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了解到胖東來計劃落戶鄭州東站時，許多人認為這是一次絕佳的商業布局。鄭州東站作為全國交通樞紐，日均發送旅客近60萬人次，高峰期甚至突破93萬人次，流量巨大，且下沉市場空置多年，看似是胖東來搶占市場的“寶地”。

然而，隨著于東來進一步考察鄭東新區商業綜合體、龍子湖大學城，甚至西區相對偏遠的奧體中心，事情變得不再簡單。

近年來，鄭州倒閉的商超不在少數：

扎根16年的家樂福花園路店因經營困局退場；

開業僅一年半的零零茂購物中心在租金和疫情雙重壓力下倒塌；

經營14年的大潤發大學路店因租賃糾紛落幕；

卜蜂蓮花和華潤萬家也因連年虧損相繼撤離

這些商超并非缺乏流量，它們都位于繁華地段，但商業的本質并非流量思維，而是信任——尤其是長期信任。

當下商業領域存在本末倒置的現象，企業熱衷于追求復雜的商業模式，卻忽視了信任這一根本。中國人推崇“百年老店”，正是因為它們代表品牌硬、口碑好、講信用。

然而，過去幾十年，商業信用危機頻發：有毒奶粉、注射色素的西瓜、泡藥水的西紅柿、雪糕“價格刺客”、大數據殺熟、大主播賣假貨、低價旅游團強制購物等事件，不斷消耗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

胖東來則不同，它通過長期信任的積累，成為商業領域的一股清流。

其最賺錢的品類，如黃金、珠寶首飾，以及自有品牌“DL”的茶葉、麥片、牛奶、熟食、蜂蜜、礦泉水、食用油、洗衣液等，要么是信息不對稱嚴重、消費者難以判斷真假的商品，要么是超高頻、強復購的生活用品。

以豆制品為例，胖東來時代廣場店每天售出3000斤左右，輻射方圓數千家庭，年營收達數百萬元。其獨家供應商白二灣與胖東來合作十六七年，胖東來對供應商從環境衛生到產品品質都有嚴格標準，這種長期信任讓胖東來在供應鏈上擁有更強的議價能力，也穩固了商業地基。

胖東來的成功在于其基于信任的熟人模式。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中國是熟人社會，商業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然而，鄭州東站往來的大多是陌生人，這與胖東來所依賴的熟人社會環境截然不同。胖東來以合理價格提供高質量產品，形成穩定的用戶關系和供應鏈關系，但東站的旅客流動性大，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用戶群體。

旅客大多是匆匆過客，不會像本地居民那樣頻繁光顧，也難以建立起深厚的信任關系。此外，旅客對商品的需求往往單一且即時，對于需要長期信任才能暢銷的信息不對稱商品，如黃金、珠寶、特色食品等，可能缺乏足夠的購買意愿。

胖東來的另一大特點是從“好賺”模式轉變為“好人”模式。當下中國社會更看重企業的社會屬性，企業需要以溫暖、人性化的姿態與社會情緒共振。

胖東來員工的高工資、高福利、多假期，正是這種模式的體現。然而，在鄭州東站開店，由于人員流動性大，員工很難與顧客建立像在許昌那樣的緊密聯系。員工可能無法深入了解顧客需求，顧客也難以感受到胖東來“親人式”的服務，這使得“好人”模式的優勢難以充分發揮。

胖東來多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專注做“熟人社會”的生意，絕不盲目擴張。與山姆會員店相比，山姆身處一、二線城市的陌生人社會，著重于規則博弈，顧客為“標準”買單；而胖東來爆火于四線城市的熟人社會，更傾向于重復博弈，顧客為“群體認同、社會關系”買單。

胖東來那些頗具傳奇色彩的售后服務、員工薪酬和福利待遇，都是獨屬于熟人社會的商業故事。在許昌，胖東來與本地人建立了社會信任網絡，消費者和員工可能都是熟人，相互信任。但在鄭州東站，人員來自五湖四海，彼此陌生，信任成本和管理成本都會大幅上升。例如，“電影看一半不滿意可以退票”這樣的服務，在許昌可行，在東站可能因人員的流動性和陌生性導致難以實施，甚至可能出現惡意利用規則的情況。

