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居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是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后期陳援庵先生在北京多所高校開設的課程。這門課程在1949年以后演變為“歷史要籍介紹”，成為大學歷史系的必修課，卻已無法恢復課程的原有規模與風貌。

本文通過對援庵講稿以及余氏與來新夏兩部聽講筆記的比較研讀，從史學名著的宏大規模、余氏抄本筆記的啟示、課程創設的目錄學路徑、名著的著錄和闡釋四方面，探討“名著評論”課程的內容、方法和特色，以傳承援庵先生的史學遺產。

[關鍵詞]陳垣;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援庵講稿;余氏抄本筆記;來新夏筆記

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后期，陳援庵先生先后在燕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相關的課程資料，由先生哲孫智超先生編輯成《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一書，于201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內容包括援庵先生20世紀30年代及1946年年初的課程說明兩份，20年代末編寫的講稿，1943-1944學年在輔仁大學講授該課的教學日記及札記，以及同年來新夏先生的聽講筆記。而援庵先生的講稿，無疑是了解這門課程最重要的文獻。

1929-1930學年，援庵先生在燕京大學和北平師范大學兩校分別講授“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選修課程的學生有燕大歷史系馮家昇、朱士嘉、鄧嗣禹、趙豐田等13人，北師大史學系柴德賡、王蘭蔭、雷震、李煥紱等，講稿即是援庵先生當時為課程編寫的教材。

在《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中，這份講稿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援庵先生手書原稿，寫在燕京大學的“點名成績記錄簿”上，共兩本，毛筆豎行，也有少量鋼筆筆跡，隨著課程的進展，還有一些補充的講稿，寫在單頁上；其二，智超先生整理稿，基本依據援庵手稿和補充單頁，也有整理者自己的補充和調整。二者同刊，方便讀者對照研讀，這是智超先生的卓識。

一、史學名著的宏大規模

研讀援庵先生講稿，首先令人驚嘆的是其囊括史學名著的數量。講稿共選錄中國歷代史學名著249種，包括史部書籍188種，經部書籍4種，子部書籍 57 種。

入選的名著雖以史部典籍為主，卻不局限于史部，而是兼及經、子兩部中與史學密切相關的著述，堪稱收羅廣泛，規模宏大，充分展現了陳垣先生史學視野的廣闊。

既然 249 種典籍統屬史學名著，所以，講稿不宜再作史、經、子部的區分，需要打破四部界限，將全部典籍分類歸屬。原史部書分隸正史等12類，原子部書分隸儒家等5類，經部僅選錄類書各1種，手稿未分類，整理稿附在史評類之后，手稿中，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史評等5類標注類名，說明在備課伊始，分類講述的思想尚不夠明晰，只是根據《四庫提要》等目錄書逐一擇取名，還有待進一步的融會貫通。

但在別史之后，手稿基本都加注了類名。而且在課程中，援庵先生也是明確地分類講授，余氏抄本筆記與來新夏筆記均可證明。所以，整理稿對缺失的5個類名根據《四庫提要》作了統一增補，是符合援庵先生本意的。

表1 援庵講稿選錄史學名著分類表

史部 188 種 經部 4種 子部 57 種

正史 24 傳記 14 書 1 儒家 7

編年 8 史鈔 7 禮 1 醫家

紀事本末 10 詔令奏議 15 春秋 1 天文算法 1

政書 17 地理 35 四書 1 藝術 3

別史 7 目錄 19 雜家 45

載記 13 史評 19

還應說明，這份名著分類表在歷年講授時仍有所增刪。據余氏抄本筆記，援庵先生在該學年課程中，即增補史學名著《新舊唐書合鈔》《朝鮮實錄》等 33種。

1943-1944學年，援庵先生在輔仁大學歷史學系課程中，亦增補名著2種，即編年類的王益之《西漢年紀》、政書類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這樣，史學名著的數量已增至284種。可知，講稿所列名著并非固定不變，而是根據課程情況隨時進行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援庵先生非常重視史書之間的相互聯系，在講述史學名著的同時，還經常連帶說明后世與之相關的參考要籍。這方面的介紹以正史為主，在二十四史中，除南北八書外的15部正史，講稿即列舉了相關要籍 62 種。

如《三國志》，有“宋蕭常、元郝經《續后漢書》”及錢大昭《續漢書辨疑》等3書。

《元史》更列舉《元史備忘錄》至《新元史》等相關史籍 14種之多。

正史外的名著，亦附講相關書籍13種。如汪琬《東都事略跋》，附講于《東都事略》之后；楊守敬《水經注刪要》，附講于《水經注》之后。

這些參考文獻，有的本身也是援庵先生選錄的史學名著。如附講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是政書類補充的史學名著；附講于《遼史》的鄭麟趾《高麗史》，是載記類收錄的史學名著等。

這些名著都由于作者或內容的關聯，而作為參考文獻附講于相關名著之后，說明援庵先生十分重視史籍之間有機聯系。不過，更大量的是沒有列入名著的史籍，尤其是清朝或近代的史書，由于記載的內容相關而附錄于名著之后。因此，援庵講稿實際涉及的史著，應在340種以上。

透過涵蓋廣泛、種類繁多的史學名著，我們可以知曉，援庵先生“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設置的初衷，并不僅僅是介紹一些經典的史著，而是引導學生對中國歷代史籍進行一次全面的探索:史書如何起源、發展和演變，史著有哪些類型，各類史書的體裁如何，史料來源如何，其內容和用途何在，哪些是史學的名著，以及史部以外典籍中具有史學價值的著述，等等，意在完整把握中國歷史著作之全貌，并在此基礎上深入領會史學名著的意涵。

二、余氏抄本筆記的啟示

研讀援庵講稿，不可避免會產生疑問：這份涵蓋 21類、多達249種名著的講稿，顯然不是一學年課程所能完成的內容。

即如1935學年度，援庵先生在北平師范大學講授“中國史書批評”課程，所講只是《史記》至《元史》的正史 23 種。

又如1943一1944學年度輔仁大學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始于《史記》止于《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講授4類名著32種：其中正史類24種、編年類6種，至于紀事本末類選講的楊仲良《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是因內容相關而附講于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會要類增補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則是因作者相同而附講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所以該學年課程，實際上僅仍主要涵蓋正史和編年兩類。

那么，援庵先生是如何教授這門類別眾多、名著豐富的課程，來實現課程規劃的最初設想？對于這個問題，一部新發現的聽講筆記抄本提供了重要啟示。

2015年，柴念東先生在柴德賡舊藏線裝古籍中發現抄本一冊，封面題簽“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陳援庵先生講述”，是啟功先生的手澤，內容是“名著評論”課程聽講筆記的抄錄稿，全文近5萬字。這份筆記是援庵先生何時在何校授課的記錄，抄本未加說明。

曹永年、柴念東二先生根據筆記中的線索考證，授課時間當在1933-1936年之間。今據筆記云:“《(永樂)大典》本尚存傅增湘氏……李宗侗氏……合之而成八本之完璧《水經注》也。待將來涵芬樓影印后，當能解決此謎也。”

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本《水經注》出版于1935年，可補充證明授課時間在35年之前。

筆記的聽課記錄者不知姓名、年級、學校、身份，由抄本目錄的闕略淆亂，以及筆記中的頗多訛誤，可以推測這位記錄者當年的水平有限。

不過，抄本的主人卻是可以確知的。因為抄本使用的是余嘉錫先生書齋的特制線裝本，每頁的邊框左下均印有“武陵余氏讀已見書齋抄本”的藍色隸書。

余嘉錫先生是援庵先生輔仁大學的同事與好友，其子余遜1926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曾修習援庵先生課程，1930年畢業，留校任教。抗日戰爭期間，轉任教輔仁大學，與柴德賡、啟功、周祖謨并稱“陳門四翰林”。

抄本應是余遜先生借他人聽課筆記，請人抄錄成冊。余氏抄本筆記后轉贈柴德賡先生，由柴先生長期收藏使用，故抄本第5頁右下角鈐有“青峰藏書”朱文印。抄本內有朱筆和墨筆兩色校勘，厘定目錄，調整錯簡，校訂文字訛誤，并在頁眉記錄了校勘者的若干心得。

認真研讀余氏抄本筆記，可體會援庵先生此學年課程的3個特點:

