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夏朝考證，如今公認的情況是“后半夏”在洛陽，具體都城為二里頭遺址，但“前半夏”在哪的確存在不少爭議，有說在嵩山，有說在古河濟，有說在晉南，還有說在四川，以及在陜甘等。

因為爭議較大，于是出現了貌似大格局的觀點，即跳出中國找夏朝，于是出現了夏朝在巴基斯坦（大概意為是古印度）、在古埃及、在西亞兩河的蘇美爾等。

問題在于：史書記載上古王畿不過方圓千里，以當時的交通條件看，大概也只能方圓千里，那么夏朝真能大范圍的騰挪，從國外一路遷到洛陽？答案當然不可能，這種觀點不過是“中華文明西來說”的翻版而已，背后隱藏的邏輯值得中國人警惕。

夏朝不可能在國外

關于前半夏的具體位置，如今雖然沒有公認的論斷，但以史書記載與考古發現看，夏朝不可能在國外。

中國史書上的很多夏朝記載，如今可與考古印證，比如禹父鯀被封在“崇”，即如今的嵩山一帶，而在此地考古發現夏代的古城，即登封王城崗遺址，附近還發現戰國陽城，印證史書上的“禹都陽城”之說。距離登封數十公里處，還有新密新砦遺址、禹州瓦店遺址，其中瓦店遺址有大型祭祀遺址，說明此地有強大的政權。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晉南陶寺遺址是夏都，也能與一些史書印證。

史書對夏朝的某些記載，看似自相矛盾，但其實未必有錯，可能是對夏朝不同時期的記憶。但無論如何可以看到，包括二里頭在內的一系列遺址，證明商朝之前的確有一個強大的王朝，只是這個王朝“自稱”是不是“夏”有些爭議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從舊石器時代直到夏商周，中國的文化面貌一脈相承，中間沒有出現斷絕，或者沒有為域外元素主導，即便文化風格奇特的三星堆，在陜甘、長江流域的考古中都能找到一些源頭，甚至三星堆主要源頭的寶墩文化，其“寶墩人”的古DNA顯示主要來自黃河流域。因此，無論主導人種、還是主導文化，都是一脈相承。

如果夏朝在埃及、在巴基斯坦、在蘇美爾的兩河流域，那么他們是怎么過來的？不可能穿越直接降臨，必然需要翻越千山萬水，沿途必然要有相應遺跡，那么遺跡何在？況且，為何偏偏要來東亞中國？他們過來之后，必然要征服原住民，必然要改變中國的文化面貌，所有這些證據何在？如果夏朝是外來的，史書為何毫無痕跡，反而記載源于本土，且考古還能與史書記載印證？

因此，夏朝不可能在國外，古埃及論、巴基斯坦論、蘇美爾論都是荒唐之言，不值一信。

夏朝古埃及論背后

所謂夏朝古埃及論，或國外其他地方， 都不需要相關考古論證，只要具有正常思維的都知道不可信，比如當時的交通能力就不支持。既然如此，為何至今還有夏朝“古埃及論”？其實很簡單，這就是“中華文明西來說”那一套。

1894年，法裔英人拉克伯里出版《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其中認為“公元前2282年，兩河流域的國王Nakhunte（黃帝之謂）率領巴克族從迦勒底亞出發，翻越昆侖山，歷經艱險，來到了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處征伐，傳播文明，最終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基礎。”后來，瑞典人安特生幾次“誤判”，認為中國彩陶是西方傳播而來，于是正式提出“中華文明西來說”。

外國人編歷史讓人不得不服，竟然精確到了“公元前2282年”！當然，更重要的是，有人提出一個莫名其妙的觀點，然后有人莫名其妙的“誤判”，正好“論證”了前人觀點，接下來就正式提出“中華文明西來說”，一切看似水到渠成，證據確鑿！

但中華文明西來說早就被推翻，基本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國文化面貌沒有改變，一直一脈相承；其二，中國仰韶彩陶早于中亞，中亞彩陶是從中國傳播過去的，安特生在斷代上嚴重“誤判”。因此，中國以無可辯駁的證據推翻了“西來說”，如今再直說這一點就貽笑大方了。

既然無法直接說“中華文明西來”，那么又如何貶低中華文明呢？于是，夏朝“古埃及論”，或者夏朝“西來說”隆重登場。既然夏朝是古埃及人或其他國外人建立的，那么大禹、乃至堯舜等自然也是中國以西的外國人， 兜兜轉轉，最終又回到了“中華文明西來說”，即西方人締造了中華文明。

這里面還隱藏一點，就是外來的夏朝征服了中國，像印度原住民一樣被征服，因此中國人要接受外來征服，無需過激，內心不應該抵抗。

總之，中華文明如何而來，這是中國人的“根”，而夏朝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如果夏朝在國外，那么中國人的“根”在何處？

因此，所謂夏朝在古埃及，或在其他地方，只是一個居心不良的輿論戰，目的是重新解構中華文明，瓦解中國人的凝聚力，這一點不能不警惕。

最后，蘇聯之所以解體，原因之一是空有強大身軀，腦子卻被洗成相信西方，從而被人輕易斬下頭顱。因此，要避免蘇聯遭遇，就必須警惕西方洗腦輿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