此外，鄭州東站周邊的商業環境也不利于胖東來的發展。東站主要是交通樞紐，人們的主要目的是出行，購物需求相對有限且以應急為主。周邊的商業設施大多是為了滿足旅客的基本需求，如便利店、快餐店等，與胖東來的高端零售定位不太相符。而且東站周邊的租金、運營成本較高，對于依賴薄利多銷、需要大量穩定客流來維持運營的胖東來來說，可能會面臨較大的成本壓力。

商業世界對流量的一味追逐，本質上暴露了信任缺失的集體恐慌。當企業熱衷于用算法推送、網紅直播和價格戰收割用戶注意力時，往往陷入“數據增長幻覺”。某連鎖超市曾重金打造智慧零售系統，通過人臉識別記錄顧客動線，卻在三個月后因消費者隱私投訴被迫拆除設備。這種技術濫用背后的邏輯，是將消費者簡化為可計算的數據點，而非需要情感聯結的信任主體。

反觀胖東來，其收銀員能記住常客的購物習慣，在顧客選購嬰兒奶粉時主動提醒“上次買的是三段，寶寶應該需要換四段了”，這種基于人際記憶的服務溫度，恰是冰冷的數據系統無法復制的信任資產。

信任關系的構建需要多維度的價值共振。在許昌，胖東來的蔬果區敢承諾“切開不甜可退”，表面看是服務創新，實則是二十年如一日的品質把控積累的信任底氣。這種底氣源于三組螺旋交織的信任鏈：

消費者購買臘腸時，不僅相信包裝上的生產日期，更相信柜臺后那位連續五年獲評“服務之星”的售貨員不會推薦臨期商品；

• 員工敢對管理層提出經營建議，源于知道自己的社保公積金永遠準時到賬；
• 供應商白二灣的豆制品廠甘愿投資千萬升級無菌車間，是因為胖東來十七年來從未拖欠貨款。
• 這三重信任構成的生態系統，讓商業行為超越了簡單的交易關系，進化成社會資本的持續增值。

在陌生人社會的商業實踐中，信任的維系需要制度設計與人性洞察的平衡。山姆會員店用嚴苛的選品標準和會員費門檻篩選用戶，本質是通過規則建立弱信任連接；而胖東來在許昌允許顧客帶寵物逛超市，看似破壞商業秩序，實則用包容重構社區信任。

這種差異折射出兩種信任構建路徑：前者依賴標準化契約，后者依托情感化聯結。鄭州東站的旅客或許不會像許昌居民般與收銀員話家常，但胖東來若能通過智能試衣鏡記錄旅客體型數據，在下次光臨時自動推薦合身衣物，就能將技術工具轉化為信任媒介——既解決陌生人社會的信任難題，又避免陷入數據濫用的倫理困境。

員工信任的構建往往成為商業信任體系的隱秘支柱。當鄭州某超市強制員工“微笑服務”卻克扣加班費時，收銀臺前的標準化笑容就成了信任的瓦解劑。胖東來的反常規實踐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保潔員月薪高出當地同行30%，換來的是她們自發研究出12種不同材質地板的清潔方案；

理貨員享有帶薪年假，反而催生出主動整理購物車兒童座椅的創新舉措。

這種“高投入-高信任-高能動性”的良性循環，重塑了商業組織的人性化維度，證明員工尊嚴不是成本負擔，而是信任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

全球化供應鏈時代，信任的邊界正在突破地域限制。

日本7-11便利店通過天氣數據動態調整貨品組合，本質是用技術手段建立消費信任；德國ALDI超市憑借“不超過1000個SKU”的極致精選策略，將供應鏈透明度轉化為信任溢價。

胖東來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將這種現代供應鏈管理與鄉土社會的信用傳統相結合：

當自有品牌“DL”礦泉水標注的水源地經緯度，與許昌老人記憶中兒時飲用的古井位置重合，工業化生產便獲得了文化信任的加持。這種“數字精確性+情感歸屬感”的雙重信任構建，為傳統商業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新范式。

在商業文明演進的長河中，信任從來不是靜態的存量，而是動態的再創造過程。從晉商票號的“票號密押”到區塊鏈智能合約，從老字號“學徒三年”的傳承制度到現代企業股權激勵，商業信任的載體在變，其人性本質卻始終如一。

當直播帶貨的主播們開始強調“我家孩子也吃這個奶粉”，當社區團購團長自發組織鄰里品鑒會，這些現象都在印證一個趨勢：流量泡沫消退后，商業終將回歸到人與人之間最本真的信任連接。胖東來在許昌創造的奇跡，不過是提前演繹了這個必然到來的商業本質回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