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翻開《資治通鑒》第 283 卷，記載著五代十國時期的駭人一幕："歲大饑，人相食，民采野蔬雜木屑為食。" 這段文字旁，現代讀者用紅筆重重寫下質問："旁邊就是黃河，為何不吃魚？" 這個穿越千年的疑問，在知乎平臺獲得 3.7 萬次轉發，卻讓歷史學者集體沉默。
公元 943 年的汴梁城外，枯黃的蘆葦蕩里藏著更恐怖的真相。
北宋官員王仁裕在《玉堂閑話》中記載："漁者張網，得人骨盈船。" 當饑民涌向河流，等待他們的不是魚群，而是被權貴壟斷的漁場和全副武裝的護河兵。千年后的衛星地圖顯示，北宋時期 80% 的天然漁場都標注著 "官塘" 印記。
考古學家在洛陽隋唐大運河遺址的發現令人震驚：堆積如山的漁網殘片與大量鐵器同處一個文化層。
這揭開了更殘酷的生存困境 —— 普通百姓根本買不起 "價值三石粟" 的青銅魚鉤。明萬歷年間縣志記載，一副完整漁具的造價相當于貧農半年口糧，這種生存門檻將 90% 的饑民擋在河流之外。
清代醫書《證治準繩》里的 "魚毒論" 絕非迷信。
科學家復原宋代長江水質發現，每逢大旱年份，藍藻爆發的河段汞含量超標 17 倍。1938 年花園口決堤后，河南疫病統計顯示，食用河魚的災民死亡率比吃樹皮者高出 43%。這是祖先用生命換來的生存經驗。
當我們站在超市冷柜前挑選三文魚時，永遠想象不到《天工開物》里記載的 "漁戶賦稅三十又七種" 意味著什么。
元代河道管理條例規定，私捕一尾魚要 "杖八十，罰役三月"，這些血色條文至今仍鐫刻在故宮檔案庫的銅匣里。那些餓死在河邊的饑民，或許正是最清醒的求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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