(一) 講授的名著與其他筆記幾乎完全不同

援庵先生授課，素有同一門課程在不同學年講授不同內容的傳統。

如“史源學實習”，援庵就曾分別以趙翼《廿二史札記》、顧炎武《日知錄》和全祖望《鮚埼亭集》3書作為教材，在不同的學年講述不一樣的內容。

援庵“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也同樣如此。師大學生筆記只講正史，來新夏筆記也是以正史、編年為主，兼及紀事本末、政書的個別名著，而余氏抄本筆記正史類僅有《史記》1書，編年類也只選講《資治通鑒》等4種，顯然有意回避以往課程主要內容的正史及編年，從而騰出時間廣泛涉獵紀事本末、政書、別史、載記、傳記、史鈔、詔令奏議、地理、目錄等其他類名著，凡11類133種，并附帶介紹11書，涵蓋種類之廣，名著之眾，為其他筆記所未有。

這樣，如果合余氏抄本及來新夏兩部筆記，兩個學年援庵先生就講述了自正史至目錄(前半部分)160余種名著。

當然，3本筆記所涉及的名著，還只限于原史部的11類著述，講稿所余史部目錄(后半部分)、史評及經部、子部的近100種名著，援庵先生是否會在其他周年學年講授，限于資料，目前無法知曉。

不過借由余氏抄本筆記可知，講稿收錄的21類249種名著，確確實實是援庵先生為“名著評論”課程準備的教材，從而引導學生廣泛全面地掌握中國史學之全貌。

“名著評論”課程聽講筆記的抄錄稿

(二)名著的增省調整更為靈活

一方面，部分講稿已列入的名著，余氏抄本筆記未見講述。

如正史類《史記》以外的二十三史，編年類《漢紀》《后漢紀》《通鑒綱目》，紀事本末類《繹史》，別史類《東觀漢紀》，載記類《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史鈔類《十七史詳節》《史纂左編》《史書纂略》《史緯》《廿一史約編》，詔令奏議類《包孝肅奏議》《皇朝經世文編》，地理類《三輔黃圖》《禁扁》《延祐四明志》《武功縣志》《朝邑縣志》《泉州府志》《日下舊聞》《日下舊聞考》《歷代帝王宅京記》《歷代河防統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諸蕃志》《嶺外代答》等51種名著，均在課程中省略不講，而以正史、地理類尤多。

另一方面，部分講稿未列的著作，在余氏抄本筆記中增補為名著，如紀事本末類《西夏紀事本末》《三藩紀事本末》、別史類《新舊唐書合鈔》，載記類《南唐書補注》《朝鮮實錄》，傳記類《碑傳集補》《文獻征存錄》《清史列傳》《清儒學案》，史鈔類《兩漢博聞》《通鑒類纂》《南史識小錄》《北史識小錄》，地理類《嘉定赤城志》，目錄類《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16種，皆是筆記新補入的名著。

特別是在傳記類新增加了年譜部分，綜述北宋至清年譜的產生與發展，概要說明《杜工部年譜》等13種年譜，并重點講說《昌黎先生年譜》《白香山年譜》《全唐詩人年表》《元遺山年譜》等4種模范年譜。這是講稿中完全沒有的新內容，也由此開啟了柴德賡先生在《史籍舉要》中講授年譜的先河。

此外，余氏抄本筆記在講解名著的同時，還往往附帶介紹與之相關的著述。《資治通鑒》后，除必然附講《通鑒考異》與《目錄》外，還介紹了明嚴衍《資治通鑒補》;《續資治通鑒長編》后，介紹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清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后，介紹作者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舊聞正誤》和《道命錄》等3書。

其中《通鑒補》與《皇宋通鑒長編》是講稿已經列入紀事本末類的名著，《舊聞正誤》是史評類名著，援庵先生移至內容或作者相關的名著之后講述。

其他3種，則是原未列入講稿的著作，援庵先生特別在相關名著中加以介紹。如吳士鑒《晉書斠注》，講稿原附在《晉書》中，因本學期未講《晉書》，故移至《晉會要》后附講。

而王象之《明朝輿地碑記目》，則據講稿附講于《輿地紀勝》之中。尤其在講《宋會要》時，專門介紹明官修《永樂大典》這部按韻編纂的大型類書，分析其由類書變為叢書的性質轉化，并細致統計了清修《四庫全書》，從《大典》中輯錄的各部佚書的數量。

由此可知，援庵先生授課時并非完全依遵講稿，而是不斷調整與完善，以適應課程的需要。

(三)援庵學術特色在授課中更為突出

援庵先生先后研究過也里可溫教、一賜樂業教、火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多種宗教，是首屈一指的宗教史專家，因而對記載宗教資料的史著非常注意。

講稿地理類，即選錄了《佛國記》《大唐西域記》《往五天竺國傳》等11種與宗教有關的地理書,余氏抄本筆記又增補《嘉定赤城志》，凡12種，已占地理類名著的三分之一。

而援庵先生授課時，又特意略去《三輔黃圖》《延祐四明志》《日下舊聞考》等13種地理類名著未講，卻集中介紹與宗教相關的著述，而且逐一點明這些文獻在宗教史料方面的重要性：如《長安志》有景教寺院的記載，《嘉定赤城志》有摩尼教資料，《至順鎮江志》《西湖游覽志》含基督教傳入鎮江的詳細記載，以及天主教資料，《洛陽伽藍記》《佛國記》《大唐西域記》、陳誠《使西域記》多佛教資料，《長春真人西游記》是道教祖師丘處機西行拜謁成吉思汗的記錄，耶律楚材《西游記》則載佛道相爭資料，劉郁《西使記》亦含宗教材料等。

顯然，有關宗教的記載，是援庵先生選擇上述地理名著并重點講授的主要原因。

又如援庵先生指出：黃宗羲《明儒學案》“取材于私家文集與語錄中”，“不重事跡，而只重其人之學術主張與其思想也”，“為中國學術思想之代表(作)”。“此書之作法，盡取法于佛教禪宗中之傳燈錄派，在文學中為創體，而在佛宗中為模仿也”。

若非援庵是佛教典籍專家，是不可能如此明確地提出《學案》體裁源自佛典。這些都突出顯示了援庵先生宗教史專家的學術特色。

三、課程創設的目錄學路徑

目錄學是援庵先生入學的門徑，也是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柴德賡先生明確指出:

目錄學是搞學問的門徑，是掌握書目、書的內容、版本以及相關書目的一門學問。……清代學者……搞目錄學，講書的源流和版本多，對書的內容及如何利用這本書就講得很少，而且他們是專講目錄之學，并非把它作為基礎來搞學問。陳先生搞目錄學，就是把它作為工具，作為手段，通過它掌握材料，做科學研究。

“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作為一門專門評介史學文獻的課程，目錄之學更是援庵先生課程創設的必由路徑，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一)名著采擇依據重要的目錄著作

史學名著的采擇，絕大多數源自重要的目錄著作。若對援庵講稿選錄與兩部筆記增選的284種名著詳加分析，可見以下4種來源。

1.源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者190種，其中講稿184種，筆記增補6種，占全部名著的三分之二，基本是清《四庫全書》編纂之前的歷代典籍，包括《史記》《資治通鑒》《宋史紀事本末》《文獻通考》《元朝名臣事略》《唐大詔令集》《元和郡縣志》《郡齋讀書志》《史通通釋》等各類史書139 種，《尚書古文疏證》《春秋大事表》等經書2種,《鹽鐵論》《黃氏日鈔》《容齋隨筆》等子書49 種。

2.取自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者4種，皆出于講稿，即《皇朝(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及《輿地紀勝》《至順鎮江志》《長春真人西游記》等地理書。

3.選自張之洞《書目答問》與范希曾《補正》者50種，其中講稿44種，筆增補6種，占全部名著的六分之一以上，以清人著作為主，達41種，如嚴衍《資治通鑒補》、邵遠平《元史類編》、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阮元《疇人傳》等。

其中又以載記、傳記、史評、雜家類居多，如傳記有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錢林《文獻征存錄》、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李桓《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全祖望《宋元學案》等，史評有章學誠《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三史拾遺》與《諸史拾遺》、趙翼《廿二史札記》等，雜家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與《余錄》、孫志祖《讀書脞錄》與《續編》、趙翼《陔余叢考》、俞正燮《癸巳類稿》《癸巳存稿》等。

