書活動進入高潮，使廣東的出版事業走在全國前列。

(四)重修《廣東通志》，對改變廣東學風起重要作用

阮元在兩廣總督任內，主持重修《廣東通志》（以下簡稱阮志），始于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成于道光二年（1822年），歷時3年。梁啟超對阮志評價甚高，說“大約省志中，嘉道間之廣西謝志，浙江、廣東阮志，其價值久為學界所公認”，阮志也被古典方志學者推為善本。阮元重修《廣東通志》，影響廣東學風者，有以下數端。

第一，嚴謹的實事求是和經世致用的學風。

阮志選材十分廣泛，阮元在《廣東通志·序》中說：“今志閱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而沿革、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詳核?！边@一長處為史志學界公認，阮志對史籍文獻覽閱之廣博，引用之專精，對取材考核之翔實，是歷代《廣東通志》之冠。

被阮志廣為征引的首推各類方志，如不僅大量引用明之黃佐通志、郭棐通志、清之金光祖通志、郝玉麟通志等，凡粵省各府州縣之舊志，幾乎都在查閱引用之列；其他輿地學名著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城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均被征引。

此外，還引用了大量專著和文集、金石、碑刻。全志征引的史籍文獻有多少種，沒有人統計過。但有學者就《輿地略·風俗》一門（卷九十二和卷九十三）統計過，這一門征引的府州縣志共65種，其他典籍共43種。僅此兩卷征引文獻即達100余種。

阮志對古籍廣征博引，但不是輕信盲從，而是詳加考核，如發現有謬誤、缺漏之處，便在引條之下，用“謹案”的形式加以糾正或補充。

例如《山川略》引用《輿地紀勝》與郝通志，記述石門山在城西北三十里，兩山對峙，夾石如門，高二十余丈，前有控海樓，下有貪泉。在此條下，“謹案”指出：《史記·南越傳》引《廣州記》云：在番禺縣西北二十里，呂嘉拒漢，積石江中為門，石門由此得名。這是一種訛傳，經考證《南海古跡記》諸書，“皆云兩山夾江對峙如門，乃天生形勝，非積石為之。呂嘉積為門之石門，疑非貪泉之石門也”。

又例如歷代《廣東通志》列傳中均首列高固、公師隅二人。阮志雖仍列二人，但在“謹案”中指出：“固為楚相，豈有去郢適粵之事耶，后人因此附會，固為南海人實無確據也?！边@種辯證與存疑，是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學風。

阮元修《廣東通志》的時代，是清代學風由專注考證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阮志也烙上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征，對關于國計民生的大事都極為關注，并給予充分的闡述。

如粵中桑園圍，地跨南海、順德、三水諸縣，珠江三支流西江、北江、綏江環繞而過，成為捍衛粵中經濟命脈的水利體系。阮志便詳記了自明代洪武年間到清代嘉道年間。歷次潰堤造成的災害，歷任地方官對桑園圍修葺情況，為后人對粵中水利建設提供參考依據。

又如明末清初，西方殖民者東來，成為明清兩代的大事。阮志對此有較詳細的記錄，并對一些東來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殖民地范圍都有分析記載，反映了對時代潮流的認識水平。

第二，推動廣東各府州縣編修方志事業的發展。

阮元奏修省志，先命各府州縣預輯草志呈送省志局。因此，各地紛紛籌劃開局編纂，出現全省普修方志局面。如南雄州，知州余保純遵照所頒之章程，制定義例，聘邑人黃其勤纂成《南雄州志》13卷。及至道光四年（1824年），重修之《廣東通志》傳世后，南雄知州戴錫綸以阮志復加校核，發現舊志的不少脫漏，將黃其勤所修之《南雄州志》補綴增修，整為34卷。

阮志對廣州府及所轄各縣方志修纂，影響尤深。

同治八年（1869年），代理知府戴肇辰，聘史隆、李光廷為總纂，重修《府州府志》。志未成而戴調任。光緒五年（1879年），知府馮端本踵成之。

馮在《重修廣州府志序》中說：“體例悉遵阮文達公通志，考核精詳，較舊志尤為明備?！备疽匀钪緸楸?，不僅依其體例，而且師其加強采訪調查和考證核實之方法，使記述的人和事翔實準確。除《廣州府志》外，南海、番禺、順德諸縣志，均師承阮志，可征信而考核翔實。

