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綺蝶

特朗普近期對中國、墨西哥、加拿大等國加征關稅的混亂局面，引發美國金融市場震蕩，很多美國民眾擔心美國經濟加速衰退。特朗普升級關稅的目的在于為后續談判積累更多籌碼。但就中國而言，特朗普即便想要達成他想要的協議，也面臨諸多挑戰。3月7日，《外交事務》雜志網站刊登的一篇文章認為，無論特朗普能否和中國達成“大交易”，兩國在經貿和技術領域的“脫鉤”模式在未來四年仍會持續。文章作者是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的非常駐研究員布倫丹·凱利（Brendan Kelly）和邁克爾·赫森（Michael Hirson），前者曾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從事和中國議題相關的工作，后者也是研究機構“22V Research”常務董事，曾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擔任美國財政部駐中國的金融專員。

文章稱，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在處理對華關系時采取了一種“雙重策略”，一方面對中國加征比第一任期更高的關稅，引發美國金融市場震蕩和跨國企業的不安；另一方面又強調和中國領導人的良好關系，包括通過行政令給于TikTok寬限期，并多次暗示要與中國達成更好的貿易協議。

▲2月26日，特朗普在首次內閣會議期間對記者表示，他希望中國來美國投資。

這種“雙重策略”并不一定自相矛盾。文章認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要求中國大幅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但由于疫情的影響以及拜登推動的“去風險”策略，兩國最終悄然放棄了該協議本就不切實際的目標。對特朗普而言，現在關稅可以為他爭取更有利談判籌碼。中國政府也向特朗普發出了相對溫和的信號，包括非正式地提出購買更多美國商品。而且，中國也未對特朗普加征關稅進行全面報復，而是僅對部分美國商品予以貿易反制，這為雙方接下來達成可能的協議留下了空間。

理論上，一項重大貿易協議可能對中美都有利。然而，文章認為，即使達成新協議，兩國經濟仍將繼續脫鉤，“去風險化”趨勢難以逆轉。中美在貿易領域“脫鉤”的努力早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前就已開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第一階段協議的失敗。現在，中美兩國國內的政治共識就是“去風險化”，任何新協議都恐會流于形式。兩國在貿易上“脫鉤”趨勢仍在逐步侵蝕兩國的商業機遇。

“去風險化”仍是中美政策主線

文章認為，盡管中美領導人都想達成協議，但未來四年雙方都不太可能重新評估“去風險化”模式，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改變。兩國經濟將繼續漸行漸遠。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可能使用不同的術語，拜登政府專注于“去風險化”，而特朗普的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談到“戰略脫鉤”，兩者意圖大體相同。

文章列舉了5年多來中美采取的減少對彼此依賴的舉措。比如，中國早在2015年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中就著手減少對美技術依賴，尤其在半導體、生物技術、航空航天工程等領域。2018-19年第一階段貿易戰后，中國轉而從巴西進口農產品，以降低對美農產品的依賴。

當然，中國這些減少對美依賴的舉措也是為了回應美國針對中國的出口管制。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國在5G技術等領域打壓華為，推動技術脫鉤。拜登上臺后延續這一打壓策略，推動供應鏈多元化。2022年10月開始，美國更是加強了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國則以關鍵礦產禁運反制，如2024年12月禁止向美國出口銻、鎵和鍺。這些礦物對半導體、太陽能電池和眾多國防應用至關重要。

▲3月4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宣布，自3月10日起將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農產品和食品加征關稅，作為美方對華關稅的反制。

文章稱，兩國對人工智能（AI）和敏感數據被應用擴散到商業產品中而引發的安全擔憂，也導致這種“脫鉤”模式加劇。拜登離任前限制進口含有某些數據收集或連接通信網絡技術的中國汽車和汽車零部件，特朗普1月上任當天簽署“美國優先貿易政策”行政令，要求商務部長考慮將此類管制擴展到其他產品。中國對美國獲取其數據的能力感到擔憂，也采取舉措加強數據跨境管制。兩國在生物技術上的互制裁進一步凸顯脫鉤趨勢。可以說，“去風險化”已成中美政策主線，短期內難以改變。

實際上，中美都應仔細評估“去風險化”在某些領域是否有些走的過遠。文章稱，雙方都付出了顯著的經濟成本。它可能在美國加劇通貨膨脹（通過限制美國企業進入中國高效制造業領域），并在中國引發通貨緊縮（通過減少海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如果美國不與G7經濟體協調，很難擺脫在關鍵領域對中國的依賴；中國若不刺激內需，也難緩沖美國管制帶來的影響。