也有民國出版的史著，如中華書局排印的《清史列傳》。有些典籍雖為前代編著，如宋代編纂的《宋會要》，漢代官修的《東觀漢紀》，但原書早已散佚，講稿收錄的是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的輯佚本；又如《丹鉛雜錄》，雖是明楊慎所著，講稿著錄的也是清人新編的10卷本。

4.其他來源者40種，其中講稿17種，增補23種，約占全部名著的七分之一，亦以清代著述為多，如龍文彬《明會要》、錢謙益《皇明開國功臣事略》《國初群雄事略》、張之洞《書目答問》、毛奇齡《四書改錯》及清代官修之《十朝圣訓》等。

也有民國史著，如清史稿館新編修的《清史稿列傳》、徐世昌幕府編纂尚未刊刻的《清儒列傳》、汪兆鏞《晉會要》。

前代則多為佛教典籍，如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唐道宣《大唐內典錄》、釋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

此外還有北京圖書館藏朝鮮影印本《李朝實錄》，燕京大學排印本閔爾昌《碑傳集補》，而整個年譜部分，包括《昌黎先生年譜》等四種模范年譜，則是根據北平圖書館《讀書月刊》第3卷1~5號梁廷澯《年譜考略》一文，很好地說明了援庵先生在選錄史學名著時參考的廣博。

可知，援庵先生對史學名著的擇取，基本依據《四庫提要》，至于清以后的典籍，則主要參考《書目答問》及《補正》，同時，也非常關注當時各圖書館、大學、出版機構的藏書、印書情況，以及期刊的相關論文。

(二)名著分類對目錄文獻的參考與調整

史學名著的分類，援庵先生往往參考重要的目錄文獻，并根據名著的編纂體例及內容作出適宜調整。

首先，援庵講稿的類目基本依據《四庫提要》。

若以兩者相校，則在《四庫》史部15類書中，選錄了12類，僅舍棄雜史、時令和職官3類；經部10類書中，選錄了書、禮、春秋、四書4類；子部14類書中，選錄了儒家、醫家、天文算法、藝術，雜家等5類，而以雜家為主。

講稿的類名也全部依據《提要》，只有政書1類，類名較為含糊。手稿原未標示類名。余氏抄本筆記亦未出現類名，僅在該類所講的第一書《西漢會要》之上，有朱筆眉批“類書類(制度史)”，并不是援庵講授時的原名。來新夏筆記的類目則是“會要”。

但是援庵講稿在該類第一部名著杜佑《通典》之下指出：“《崇文總目》《書錄解題》入類書，《通考》入故事，《宋志》入類事，《提要》特入政書。

而余氏抄本筆記在《唐會要》下更詳加說明:“《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將《唐會要》入類書類，《書錄解題》入類書之典故門，《通考》之《經籍考》入故事類，《宋志·藝文志》入類事類，《四庫》入政書類。”

援庵先生又追溯類書地位從帝政時代“甚要”到清朝“格低”的發展，進一步指出:“《唐會要》雖為類書，但全為記載典章制度者，故逐漸高之，由類書而典故、故事、類事至政書類矣。”

可見援庵先生贊成《四庫》的類名。因而，智超先生整理本補充類名為“政書”，符合援庵先生的原意。

其次，史學名著的分類，主要遵從《四庫提要》與《書目答問》《補正》，約占全部名著的七分之六，但也有37種根據名著的具體情況作出調整，這又分兩種情況:

1.《四庫提要》與《書目答問》類別矛盾，援庵根據名著情況，或從《四庫》，或依《答問》。如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答問》入史部雜史類，來新夏筆記從《四庫》，入政書，且云：“其書專記典章制度，分十三門，頗便當。”

黃宗羲《明儒學案》,《答問》入子部儒家類，手稿及余氏抄本筆記從《四庫》，入傳記。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四庫》未著錄，《答問》入子部儒家類，手稿及余氏抄本筆記亦從《明儒學案》，入傳記。”沈名蓀、朱昆田《南史識小錄》《北史識小錄》,《答問》入正史類，講稿亦附錄于正史類《南史》《北史》之后，余氏抄本筆記從《四庫》，列為史鈔類名著。

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答問》在子部釋道家，講稿及余氏抄本筆記從《四庫》，入地理類。

鄭麟趾《高麗史》,《四庫》僅著錄存目2卷，入史部載記類，《答問》載140卷，在史部地理類，講稿及余氏抄本筆記雖著錄全書，卻仍歸載記。這是依從《四庫》的例子。

又如朱熹《通鑒綱目》，《四庫》因“有御批，列史評類”，講稿從《答問》，改屬編年。

鄭樵《通志》、清修《續通志》，“《四庫》人別史”，講稿及余氏抄本筆記據《答問》，改隸政書。

陸贄《陸宣公奏議》，雖舊題《翰苑集》，《提要》入集部別集類，但《答問》已改隸史部詔令奏議類，援庵講稿及余氏抄本筆記亦從之。這是依從《答問》的例子。

2.更多的情況是，援庵先生根據名著的編纂體例及內容作出恰當的調整。

如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答問》歸正史類，講稿亦附錄于正史類《舊唐書》《新唐書》之后，余氏抄本筆記列為別史類名著。”

《輿地碑記目》，《四庫》入史部目錄類，《答問》入史部金石類，余氏抄本筆記屬地理，則是因為《碑目記》是從《紀勝》的碑記這一子目中輯錄而出，故附講于《輿地紀勝》之后。

耶律楚材《西游錄》，《書目答問補正》在史部雜史類，劉郁《西使記》,《四庫》入史部傳記類，《補正》亦在史部雜史類，講稿及余氏抄本筆記皆改屬地理。

倪思《班馬異同》、劉辰翁《班馬異同評》、許相卿《史漢方駕》、吳縝《新唐書糾謬》《五代史記纂誤》5書，《四庫》《答問》皆隸史部正史類，講稿改屬史評。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三史拾遺》《諸史拾遺》、趙翼《廿二史札記》諸書，《答問》原隸史部正史類，講稿亦改屬史評。

楊慎《丹鉛雜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余錄》、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趙翼《陔余叢考》、俞正燮《癸巳類稿》《癸已存稿》等書，《答問》皆歸子部儒家類，講稿改入雜家。

當然，在名著類別調整中，援庵先生也出現游移的情況。

如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四庫》《答問》隸紀事本末類，講稿則云:“舊隸紀事本末，實應隸編年。”實際講授時，卻仍歸屬紀事本末類，僅說明“此書為編年體”，“《四庫全書》置于紀事本末類”,而沒有解釋原因。

這是由于《會編》的編纂方法是“年經月緯，案日臚載”的編年體，卻由于“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為詮次本末”，又具有紀事本末的史書性質，所以援庵講稿和授課出現差異。

至于嚴衍《資治通鑒補》，《答問》歸編年類，援庵手稿入紀事本末，但實際授課時，仍是附講于編年類《資治通鑒》之后，則是出于課程的需要，將內容相關的史籍集中在一起講述。

以上只是同部書籍不同分類間的調整，還有跨部之間的調整。

如謝啟昆《小學考》、全祖望《讀易別錄》，《四庫》未著錄，《答問》分隸經部的小學類和易類，講稿改屬目錄類。這是由經部改入史部。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四庫》未收，《書目答問》人兵家”，講稿改屬地理類。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答問》屬子部釋道家，講稿及余氏抄本筆記亦改屬地理類。

智昇《開元釋教錄》,《四庫》《答問》同在子部釋家類，講稿改隸目錄類。這是由子部改入史部。

上述這些，都是援庵先生根據各書的具體情況及名著評論的課程需要所進行的調整，是十分合理的。

名著分類的調整，在同部之間，多半是基于史學名著結構設置的需要，或原屬類別的不合理；而跨部調整，則是要將這些原來隸屬經部、子部的典籍，融入史學名著的范疇。

《史學名著評論》陳垣手稿

(三)名著擇取注重目錄類典籍

在史學名著的選取中，援庵先生非常注重目錄類典籍。

援庵講稿中目錄類名著選擇較多，從《漢書·藝文志》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凡19種；余氏抄本筆記雖因時屆學年末，只介紹了目錄類的《漢志》《隋志》和《七錄》3書，卻又增講了兩唐志,使目錄類名著達到21種。