第三，通過修《廣東通志》，培養了一大批在后來廣東學術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才。

阮志編纂班子，絕大多數是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士。查在阮志中署名的編纂者共 32人，總纂：陳昌齊、劉彬華、江藩、謝蘭生；總校葉夢龍；分纂吳蘭修、曾釗、劉華東、鄭灝若、余倬、崔弼、吳應逵、李光昭、方東澍、馬良宇；分校許珩、鄭兆珩、韓衛勛、江安、謝光輔、熊景星、黃一桂、吳梅修、鄧淳、趙古農、鄭蘭芳；收掌虞樹寶；繪圖李明澈；采訪馮之基、儀克中；掌管譽錄錢漳。

阮志初刻于道光二年（1822年），版片藏于學海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版片毀于炮火。咸豐十一年（1861年），史澄等倡議重刊，同治三年（1864年）刊成（這是我們通常見到的版本）。參與再版重刊工作的共6人：總理梁綸樞、陳日新；部校史澄、譚瑩、陳澧；有些是初露崢嶸的新秀俊彥。他們大多學有所長，或通經懂史，或能詩善文，或精于輿地，或熟諳掌故。這些人大多成為晚清廣東漢學運動的中堅力量，說明他們在轉變廣東學風中發揮重要作用。

(五)對西學知識的開放態度，推動嶺南科學技術研究

明末清初以來，西學東漸，西方一些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已為中國有識之士所接受和推介。阮元一方面“博通古人之書”，研求經史；另一方面“兼明西洋泰西之說”，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有所研究，是一位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他對西方先進文化的開放態度，還貫徹于他的辦學實踐中。在學海堂的教學中，算學、幾何、三角、歷法的題目占有相當的數量。而且要求學生結合中國的記載，認真學習和研究。他在《學海堂策問》中，向學生提問說:

今大、小西洋之歷法來至中國在于何時？所由何路？小西洋即今港腳等國，在今回疆之南，古天竺等處元之《回回歷》是否如明之《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海舶而來？
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國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后？孰密孰疏？其創始造歷由今上溯若干年？準中國之何代何年？西法言依巴谷在漢武帝、周顯王時，確否？
六朝番舶已有廣東相通，故達摩得入中國。中國漢郄萌已有諸曜不附天之說，后秦姜岌有游氣之論，宋何承天立強弱二率，齊祖沖之立歲差等法，皆比漢為密，與明來之《大西洋新法》相合，是皆在達摩未入中國前也。
至于唐時市舶與西洋各國往來更熟，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來于唐《九執法》之前？《九執法》又自何來？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為東來法也？其考證之。

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試題，要求學生對西方科學知識和中國科技史要有一定的了解。

學海堂培養了不少科學技術人才，鄒伯奇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鄒伯奇在物理學、測繪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在近代中國處于領先的地位。學海堂師生中如吳蘭修、張其（曾羽）、陳澧、張金濤、溫仲和、蔡受采、徐灝等都撰寫有自然科學的著作，說明清末廣東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已逐漸形成風氣。

從以上可知，阮元督粵，提倡漢學，創立學海堂，刊刻《皇清經解》等大量圖書，重修《廣東通志》，對西學知識的開放態度等，對改變晚清廣東的學風起著重要作用，正如梁啟超所說：“廣東近百年的學風，由他一手開出?！?/p>

輔仁大學

三、東塾之學及其提倡的新學風

（一）陳澧生平簡述

陳澧（1810-1882），字蘭甫，號江南倦客，廣東番禺人。因他讀書處在祖宅東廂，自命所撰書為《東塾讀書記》，學者稱之為東塾先生，其學問世人稱為“東塾之學”。清道光舉人，七應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今廣東省河源市）學訓導，只任職兩個月便告病歸。從此絕意功名仕宦，請京官職銜，得國子監學錄。以講學著述終生。

