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人民法院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例，引發了網友的熱議。

此案之所以這么引人關注，在于其本身就自帶“流量密碼”：

一方是執法者，一方是賣肉小販，彼此之間的沖突一直是輿論的焦點；賺了180元，被重罰10萬元，更是把沖突推向了極致。

事情源于2023年11月，鹽城市大豐區市場監管局執法人員在對菜市場例行檢查時，查獲農民陳廣芳售賣的羊胴體、羊頭，未經檢疫驗訖蓋印章的羊肉。

2024年1月，市監局做出處罰通報，對陳廣芳擬罰款130180元，并擬沒收尚未賣出的6只羊頭和4只羊(包括3只家中查獲的羊胴體)、沒收違法所得180元。

陳廣芳以家有患癌老人為由，請求減輕處罰。

市監局經過討論，決定“對陳廣芳提出的免于或者減輕處罰的陳述申辯不予采信”，最終作出罰款10萬元、沒收羊胴體4條、羊頭6個和沒收違法所得180元的行政處罰。

賣了一頭未經檢疫的羊，賺了180元，卻被罰10萬元——這相當于他賣556頭羊才能“回本”。

法律條文確實寫著“銷售未檢疫肉類最低罰10萬”，但問題在于：

為什么同樣的法條，對待小商販和企業時，執法者的手腕軟硬不一？

最高法行政審判庭庭長耿寶建一語道破：

“少數執法機關錯誤認為‘管理就是處罰，嚴管就是重罰’，導致‘頂格處罰’和‘小過重罰’屢禁不止?！?/p>

《食品安全法》規定，銷售未檢疫肉類貨值不足1萬元的，罰款10萬-15萬。

農民陳廣芳被罰10萬，看似“依法合規”。

但同樣依據該法，曾被央視3·15晚會曝光使用劣質槽頭肉生產梅菜扣肉的3家安徽公司，如此惡劣的行徑，總共才罰了一千多萬。

再想想此前，福建一名老農轉賣農殘超標的芹菜獲利14元，被罰5萬元，因逾期不繳被加罰5萬元的事。

這種對比刺痛人心：法律的天平，為何總在“弱勢群體”頭上壓秤砣？

陳廣芳的羊肉經檢驗合格，未造成實際危害，家中還有癌癥患者急需用錢。但當地市監局咬死“明知故犯”，拒絕減免。

直到最高法介入，罰款才從10萬降至1萬。

耿寶建直言：“執法不能只講法條，還要講法理、事理、情理?！?/p>

2024年，全國罰沒收入增長14.8%，部分省份在非稅收入中的占比達到20%左右。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部分基層部門將罰款當“財政提款機”。

老百姓不滿意，基層執法人員也是叫苦連天，“罰款指標層層下派，完不成影響晉升。”

一些地方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把罰款權變成“搖錢樹”。

最高法統計，2016年以來全國法院審查2664件“紅頭文件”，有不少本身就不合法。

耿寶建警告：“違法的紅頭文件危害更大，必須源頭糾偏?！?3. 基層執法者的“安全焦慮”

“不罰被追責，重罰被罵死”，有些基層的市監執法人員也是大倒苦水。

而在食品安全責任終身追究制下，執法人員寧可“頂格罰”自保，也不敢冒“失職”風險。

在陳廣芳案中，法院推動行政機關自我糾錯，罰款從10萬降至1萬，并推動江蘇出臺《輕微違法行為不予處罰清單》。

耿寶建強調：“處罰要過罰相當，讓小微主體活下去?！?在糾錯的同時，給裁量權“戴上緊箍咒”更重要！

《江蘇省市場監管領域輕微違法行為不予處罰和從輕減輕處罰規定》

明確：

家庭困難、危害輕微、主動整改等情形應從輕處理。另外，對于基層執法人員的考核要更科學，重點是“去GDP化”。

國務院已發文要求“嚴禁將罰沒收入與考核掛鉤”。

浙江試點“執法效能評估”，將群眾滿意度、企業存活率納入指標，倒逼執法者“既拿尺子，也帶溫度”。

結語：法治的尊嚴，不在重罰而在公信

陳廣芳案撕開了基層執法的瘡疤：當法律淪為“割韭菜”的鐮刀，受損的不僅是百姓生計，更是法治的公信力。 最高法的“溫度判決”釋放信號：

法治的刀，既要斬斷違法鏈條，也要避開民生要害。

畢竟，真正的法治文明，不是用10萬罰單嚇住一個賣羊肉的農民，而是讓每個人相信：

法律的天平，永遠不會因身份而傾斜。

引用來源：

1. 最高法行政審判庭耿寶建專訪

2. 人民網：鹽城一農民賣羊肉獲利180元被罰10萬，“小過重罰”不能僅靠事后糾偏

3.《江蘇省市場監管領域輕微違法行為不予處罰和從輕減輕處罰規定》4.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規范和監督罰款設定與實施的指導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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