其中《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通志》《文獻通考》等書，已經選為正史、政書類名著，講稿和筆記又特地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校讎略》《通考·經籍考》從各書中抽出，專門列入目錄類名著，說明作者非常了解史志及政書目錄在目錄學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七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國史經籍志》的入選，體現作者對主要的私家目錄的看重。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及《書目答問》的選錄，展示作者對清代最重要的官修和私家目錄的重視。

《經義考》《小學考》《讀易別錄》及《出三藏記集》《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列入名著，又代表作者對經學和佛教專科目錄的關注。

而姚際恒《古今偽書考》的入選，表現作者對這部專門辨正書籍真偽的著作的理解。這些都很好證實了目錄學作為入學的門徑和研究的基礎，在援庵學術中的特殊地位。

(四)名著著錄講解對目錄文獻的借鑒與辨正

史學名著的著錄和講解，往往借鑒主要的目錄文獻，并隨時辨正其中的謬誤。

援庵先生在著錄和講授史學名著時，參考目錄書尤多，有《漢志》至《明史·藝文志》等史志目錄，《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等政書目錄，《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官修目錄，《七錄序》《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未收書目提要》書目答問》《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等私家目錄。

其中《漢志》《隋志》《舊唐志》《新唐志》《宋志》《通考·經籍考》《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使用較多，而參考最多者，無疑是《四庫提要》這部清代大型叢書的解題式目錄。

如援庵講稿及來新夏筆記均引《提要》，為魏收《魏書》的“穢史”說辯誣。

講稿據《提要》，指出《南史》《文學傳》不始于劉宋、《孝義傳》收錄列女及不設《文苑傳》《列女傳》等4點失當。

講稿概括《提要》，“謂《舊(唐)書》前二百年有法，長慶以后九十年雜亂，有重出之文，有重出之人”。

講稿還據《提要》云，丘光庭《兼明書》“為唐人考證書中可與《匡謬正俗》齊驅，而以《蘇氏演義》、李氏(涪)《刊誤》、李氏(匡義)《資暇集》三書為其次”，封演《封氏聞見記》,“與《資暇集》《刊誤》可以相比”，《曲洧舊聞》“深有補于史事，惟所言間及詩話、詩文評及考證，不可人之史，故入之雜家”等。

援庵講授《水經注》，更據《提要》詳細說明該書的流傳原委，原書40卷，北宋時已殘佚為35卷，后人改刻又將殘本重新厘定為40卷，并補充介紹清代全祖望、趙一清、戴震3種校本相襲的學術爭辯。”即便援庵不直接注明《提要》處，亦多加參證。

盡管在備課和講授中，援庵先生隨時參考《四庫提要》等書目，卻絕不盲從輕信，凡是遇到《提要》有問題之處，必加以質疑辨正。

如指出《隋書·經籍志》不出于魏征，而是書成眾手，因成書時魏征已卒13年；辨析《洛陽伽藍記》作者姓名，應從《史通》為羊衒之，而非《隋志》《四庫》著錄的楊衒之；還指出《通鑒問疑提要》言司馬光3位助手的分工“蓋誤也”。這是援庵先生糾正《提要》著錄名著作者之誤。

又如講稿提出《太平寰宇記》缺失8卷，實存192卷，而非《提要》所云的193卷，授課時進一步補充楊守敬從日本官庫中抄回5卷半，今僅缺兩卷半的信息；講稿云《日下舊聞考》實160卷，“《提要》作百二十卷，誤”，等等。這是援庵先生考訂《提要》著錄名著卷帙之失。

再如講稿言“《唐才子傳》十卷，《四庫》本八卷，《佚存叢書》足本”，余氏抄本筆記則詳細說明《四庫》為《永樂大典》輯佚本，只收錄287人，《佚存叢書》所收是日本發現之全書，記載397人。這是援庵先生辨析《提要》著錄名著版本之闕。

援庵講課云；“《四庫》以為《輿地碑記目》即《輿地紀勝》內的碑記之四卷，實誤，不知《碑記目》乃由《紀勝》二百卷內抽抄而來。”因為《紀勝》體例，是“每府、州、軍、監，分十二子目”，而“碑記”即是其中第10個子目。

《開元釋教錄》講稿曰:“《四庫提要》謂《經義考》體例‘多與此符，或為規仿，或為暗合，均未可定’云。然《經義考》實仿《出三藏記集》，非仿《釋教錄》。”這是援庵先生辨正《提要》著錄名著體例之疏。

對于明朝屠喬孫、項琳之所輯北魏崔鴻的百卷本《十六國春秋》，援庵先生講課時全文引錄了《四庫提要》，并對《四庫》的“偽書”說進行辯解：“清代有所謂輯佚之學者。屠、項二氏即作此輯佚之工作，由各書中引用此原書之篇句，輯出而成一百卷。陳垣氏以為，此書謂之亂則可，倘謂為偽則過非也。此書病在輯出此書而不注出處，惟對原句稍加剪裁而已。《四庫》故曰:‘然其文皆聯綴古書，非由杜撰。’”

援庵又對《四庫》斥該書為偽書之3點理由逐一辯駁，以說明其書雖“非原書，但其所據皆本原料，故當未發現原書之前，此書亦暫可引用參閱，自不成問題矣”。這是援庵先生辯白《提要》偽書說之非。

對于沈炳震《新舊唐書合抄》，援庵詫異“《四庫》于《新》《舊唐書》之考證多引用沈君語”，卻“未著錄亦未存目”該書，“未悉何故?”

援庵先生敏銳地指出：“《四庫》著錄之書均言其甚佳，未著錄者而存目均貶之。”

而《元史類編》“《四庫》未著錄亦未存目”，原因卻是荒謬的：“以多外國地名須改，故不著錄;以其書佳無法貶之，故亦不存目。”這是援庵先生關注名著與參考要籍在《四庫》中的收錄情況。

援庵講稿和筆記還特別揭露《四庫》編修中任意刪改文獻對文化的破壞作用。

如指明:“《契丹國志》《四庫》書不可靠，最好為明、宋版，因清將內容刪改。”

《大金國志》“《四庫》著錄，惟清時刪改甚多耳，當以明本為佳。”

尤其是“乾隆敕編”之《明臣奏議》:“此書材料不可靠。此乃欲暴露明之暴政，搜集明末諸臣互相攻擊暴露弊政之奏議編成，使人讀之不復有思明反清之思想。此法最為毒辣。此書乃皇子選材，又注此書不得不刪改者，則又露此為偽作，而非書錄奏議之真目。”

援庵還在講稿中和授課時特意說明，《四庫》編纂時，對書籍“有所謂銷毀(為反對清朝者)、抽毀(即內中有一二篇不利于清者)、扣除(即乾隆五十年時，將已載入《四庫》而查得仍有反對者，扣除之)。”

并舉李清為例，其著述《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等四種原本已經被《四庫》著錄，后因查出“其《諸史異同》云順治、崇禎有四同，于是扣除其所有書”，而補之以李鍇《尚史》、潘永因《宋稗類鈔》等。進一步暴露清統治者的文化專制政策。

援庵先生對《四庫提要》既參考又辨疑的學術態度，與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的思想頗有相通之處。

季豫先生著《辨證》始于1931年，與援庵先生“名著評論”課程在時間上正相始終。季豫先生考證《東都事略》的作者名王稱而非王偁，即引用了援庵先生所舉的《學海類編》本《西夏事略》《張邦昌事略》與宋蜀刻《二百家名賢文粹》的題名為證。

而援庵先生在課程中，著重辨析《東都事略》的作者姓名，指出“《四庫提要》謂《學海類編》改王偁為王稱，為愈偽愈拙”，“誠非是也”，亦與季豫先生《東都事略辨證》相同。可見對《四庫提要》的辨疑，是兩位先生學術交流的重要方面。

透過名著的擇取、名著的分類、注重目錄類名著以及對《四庫提要》的參考與辨正4方面，充分證實了目錄之學在援庵先生“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中的奠基作用。