陳澧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選為學海堂專課肄業生，道光二十年（1840年），31歲補為學海堂學長，從此為學海堂學長數十年。同治六年（1867年），兩廣鹽運使方浚頤創辦菊坡精舍，聘陳澧為菊坡精舍山長，為山長長達10年之久。光緒八年（1882年），73歲病逝。

陳澧像

(二)東塾之學

劉禺生在《世載堂雜憶·嶺南兩大儒條》中說：“東塾之學，悉本之阮元。元督粵，以粵人不治樸學，乃創學海堂以訓《人文廣州叢書·千年文脈看越秀士，東塾遂為高材生。”

陳澧在《東塾讀書記·自述》中說：“生平無事可述，惟讀書數十年，著書百余卷耳。”“少好為詩，及長棄去，泛濫群籍。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尤好讀《孟子》，以為《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揚輩皆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為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勝于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后，天下大亂，而圣人之道不絕，惟鄭氏禮學是賴。讀《后漢書》，以為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為國朝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又以為國朝考據之學盛矣，猶有未備者，宜補苴之?！?/p>

陳澧這段話，把他一生的讀書及學術思想勾勒得很清晰。他一生主要參加科舉考試和著書育人兩件事。中年以前主要從事前者，中年以后則純為治學與教學。他畢生勤于著述，成果豐碩。

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黃國聲主編的《陳澧集》（全6冊），近250萬字，包括其主要學術成果在內的著作、別集30余種，其中新輯的《東塾集外文》6卷，以及錄自其讀書筆記《東塾遺稿》的《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默記》等，均為首次刊行。

尤以《東塾集》《東塾讀書記》《切韻考》《聲律通考》《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水經注西南諸水考》《漢儒通義》等聞名學界。陳澧是一位于小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經學、史學、地理學、方志學、詩詞、聲律、書法、篆刻領域造詣精深的學人，是晚清嶺南學術界的領袖人物。陳澧的著述及其學術成就，構成了被學界認可的“東塾之學”，影響了嶺南學術界乃至全國的學術界。

陳澧一生培養學生甚多，有贊成漢宋調和、反對門戶之爭、成就顯著的學者群，如趙齊嬰、桂文燦、胡伯薊、黎永椿、林國庚、陶福祥、廖廷相、陳樹鏞、汪兆鏞等。有從政而獲得高官者如譚宗浚、于式枚、文廷式、馮焌光等。有在清末新政中作出貢獻的如梁鼎芬等。有學者認為，陳澧及其培養的學生形成了晚清的“東塾學派”，有一定的道理。

從阮元創辦學海堂，一改嶺南自明代心性、帖括之學為重視考據訓詁之漢學，漢學風氣形成的標志，是出現了“東塾之學”及“東塾學派”。

(三)提倡學術經世致用的新學風

陳澧處于乾嘉漢學由盛極轉衰之時期，漢學的流弊已暴露無遺，他在著作中多言漢學之弊端。說現在的漢學專務訓詁考據而忘義理，“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其義理，遂至于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此真與不讀書者等耳。此風氣急宜挽回”。他對乾嘉漢學的總體批評說：

今時學術之弊：說經不求義理，而不知經；好求新義，與先儒異，且與近儒異；著書太繁，誇多門靡；墨守；好詆宋儒，不讀宋儒書；說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鑿牽強；不讀史；疊木架屋……以駢體加于古文之上；無詩人；門戶之見太深；輯古書太零碎。

陳澧目擊漢學風氣之壞，至今日而極，無事不壞，蓋數百年所未有，因此他提倡一種新學風，以挽救頹世。

陳澧提倡的新學風，內容很廣泛，如讀經要尋求大義，重大義亦不廢考據；漢宋兼采；人通一經，勸人讀一部注疏，克服懶且躁的風氣；等等，在此僅介紹其學術經世致用的學風。

陳澧一生經歷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朝，他一生幾乎沒有做過官（僅在道光二十九年，獲選授廣東河源縣學訓導，僅任職80余天，便結束他唯一的出任經歷），沒有在實踐中實現儒家傳統的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他選擇了學術經世致用的道路。