中美新協議的可能性與障礙

文章認為，若要達成新協議，就要打破當下可預測的節奏。比如，中國需要重新致力于兌現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承諾，完成采購目標，或在美國建廠。特朗普也希望鼓勵中國企業在美國建廠，以此振興美國制造業。中國很清楚，日本上世紀80年代對美國經濟的投資就幫助它緩解了和美國的貿易緊張局勢。中國汽車供應商也愿在美國投資建廠。

但文章認為，美國國內針對中國投資的政治阻力非常大。美國政治領導人多年來一直在妖魔化中國投資，導致美國一些州（尤其是紅色州）政府和選民反對中國投資。例如，2023年，密歇根州農村地區的選民就曾反對一家中國電池制造商23.6億美元投資計劃，特朗普本人在2024年競選期間也曾批評這項投資。如果特朗普真想吸引大量中國制造業在美國投資，他必須解釋為何美國不再視此類中國投資為“威脅”。

▲2020年1月，中方與特朗普在華盛頓白宮共同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另外，文章提到，中國承諾購買美國商品，實現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采購目標，似乎較為簡單，但仍具挑戰性。例如，中國對液化天然氣的需求仍在激增，而美國供應充足；根據特朗普第一任期簽署的合同，美國對中國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在未來幾年將迅速增長。波音飛機方面也是如此，未來二十年，中國需求仍有很大缺口，也希望波音能夠填補部分缺口，而不是完全依賴于歐洲的空客公司。另外，在醫療領域，中美也可以達成交易。過去幾年，美國對中國的醫療產品出口一直在增長，2023年接近150億美元。

要想達成這些交易，雙方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政治承諾，克服“去風險化”邏輯。比如，中國可能需要調整“自力更生”政策，命令國有企業和私營公司增加從美國的進口，這就有可能損害與巴西等貿易伙伴的關系。而且，中國繼續推動出口型和投資型經濟增長模式，也會限制其進口更多美國商品產品的熱情。另外，特朗普任命對華鷹派人物，如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Mike Waltz）和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加入其外交政策團隊，有可能加劇外交政策領域的緊張局勢。如果美國繼續擴大挺臺，中方就有可能抵制美國的商品或商標，這也會讓交易很難達成。

中國不可能走日本“廣場協議”老路

文章還從貨幣與宏觀經濟層面，探索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內容。有人提議效仿尼克松和里根時期的《史密森協定》（1971年）和《廣場協定》（1985年），和中國簽署類似協定，解決美國貿易失衡的問題。根據這兩個協定，美國利用關稅威脅成功迫使其貿易伙伴提高國內貨幣對美元匯率，暫時幫助減少了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而特朗普比尼克松和里根等前任都更愿意揮舞關稅大棒，迫使人民幣升值，緩解美國赤字。他的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和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Stephen Miran）已經提出通過關稅威脅重新平衡對華貿易的主張。

文章認為，地緣政治和宏觀經濟現實，使得美國很難和中國達成這種協定。《史密森協定》和《廣場協定》是美國憑借其對盟友提供安全保護傘的前提下達成的。中國非美國盟友，是美國的強大對手，其政策制定者將《廣場協定》視為導致日本經濟數十年停滯的一個陷阱，因為這種協定并未促成美日更持久的宏觀經濟政策合作。特朗普要想說服中國大幅調整政策以減少中國對美順差極其困難。恐不愿大幅調整政策削減貿易順差，僅可能限制人民幣貶值。中國至多有可能像特朗普第一任期時期那樣，不讓人民幣進一步貶值。

另外，文章提到，特朗普倚重馬斯克等科技高管參與政治決策，對中美而言也是一個未知數。

馬斯克的特斯拉依賴中國市場，或促成特朗普選擇更務實的政策。但特斯拉也受到中國電動汽車的競爭威脅，馬斯克不太可能支持減少針對關鍵中國競爭對手的關稅。即使科技界領袖說服特朗普優先考慮為其美國產品贏得中國市場準入，中美之間的“去風險化”模式也會在未來四年延續。這種“去風險化”背后的驅動力是雙方十年來在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減少相互依賴的努力。中國不會放棄技術領域自給自足的發展戰略，特朗普政府和國會政客可能繼續推動進一步的對華科技脫鉤。這種勢頭很難被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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