《史學名著評論》陳垣手跡

四、名著的著錄與闡釋

“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授課時，援庵先生每每會指出課程的要點，作為總綱概括課程的主要內容。目前公布的課程說明有以下3份。

其一，“取歷代史學名著，說明著者之生平，本書之體例，以及史料來源，編纂方法，板本異同，等等，俾學者讀書、引書時得一明了向導。”(約作于 1929-1930年)

其二，“評論史書之數點：(一)史料之來源，(二)編纂之方法，(三)參考要籍，(四)版本之講求，(五)本書之用途，(六)閱讀之方法。”(約作于1933-1934年)

其三，“取史學上有名之著作，而加以批評。每書舉作者之略歷，史料之來源，編纂之體制，板本之異同，以及后人對此書之批評等等，以為學者讀史之先導。”(1946年1月)

3份說明文字雖有小異，內容大致相同，昭示自20世紀20年代末課程初設，至40年代后期，援庵先生“名著評論”的課程要點，始終沒有大的變化。除書名、卷帙等名著的基本信息外，課程要點主要包括：作者生平、史料來源、編纂方法、版本異同、參考要籍、后人批評、書籍用途、閱讀方法諸項，目的在為學者指導讀史之門徑。

根據上述課程要點，援庵講稿對每部史學名著，都有或長或短的一段提綱式著錄，類似一篇簡明的提要。授課時，即根據講稿補充完善，詳細展開。

不過，亦非每書各項內容皆面面俱到，而是根據名著情況或詳或略各有側重。其中二十四史及《漢紀》后漢紀)資治通鑒》等重要史著，授課時均按課程要點與名著特點添加小標題，以便更有條理地細致講解。

其他名著，雖不列小標題，但也依據名著的重要性，或詳加解說，或簡略介紹，但講述之中亦遵循課程重點。本文以下根據課程要點，逐項探討，以展示援庵先生對史學名著的著錄與闡釋。

(一)書名與卷帙

書名與卷帙是書籍的基本信息，雖然援庵先生未列為課程要點，卻也是史學名著著錄和討論的第一項內容。

書名的疑問不多，但援庵先生注意到書名的歷史演變。

如《史記》:“《漢志》稱為《太史公》百三十篇，史公《自序》亦只稱《太史公書》,《隋志》始稱《史記》。”

講課時更進一步展開討論，“廿四史中有九種非本來名目者”，即《史記》《前漢書》(本名《漢書》)、《南齊書》(本名《齊書》)、《北齊書》(本名《齊書》)、《魏書》(本名《后魏書》)、《舊唐書》(本名《唐書》)、《新唐書》(本名《唐書》)、《舊五代史》(本名《五代史》)、《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提醒學者對書名演變的關注。

對書名的含義，援庵先生有時也稍作解讀。

如馬端臨《文獻通考》:“此何以名？蓋彼以為述唐以前據之書本者謂之文，唐宋以來據之諸臣之奏議、諸儒之議論者謂之獻，且此乃串通歷代而至嘉定以前，是故名也。”

又如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三朝者，即指北宋之徽、欽二宗及南宋之高宗而言也。北盟者，即北宋末及南宋初與金人之交涉。此書為第一部外交史。”

至于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加《舊唐》《舊五代》，實十九史”；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不計《舊五代》及《明》，故曰廿二史”；趙翼《廿二史札記》，“不計《舊唐》《舊五代》，故曰廿二史”。都是寥寥數語，點明了書名的內涵。

卷帙的著錄，首先是篇卷情況，如《國朝耆獻類征初編》“七百二十卷，又婦女十二卷，共七百三十二卷”,《廿一史約編》“無卷數，自上古至明，計一百三十九篇”。

其次是卷帙的闕佚，如《太平寰宇記》“二百卷，欠卷百十三至百十九，但卷四亦缺，實存一百九十二卷。《總目提要》作存一百九十三卷，誤”。其后楊守敬從日本“補錄五卷半，故現僅缺二卷半”。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缺二十三卷”。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卷三全闕”。

至于《續資治通鑒長編》，“北宋凡一百六十八年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志》作一百六十八卷，蓋以一年為一卷。此書只有寫本，清初傳本得一百七十五卷。此(五百二十卷)系從《永樂大典》錄出，唯缺徽、欽二紀，哲宗以上皆存”，“其實卷數多寡，實不足定”。不僅介紹了原本、清初傳世本及《永樂大典》輯佚本卷數多寡的由來，還進一步說明輯佚本缺失的內容。

再次是否全本：如《高麗史》“一百三十九卷，《四庫》載記存目二卷”，“此為殘本”。

《郡齋讀書志》“衢州本二十卷，全；袁州本四卷，《后志》二卷，不全”。

援庵先生還進一步批評了隨意改動卷帙的荒謬。

如《元和郡縣圖志》原書40卷，“今缺六卷，即缺十九、二十、二三、二四、三五、三六等六卷，然五卷、十八卷、二十五卷亦殘缺不全”。“今之《四庫》本仍為四十卷，乃將三十四卷分成四十卷，卷數雖全，而實缺六卷也。此法甚壞，蓋引用時卷數即生問題”。

與此同誤的還有《水經注》，原書40卷，至北宋《崇文總目》著錄為35卷，已缺5卷，后人改刻，又將35卷分為40卷，“此假數，不足信”。

無論是解說書名、關注書名的演變，還是考訂卷帙的全佚離合，都是征實之學，以提供史學名著的準確信息。

(二)作者生平

援庵先生對作者的著錄比較細致，并說明作者的多方面情況。

例如作者的姓名及避諱情況：《資暇集》作者李匡乂，“或作匡義，或作匡文，或作正文，或作濟翁。宋太祖名匡胤，宋太宗名光義，因避諱一人數名”。

又如作者的籍貫:《西使記》作者劉郁，《四庫》著錄為真定人，援庵先生據王惲《秋澗集·劉氏墓志銘》考證，劉郁實為山西渾源人，是《歸潛志》作者劉祁之弟。

再如同書的多位作者及其分工:《后漢書》，紀、傳作者范曄，“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

《宋書》,“宋徐爰舊本，齊沈約續成”。

《隋書》“紀傳，唐魏征等撰；志，長孫無忌等撰”，“一書分屬作者，始于《隋書》”。

《新唐書》,“歐(陽修)主紀、志，宋(祁)主傳”。

《資治通鑒》，考證司馬光三位助手的分工是：劉攽兩漢，劉恕三國、南北朝、五代，范祖禹唐。

《通鑒綱目》,“凡例一卷，朱子手定，其綱依凡例而修，其目則趙師淵所纂”。

援庵先生還以存疑的態度處理作者有疑問的情況:《宋史紀事本末》26卷的作者，《四庫》著錄陳邦瞻，“而《明史·藝文志》及明末之《千頃堂書目》作者為馮琦，蓋此書為馮氏起首而陳氏成之也”，但是“《明史·藝文志》稱此書為二十八卷，故陳、馮二氏究否為一書待考”。

作者的身份、經歷甚至宗教信仰，對名著的內容、著述立場及價值都有重要影響，因而援庵先生對作者的這方面情況也非常關注。

如《契丹國志》作者葉隆禮是南宋人，奉敕撰作，這是因外國人身份影響史著價值的情況。

《唐才子傳》的作者辛文房是元西域人，“此書文章極好…真是難得。辛文房又能作詩，有《披沙集》。此書乃以人為主，而以詩話體裁為之，其取材且旁及各家文集，可謂為一部唐代文學史，其批評各家頗為得當”。

辛作為西域人，卻能寫出很好的唐代詩話。援庵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文學篇》即專門探討了辛文房的詩作與《唐才子集》。這是以作者的身份與史著的價值，證明元代西域人的接受漢文化程度之高。

《西游記》作者耶律楚材為元太祖之中書令，全真教真人丘處機到西域面見成吉思汗時，“楚材隨軍，故亦得見面，并各以詩贈之。俟自西域返，二人感情漸惡。蓋丘真人為道教，勢力頗大，且其弟子毀謗佛教，甚至強占佛寺為己有，種種不法，令人側目。而楚材信佛教，為北京磚塔寺之主持萬松老人之弟子，是因信仰之不同異端生焉。楚材此書多攻擊道教之語”。這是因作者的宗教信仰而影響著述的立場與內容。