儒家的“經世致用”，就是用儒家的經典來治理國家，治理天下。學術怎樣可以治理國家，治理天下呢？

陳澧認為，學者們可以通過著書立說或參與組織學術文化事業來移風易俗，影響政治、教育。他服膺顧炎武的經世致用之學，對于顧氏“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余”。

陳澧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祛弊救時，拯救國家于危難之中。他在《與黃理厓書》中說:

讀書三十年，頗有所得，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既不能出，則將竭其愚才，以著一書，或可有益于世。惟政治得失，未嘗身歷其事，不欲為空論，至于學術衰壞，關系人心風俗，則粗知之矣，筆之于書，名曰《學思錄》（按：后改名為《東塾讀書記》）。來詩所云，澧誠不敢當，然天之生才，使之出而仕，用也；使之隱而著述，亦用也。但有棲記之地，陋室可居，脫粟可食，著成此書，生平志業亦粗畢矣。

他在《與胡伯薊書》中又說:

以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于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于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后者也。

陳澧十分推崇孟子，認為《孟子》一書，論述了學風可以影響世風，說: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余言，于戰國衰亂言之痛切，當時竟不知也。若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即轉衰為盛，撥亂為治矣。上修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且以賊民興，由于下無學。然則學向之事，所系豈不重哉！

陳澧把學術與國家的興亡聯系起來，上無學則下無行，學風的偏正，關系到世道人心，要使自己的著作能有用于社會，為后世提供典范，必須端正學風。無論是治理亂世還是整頓學風，都離不開學向。陳澧的著作，都是以學術經世的典范，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當代或后世的學風及世俗人心。

陳澧的學術經世學風還表現在他的作品揭露官僚的腐敗無能和對外患的憂慮。

咸豐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聯軍進攻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不設防守，相信卜筮，以為聯軍不會攻陷廣州，結果廣州淪陷，葉名琛被俘。陳澧避亂寓居橫沙。時事日非，感憤無聊，唯以讀書著書遣日。

陳澧嘗私記其心緒：“《魏書·裴粲傳》云云，前時抄此條，非有所指，乃近日葉相國之于夷寇，正復相類，為之概然，戊午正月六日書?！薄啊侗笔贰つ聣蹅鳌罚喝淙鋮翘釋矸福瑝坌挪敷撸^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何為，信卜筮謂賊不來而不備。葉相國似之。”“《北史·公孫質傳》：穆壽雅信任質為盟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蠕蠕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今復見此事，讀此為之憤恨?！比~名琛誤國被俘，陳澧有感，作《有感》《白蟻行》等詩以志憤，《有感》詩曰：

晉時王疑之，世事五斗米。
孫恩攻會稽，凝之為內史。
寮佐請設備，內史偏禁止。
靖室自禱祠，出告諸將吏。
吾已請大道，擊賊自破矣。
賊至破其城，凝之遇害死。

這首詩是陳澧借晉代王凝之在會稽被殺的事，諷刺葉名琛臨敵而不設防，只靠卜筮來應付事變的愚蠢行為。

又有《失題》詩三首，亦是譏刺葉銘琛喪師辱國事：

其一云：“葉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十三夷炮打城驚，十四城破炮無聲。十五無事靈不靈？覘仙耶？ 卦耶/籤詩耶？擇日耶？”
其二云：“夷船夷炮環珠口，紳衿翰林謁中堂。中堂絕不道時事，但講算術聲瑯瑯。四元玉鑒精妙極，近來此秘無人識。中堂真有學問人，不作學政真可惜?！?br/>其三云:“洋炮打城破，中堂書院坐。忽然雙淚垂，廣東人誤我。廣東人誤誠有之，中堂此語本無疑。試問廣東之人千百萬，貽誤中堂是呵誰?”