《曲洧舊聞》作者朱弁：“為朱子(熹)從父，建炎中使金，被留十七年而歸。所記皆北宋事，蓋作于被留之時。于安石變法及蔡京用事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四庫》謂其深有補于史事。”這是由作者經歷說明著述的內容與重點。

又如陳善《捫虱新話》:“是書考論經史詩文，兼及雜事，其宗旨在佛氏，而黨附王安石。于宋人詆歐陽修、楊時，而詆三蘇為尤甚；于古人詆孟子、韓愈。”這是由史籍內容指出作者的著述立場。這些提點，對于讀者了解史著的價值極有助益。

(三)史料來源

援庵先生指出:“史異于文，史必有根據。”因此，他非常注重名著的史料來源，尤其授課時，除《陳書》《宋史》外，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皆設專題講述史源，并在歷年授課過程中不斷補充完善。

如《史記》，講稿舉經典與檔案兩條史源，余氏抄本筆記又增加傳說口述，至來新夏筆記則分經典(六經、《國語》《國策》《楚漢春秋》、諸子、騷賦等)、見聞、檔案(如詔令、法典、記功冊等)、游歷4項，“漢前史多據經典，漢時史多憑見聞、檔案、游歷”，并逐項舉例詳細講解《史記》的史料來源。

《漢書》，在漢武帝以前是“采《史記》，有增無刪”，武帝以后則是根據班固父親班彪《史記后傳》、各家續《史記》、各家著述。

《晉書》“舊史有十八家”，但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因十七家或東晉或西晉，獨臧書為合東、西晉而成者”。“十八家外，又采小說、雜史、文集材料，可謂豐富”。

至于《資治通鑒》，于“正史之外，引書三百二十二種”，“而于此諸家中，為今日所不見到者已大半矣”。

正史外的名著雖不設專題，也常討論史源問題。

如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國史、日歷為綱，而參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狀、案牘奏議、百司題名，無不采其異同，以待后來論定”。“一事而說異者，經考訂后采一說法，復以他說加注文中”。“此書重要之點，為其史料多為元代修《宋史》所不知者，故可與《宋史》相平，在未發現新出土之史料時，此當為第一等材料”。

葉隆禮《契丹國志》，“采集《通鑒》及李(燾)《長編》、歐(陽修)《(舊五代)史》《松漠紀聞》等書而成”。“葉君奉敕而作《契丹國志》，其特別材料取之于宋與遼往來之公文中。此書除本紀十二、列傳七，余即檔案也。其運用材料均不剪裁，而只整個裝入，故至今尚可見其原料之本來面目”。

這些名著，都由史源而論及史料采錄的方法及價值。

援庵先生講述史源，還連帶分析史源帶來的弊端。

如沈約《宋書》主要根據徐爰所修國史，然“既為國史，忌諱太多，有二重忌諱”：一是“晉與宋禪讓，為宋諱，因系據宋國史”；二是“宋齊禪讓，又為齊諱，蓋書成于齊”，直接指明國史的諱飾問題。

對參考文獻不足的史著，援庵亦提出質疑。

如北周“宇文之事多見王劭《齊志》及《隋書》留存之書，以其多不雅，(令狐)德棻故不見采，故自遺漏”，因而“《周書》史料不充足”。

同樣，“《隋書》史料亦缺乏”。

又批評吳任臣《十國春秋》:“徐鉉《騎省集》三十卷，其前二十卷皆南唐時作，吳未見，為王西莊(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所譏。”

援庵還有意指出書籍的內容雷同，以提醒讀者注意。

如后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凡分190門，“與崔氏書(后晉崔豹《古今注》)所分八門名異而文相同者，十之八九”。

至于唐蘇鶚《蘇氏演義》,“與崔氏、馬氏書相同十之五六，不知誰抄誰”。

(四)編纂方法

援庵先生于史學名著的編纂，首先關注史書體裁的開創。

自司馬遷《史記》始，紀傳體即成為中國最基本的史書體裁，《隋書·經籍志》專列“正史”類，位居史部典籍之首。

援庵先生授課時，沿用“正史”這一類目，指出：正史“名始見于梁處士阮孝緒之《七錄》。《四庫提要》史部第一，開始即是正史。《提要》謂正史之名見于《隋志》，然不如謂為始自《七錄》矣。史在昔不能獨立分之。《漢志》無史類，附之于春秋家，《史記》入之，稱‘《太史公》百三十篇’。晉時分為經、子、史、集。至《隋志》始改為經、史、子、集。正史云者，不論其為官書或私書，一般學者承認之史也”。

這段解說有3層含義：其一，正史之名始于阮孝緒《七錄》，而非《隋志》；其二，史書由附于春秋家到獨立成部且位居第二的發展；其三，正史名稱的意涵。

對于正史內的多種體例，援庵先生條分縷析地作了細致講解。

如司馬遷為《史記》設置的5種體例：本紀是編年記載帝王的歷史，“為撰著歷史最早體裁，來源當甚早”，“非創于司馬氏”；“表，根據(周世)譜牒而來，縱橫互用為表，有年表、月表、世表，以表置史書內，太史公始”；“書，后代史籍稱志，為《史記》創筆，今所謂類別史”；“世家，雖編年而以國別，先此已有，今所謂國別史”；“列傳，亦為創體，亦可謂人別史”，“以前雖有傳之名，而用以記一人事實者，則遷始也”。

“以上五體，后世(正史)皆沿用之，如書之改志(《漢書》以后)，世家之改載記(《晉書》)，皆名異而實同”。

其中世家(載記)僅《晉書》《新五代史》有，表、志或有或無，紀、傳二體則各部正史必有，故又稱紀傳體。

援庵先生的解說，詳細介紹了5種體例的沿襲或創設，各體在紀傳體史書中的不同功用，也說明了各體在后世的發展變化。

到班固《漢書》,“編纂之體例大體與《史記》無異，只少一世家，其最大改變為變通史為斷代史”。

其后正史多繼《漢書》斷代為史，僅《南史》《北史》《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上承《史記》為通史。

援庵先生還注意到一些正史內體例的特殊性。

如沈約《宋書》本是斷代為史，但“宋志三十卷，皆上述魏、晉”，而不止記載劉宋一朝，原因是“魏本無志，臧榮緒《晉書》與徐(爰)、沈(約)同在齊時，或未見”，“《宋書》列傳不載晉末群雄，為有斷限，然志則繼司馬彪志，載三國兩晉”。

至于《隋書》，“志三十卷，本稱《五代史志》，別本單行。五代者，梁、陳、北齊、周、隋也。當時修五代史，《隋書》最末，故志附于《隋書》，非專屬隋也”。這都是補前代正史無志的闕失。

對于其他史書體裁的繼承或開創，援庵先生也多有注意。

如荀悅《漢紀》:“專以《漢書》為根據，縮百二十卷為三十卷，遂成不刊之作。《史通》稱為班荀二體。此依《左傳》體，《通鑒》全采此。”“書學《左傳》，以編年為體，以表、志、傳之事納入本紀中，省覽極便，無一事互見異同之弊。然言論文章，典章制度，勢不能盡載，體例如此，固無奈何。”既指出《漢紀》對編年史的繼承與影響，也總結了編年體史書的便利與欠缺。

至于《通鑒》,“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由戰國至五代。十七史至宋而備，而編年之史，只有荀、袁(宏《后漢紀》)”。

不過，兩《漢紀》“其體雖為編年，而不若通史也”，進一步指出兩《漢紀》與《通鑒》的差別，強調《通鑒》作為編年體通史的重要地位。

紀事本末是繼紀傳、編年之后又一種重要的史書體裁。

關于紀事本末體的起源，援庵先生提出:《通鑒紀事本末》“為紀事本末體之第一書。袁氏(樞)以司馬氏書太繁，人多苦之，遂創此體”。其編纂方法是：“以(《通鑒》)一千三百余年之事，以二百三十九事歸納之，作法甚艱。”

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優長是：“檢每事之始末則甚便，細因此書之目錄，則可知中國歷史之概要焉。”但援庵先生又特意提醒讀者：“此書因據《通鑒》，故為二等材料,”“觀之雖便，然吾人治史者不可引用此書。”