這些詩作反映了陳澧對清末官吏的腐敗無能和外敵侵人的憤慨。在《白蟻行》一詩中，諷刺成千上萬的大小官吏，像白蟻一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腐蝕著清王朝這座大廈。

陳澧以學術經世的學風也表現在他提倡并踐行編刻大量書籍，嘉惠后學。清代在考據、校勘、輯佚、辨偽興起的同時，刻書之風大盛。

清末葉德輝認為刻書不僅可以利及子孫，還可以揚名后世。

張之洞勸人刻書說：凡有力好事之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張之洞所舉“南海之伍”，即廣東著名洋商兼刻書家伍崇曜，廣東近代以前刻書不多，刻印書籍形成較大規模是道光朝之事。道光九年（1829年）阮元輯刊《皇清經解》開啟了近代廣東刻書的風氣。

據黃國聲、李福標編著《陳澧先生年譜》，咸豐十年（1860年）閏三月，“兩廣總督勞崇光聘先生為總校，負責補刊《皇清經解》，乃自東莞歸省城”，“校事設局于城西長壽寺半帆亭，同總校者有鄭獻甫（小谷）、譚瑩、孔廣鏞”。

陳澧在《復王峻之書》中說：“仆以刻《皇清經解》事不能不急急回省，然頗戀龍溪也。”按：此前英法聯軍占領廣州3年多，聯軍撤離廣州后，陳澧應聘前往東莞石龍主講龍溪書院。

陳澧主講龍溪書院時間不長，但東莞人士卻十分看重此事，引以為榮。陳銘珪在《家蘭甫掌教龍溪書院賦贈》詩中寫道：“且喜先生來唐洞，遂令多士仰龍門?！标愩懌?，字友珊，東莞人，陳澧門人，光緒探花陳伯陶之父。這詩表明，早在咸豐末年，廣東人士已把陳澧尊為大崇儒師了。

道光初年，阮元組織輯刊的《皇清經解》，因為版片貯存于廣州粵秀山學海堂文瀾閣，又稱為《學海堂經解》。此書蜚聲海內，是廣東學界的驕傲。咸豐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占據了粵秀山學海堂?！痘是褰浗狻钒嫫瑩p失大半。聯軍撤出廣州后，兩廣總督勞崇光為了振興文化事業，自己捐銀并籌資補刊《皇清經解》，至同治元年（1862年）完成，補刊時，加入馮登府所著《石經考異》7種于后，共計收書190種，1408卷。

在補刊《皇清經解》期間，陳澧又參加了重刻道光《廣東通志》的校刊工作。道光年間修的《阮通志》刻成后，版片貯藏于廣州城內雙門底拱北樓。英法聯軍侵入廣州，拱北樓與《阮通志》版片均被戰火焚毀。咸豐十一年（1861年），廣東士紳史澄等人呼吁，重新刊刻《阮通志》。得到當局應允，由史澄、譚瑩、陳澧3人擔任總校，于同治三年（1864年）春完成。

清史上的“同治中興”，在文化事業上有一個重要表現，是各省相繼創辦官書局，聘請名儒學者主持校讎，大規?？探浭饭偶破鹨粋€搜書、校書、刻書的文化高潮。廣東書局創始于同治七年（1868年）春，倡議者是廣東巡撫蔣益澧和兩廣鹽運使方俊頤二人。蔣益澧以巡撫身份過問此事，真正積極籌款使書局得以實際運作起來的是方俊頤。他大力推薦陳澧主持書局，總習校讎事宜。

廣東書局首先刊刻的是《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20卷。這里可以看出陳澧挑選刻書的重心是學術，這與他一貫重視、提倡研究學問，應從閱讀《四庫全書總目》開始的精神是一致的。后來方俊頤于同治七年秋移任兩淮鹽運使，經費的短缺，導致廣東書局的運作難以為繼。

同治十年（1871年）春，陳澧弟子桂文燦會試落第，出京師南下，到皇陵拜謁了兩江總督曾國藩。曾、桂在金陵數次晤談，十分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意。桂文燦回到廣東后，當年七月，曾國藩分別致信兩廣總督瑞麟和兩廣鹽運使鐘謙鈞，主要內容是敦促勸導廣東當局開設書局，“先刻《十三經注疏》，以為振興文教之基。”信中又特別談到桂文燦，認為他“績學敦行，于國朝研經諸老輩洞悉源流，不獨為粵中翹楚，抑不愧海內碩彥?！辈⑶姨貏e囑咐說，廣東如果開設書局刻書，可以委派桂文燦總司其成，一定有裨益，等等。

從此信可知，曾國藩并不知道廣東書局的存在及其刻書情況。由于鐘謙鈞與曾國藩關系十分密切，受到曾國藩的賞識提拔。有了曾國藩此信，廣東書局絕處逢生，沒有另起爐灶，仍然繼承了廣東書原有名稱、原班人馬及大體構架。

在鐘謙鈞鼎力支持和積極推動下，廣東書局刻書達到高潮，重刊、輯刊了以下幾種大部頭書籍：《十三經注疏》346 卷、《通志堂解經》1792 卷、《古經解匯函》附《小學匯函》126卷等。廣東書局刻書，以重刊或復刻數量居多，但也有一些自己獨立編纂輯刻的書籍，如《古經解匯函》附《小學匯函》。

匯刻宋元以前經學家說經的書，始于康熙年間納蘭性德。納蘭性德篤志于經學、史學，與徐乾學搜集宋元以后諸儒說經之書，刻為《通志堂經解》1800余集。

嘉慶道光年間，浙江嘉興經學家錢儀吉任教于大梁書院時，因舊籍流傳于大梁很少，便出所藏經籍，補刊《通志堂經解》未刊之書，得41種，名為《經苑》。《古經解匯函》附《小學匯函》。似仿黃奭《漢學叢書》的體例，在前人基礎上，繼續匯刻宋元以后經解之書，其中《周易》12種、《尚書》1種、《詩》2 種、《春秋》5種、《論語》2種，共23種，126卷。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成，版藏于粵秀山菊坡精舍。書中自序云：“恭閱《四庫全書總目》，自《十三經注疏》上，凡經部著錄唐以前之書，盡刻之，唯提要定偽作者不刻，通志堂已刻者不刻，近儒有注釋刻入《皇清經解》者不刻。所刻諸書，昔人刊本不一，今擇善本，校而刻之?！彼沾蠖际橇鱾鬏^少的書籍，如南朝梁皇侃《論語義疏》、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等。所附《小學匯函》14種，也是研究經學必不可少的重要參考書。這是清代廣東學者獨力編輯的一部經學叢書，在校勘、文字訂正方面，“質量上乘”。

廣東書局，方浚頤、鐘謙鈞等官員都曾大力支持，創建及解決經費問題，功不可沒。但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陳澧都是廣東書局的實際主持者和組織者，是書局的領袖核心人物，而協助參與書局校勘事務的，都是陳澧的學生、門人及弟子。卷首“在事諸臣職名”中，在各級官員的名字外，真正擔任實際工作的總校、分校，署名的有陳澧、桂文燦、譚宗浚、廖廷相、饒珍、陳國修、沈葆和、高學耀等等。以上署名者大都是陳澧的門人 弟子，這就充分說明了這點。

陳澧對于自己主持廣東書局刻書，?？比杭鞘譂M意的，他在《與鄭小谷書》中說:“得意之事，則在刻書。曾文正公（曾國藩）去年致書粵東當道，重刊注疏，（武英殿本）今已刊成。又刊通志堂諸書。勞文毅公督粵時，欲刊唐以前甲部書，今亦陸續付刻，當道屬弟司其事，此難得之盛舉，故樂此不疲?！?/p>

經過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和英法聯軍戰役的多次戰火摧殘，全國的圖書典籍遭到毀滅性破壞，學者士子無書可讀。今陳澧能夠帶領弟子重刊學術經典名著，使之流布海內，嘉惠后學，自然喜形于色。

傳統的儒家士人，怎樣才能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夙愿？陳澧選擇了學術經世的道路，自己著書立說，扭轉乾嘉以來的瑣碎空疏的學風，提倡關注民生、揭露官僚腐敗，反抗外國侵略，注力刊刻書籍，嘉惠后學。這種新學風，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

關于“東塾之學”的內涵，陳澧在各個學術領域的成就及作出的貢獻，陳垣以研究“東塾之學”為一生職志之一等問題，將另撰文論述。

北師大陳垣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