對于其他史書體裁，援庵先生也多關注其起源、作法、特點與價值。

如:“言各代典制者，當推正史之志書，然多為斷代。將歷年典制通而述之者，則自《通典》起。亦即將正史之志書伸長打通而言之，至杜佑本人止”，“《通典》作法，除正史之志書外，尚集當時各家文集、奏議中之材料，亦甚多。且其書所引之材料，原書有許多現已亡佚，故此書之價值亦即在此”，是討論政書的起源、作法與價值。

“別史者，別于正史而言，即深于正史一等，或謂副史，然其材料或有超出正史者”，是指出別史類目的意涵及其價值。

載記“出于《晉書》之末”，是單純交代載記的起始。

傳記是“以人為單位者為記，然《四庫》中則頗紛亂”，其中“年譜起于北宋，首創者為北宋元祐黨之呂大防。

呂君有《杜工部年譜》《韓吏部文公集年譜》。其作年譜之起意，在其讀書方便而作也。呂后繼作者多”，是介紹傳記體裁的特點和年譜出現的因緣。

史鈔“早已有之，但史鈔之名，實自《宋史·藝文志》始。用途：一、便省覽與記憶；二、可為類書，為作文之料資也。

做史鈔應分三步驟：一、見材料之有關者抄之；二、將已抄者約略歸類以備運用；三、又可分二層：A.就所有材料分類組而成文，即以材為主，自無成見；B.以自己之主意利用驅遣所得之材料而為文。普通做史鈔者做到第一層之工作，較佳者做到第二步，如至第三層，則為著作而非史鈔矣”，不僅追述史鈔體裁的緣起和用途，還進而分析史鈔的作法及其與著作的區別。

“《新唐·藝文志》起居注類始有詔令一門”；“《陸宣公奏議》為奏議類之最古者”，“此書之所以通行也，不在其內容之懇切，或有涉及詩詞，而在其文體，為論事之駢文體”；“詔令奏議等為便于閱讀，乃用駢體文，乃例行文章”，是說明詔令奏議專書的出現及在史志目錄中著錄的起始，進而剖析此類史書的文體特色與流行緣由。

《元和郡縣圖志》“為唐地理圖志書之留今者最早本，今代地方志體例多仿此書”，是揭示地方志的開端。

《漢書·藝文志》“為今最要之目錄學書，內容包括甚廣，敘論最佳”；“劉向之《別錄》者，即讀一書作一批評也。劉歆以其父之《別錄》分為七類，是為《七略》”；“劉向之《別錄》及劉歆之《七略》皆不可見”，“《漢志》即一概以《七略》作成”，是解說目錄學著作的緣起。

援庵先生還特別重視史書內部的門類設置。

如《通典》《通志》二十略、《文獻通考》等政書,《輿地紀勝》、至順《鎮江志》《日下舊聞》《水經注》《歷代河防統纂》《西湖游覽志》《長安志》等地理書,《漢志》《隋志》《七錄》《開元釋教錄》等目錄書,《辨惑編》《辨惑續編》等儒家書,《佩文齋書畫譜》等藝術書，講稿都詳細記錄其門、略、目、類的區分，尤其是雜家類書籍,《古今注》《中華古今注》《近事會元》《能改齋漫錄》《甕牖閑評》《朝野類要困學紀聞》《丹鉛總錄》《少室山房筆叢》《日知錄》《潛丘札記》《十駕齋養新錄》《陔余叢考》《風俗通義》《夢溪筆談》等15種著述，講稿皆詳載其類目區分，以供參考。

(五)版本異同

援庵先生一向注重版本，他指出:“史學界于版本之學，初不甚注意，近十余年來學者頗注意及之。”所以，從史學名著的第一部《史記》開始，援庵即有意介紹版本之學。

“版本分三大類”：一是古本，即作者創作的原本；二是校本，又分“以古本與現本校其不同”的對校本和“經學家詳考校”的精校本；三是注本，即“讀時較便”的注釋本。

“《史記》之古本”，最早是“竹簡隸書本”；其次是“卷紙本，三國以后方有”；然后是“本子本，宋以后有”。

《史記》的注本，則是援庵先生講述的重點：“今之通行本為三家注本：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又分為各家單行之“單注本”和“將三家注散入每句下”的“三注本”，“始于明之監本”，“可免人互對之苦”。

援庵先生又著重推薦了日本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此書系匯三家注，而以其后著述加以考證”，并歸納了該書的3條特點。

除《史記》外，援庵先生還著重介紹了《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新五代史》5部有注正史的注本。

如《漢書》推介了唐顏師古的集注本和清王先謙的《漢書補注》，“王氏取師古以后注《漢書》者四十家而成”，卻“時有脫落，可利用而不可引用”。

《后漢書》情況較為特殊，“《后漢書》之本紀、列傳，為(范曄著)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志為(司馬彪撰)劉昭補注”。

同樣，《后漢書》也有王先謙《后漢書集解》，“采清各家注”，如陳景云、王鳴盛、錢大昕、錢大昭、趙翼、洪亮吉、沈欽韓等。

《三國志》有裴松之注，特點是“多注本事”,“所用書達百五十種”，此外“引群經、諸子解釋訓詁者，亦不下數十種”。

裴注體例4條:“條其異同，正其謬誤，疏其詳略，補其闕漏。”其價值在于:“陳壽時代距三國過近，故史料困難，至宋史料已集，裴氏利用方便，故一注而定。輯佚家亦重之，因其所引之書十之八九已佚也。”

至于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則“因時代過遠，除逸聞外，未見價值”。

對于《晉書》，援庵先生重點講述民國吳士鑒《晉書斠注》,“引清人書一百四十一種”，有捃逸、考異、正誤、廣證等10例，“此書注法極巧，以類書有關《晉書》者、各家校勘草記等列入。古人作注，多自內出，(讀書遇不明處，向外搜集解釋。)此則自外來。(不顧本書，而搜集他書之有關于《晉書》者，依其類、年列入本書。)為讀《晉書》之良助也”。

《新五代史》，則主要講述彭元瑞、劉鳳誥《五代史記補注》，“此書甚好”，“學《三國》裴松之法，注歐存薛”，“照原卷，中分子卷”，但將“薛《史》十志附于卷外，如《后漢書補注》。歐《史》無者，或以事比，或以人品比，附于注后”。《補注》“引用書有二百七十余種，以宋人書為斷，元明以后書不采，法至善也”。

同時也指出該書的問題：“其優點在不變原書，其弊則在：一、眉目不清，不引卷數；二、除《舊史》輯本外，無新奇材料，價值遠不如裴注《三國》。”

至于沒有注本的正史，援庵先生則多指出其版本的問題。如：“《遼史》自始無善祖本，因此明監、清殿均不佳。最壞者為乾隆改譯本，時代所關也。”

批判清修《四庫》時，改譯少數族人名、地名等的錯誤做法。

又如“《元史》殿本不能用”，因有重出、錯簡、漏行、行款混亂等問題。

對于一些較為稀見的史籍，援庵講稿和授課時往往會特意介紹版本。

如楊仲良《皇朝(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四庫》不存，僅傳抄本”，講稿選自阮元《四庫全書未收書提要》，故特著錄“廣雅局本”，以便于查找。

又如宋趙汝愚《國朝名臣奏議》150卷，“此書現甚艱得，自元迄明、清無刻本，只宋本。現北平圖書館藏有六部，然最多者僅百三十八卷。……《四庫》著錄此書”，為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楊士奇等《歷代名臣奏議》350卷，“永樂官刊，傳本稀少”，“此書甚難得，北平圖書館有一部”，“張溥有刪節本三百二十卷，極有用”。

釋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中國未有傳本，民國二年頻迦精舍始從日本翻印出來，又十余年，商務翻印《續藏》,中國始有第二部”。由于是國內失傳從日本回歸的珍稀典籍，講稿特意注明版本。

地理書，講稿著錄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1436種，有“光緒間排印本”。

然而《叢鈔》盡管收錄廣博，卻也失收了一些重要史籍。如《佛國記》《大唐西域記》《往五天竺國傳》《諸蕃志》《嶺外代答》《長春真人西游記》《西游錄》《西使記》《島夷志略》《使西域記》《灜涯勝覽》《星槎勝覽》《海國聞見錄》等13種地理書，即是《叢鈔》未收而講稿特加選錄的，因此全部著錄版本。

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有“《敦煌遺書》本，《大日本佛教全書》本，藤田豐八箋釋”。費信《星槎勝覽》,“《四庫》存目不載，《學海類編》本”。

雜家書，亦多注明版本。講稿選錄雜家名著45種，除《十駕齋養新錄》《讀書脞錄》《陔余叢考》《論衡》4種外，其余41種都注明版本，有的還著錄多種版本，以方便對這些不甚知名書籍的利用。

如李匡乂《資暇集》，“《墨海》本，《學海類編》本”。

李涪《刊誤》，“《百川》本，《學津》本”。

丘光庭《兼明書》，“《寶顏堂秘籍》本”。

在版本之中，援庵先生非常重視《永樂大典》輯佚本。

如薛居正《舊五代史》，自歐陽修《五代史記》刊行后即逐漸湮沒，至清修《四庫全書》，方由邵晉涵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故《舊五代史》的版本“乃《永樂大典》輯本，其卷數雖同原書，然多系勉強湊合”。

援庵進而辨正曰：“近傳有金泰和本薛《史》出見，頗不可信。因泰和七年詔學官只用歐《史》(見《章宗本紀》)，豈有刊薛《史》理？或系《新史》未定。”

又如《宋會要》，“現今之《宋會要》系徐松由《永樂大典》輯出”，“未刻，傳抄本，曾藏王秉恩氏、劉承幹氏”，“現存北平圖書館”。

此外，名著中的《西漢年紀》《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東觀漢紀》《嶺外代答直齋書錄解題》《五代史記纂誤》《舊聞證誤》《蘇氏演義》《甕牖閑評》《云谷雜記》《石林燕語》等書，皆為四庫館臣輯自《大典》，故講稿特地一一注明“《永樂大典》本”。

由于對《大典》輯本的關注，援庵先生講述《宋會要》時，特地介紹了《永樂大典》這部“明初最大之類書”：《大典》“以韻分類，初其項目極細，后帝促之大急，因即以全書裝入，遂失類書之本性，故為《永樂大典》之病焉。然正因其裝整部書入《永樂大典》，故因之明初之書籍今不可見者，我儕又可于《永樂大典》中得見之。故其由類書而變為叢書，正其佳點也。……乾隆三十八年，想由《永樂大典》專輯明初存而現亡之書，作一《四庫全書》之大本營。故《四庫》館開后，分班專輯佚書，計輯《四庫》著錄書三百八十五種，人《四庫》存目者共一百二十八種”，凡513種。

正是由于編纂時的匆促，不及細致分類，而將整部書編入，使《永樂大典》的性質由類書變為叢書，反而成為四庫館臣輯錄亡佚書之寶庫。

援庵先生還非常注重版本之完整性與可靠性。

如“《曾文正公奏議》三十六卷，李鴻章等編，在《曾文正公全集》內。又有十卷本，乃曾弟子薛福成所編”，“《書目答問》薛氏刊本不全”，明確指出《書目答問》著錄的10卷本《奏議》內容不全，應該選用36卷的《全集》本。

又如《元和郡縣志》，“聚珍本，《岱南閣》本，所闕六卷佚文附”，“今之《畿輔叢書》之《元和志》版本較佳。蓋叢書之印《元和志》也，由周夢棠引用孫星衍之岱南閣本校訂，又有張駒賢考證，故引用時以此本為佳”。 由于《畿輔叢書》本既附錄所缺六卷之佚文，又有校訂與考證，故為最佳版本。

姚寬《西溪叢語》，講稿著錄“《津逮》本，《學津》本，《稗海》本”3個版本，然“《稗海》本不全”,“《津逮》本多訛，不如《學津》本”。

沈括《夢溪筆談》，“《津逮》本無《補》《續》,《稗海》本有《補》無《續》，《學津》本有《補》有《續》，四冊”，最為完備。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此書版本甚多，現存者約十二三種。道光時浙江吳若準有校本，頗著名，將《伽藍記》每段分其綱目，綱為頂格，目為低格，頗便閱讀，末附集證(即校勘記)”。吳本既綱目明晰，又有校勘，故為最佳版本。

至于閻若璩《潛丘札記》，“《四庫》據吳玉搢重刊本”，另有“乾(隆)十(年)閻氏家刻本”，實為“原本”，然而“《四庫》以吳本著錄而原本附存目，以其雜亂無章，徒欲一字不遺也”。閻氏原本因混亂不堪，為《四庫全書》棄去不取，改收錄整理后的吳氏重刊本。

朱翌《猗覺寮雜記》，“上卷皆考證古今詩事，如詩話之類，下卷皆論文論史以及雜說。《知不足齋》本，取下卷六十八則并入上卷，以勻卷帙，遂失類聚之意”。批評《知不足齋》本擅自改易卷帙內容，有違作者以類分卷的本意。

(六)參考要籍

名著的參考要籍，主要是指與名著內容相關或作者相同的書籍。至于 《通鑒考異》《通鑒目錄》等，是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副產品，3書同時成書進呈，密不可分，故援庵先生附錄于《通鑒》之下介紹；而名著的注釋，援庵先生已列入版本項加以說明，在此均不屬于參考要籍。

援庵先生重視史書之間的相互聯系，在闡述史學名著時，往往附帶介紹相關的參考要籍。

要籍的推介以正史為主，僅《史記》至《明史》(南北八書除外)的15部正史，援庵先生即列舉了參考要籍62種。

如《新》《舊五代史》，附帶介紹吳縝《五代史記纂誤》、吳蘭庭《五代史記纂誤補》、吳光耀《續補》、周壽昌《補續》、楊陸榮《志疑》、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陶岳《五代史補》等7書。

《宋史》，則有柯維騏《宋史新編》、王維儉《宋史記》、陸心源《宋史翼》、沈世泊《宋史就正編》、王洙《宋史質》、厲鶚《宋詩紀事》、錢士昇《南宋書》等7書。

而尤以《元史》為最，列舉至14種之多，計有王光魯《元史備忘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倪燦《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金門詔《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元史氏族志》、汪輝祖《元史本證》《遼金元三史同名錄》、邵遠平《元史類編》、魏源《元史新編》、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曾廉《元書》、屠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新元史》等。

正史之外的名著，亦附講相關書籍13種。

如《資治通鑒》后，附講嚴衍《資治通鑒補》。

朱熹《通鑒綱目》后，列舉金履祥《前編》、商輅《續編》、陳景云《綱目訂誤》、李述來《讀通鑒綱目條記》等4種書。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之后，附講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遺》。

《三國會要》《東都事略》《水經注》等名著，也各介紹相關著述1種。

以上都是因書籍內容相關附講參考要籍。

此外，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之后，附講李氏《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舊聞證誤》《道命錄》等3書，則是因作者相同而附講該作者的其他著述。

上述參考文獻，有的本身即是援庵先生選錄的史學名著。

如《通鑒》附錄的《資治通鑒補》,《續資治通鑒長編》附錄的《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同時也是紀事本末類收錄的史學名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附錄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是政書類補充的史學名著；《元史》附錄的邵遠平《元史類編》，是別史類收錄的史學名著；《遼史》附錄的鄭麟趾《高麗史》，是載記類收錄的史學名著；《史記》《漢書》附錄的倪思《班馬異同》、劉辰翁《班馬異同評》、許相卿《史漢方駕》，《新》《舊唐書》附錄的呂夏卿《唐書直筆》、吳縝《新唐書糾謬》,《新》《舊五代史》附錄的《五代史記纂誤》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附錄的《舊聞證誤》，是史評類收錄的史學名著。

這些名著都由于內容或作者的聯系，而作為參考文獻附講于相關名著之后，說明史學名著雖然根據史書體裁分類著錄，然而授課時，援庵先生會根據史籍之間的有機關系，而進行相應的調整。

(七)后人批評

援庵先生非常重視后人對前世史著的批評。

二十四史中，《史記》《漢書》《魏書》《梁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等15部正史均設專題討論后人批評，《漢紀》《資治通鑒》等編年史也是如此，其他各史雖不列專題，但也往往涉及。

援庵先生于后人批評，唐以前諸史較多參考劉知幾《史通》。

如隋朝史學家王劭，著編年體史書《齊志》記載北齊歷史，為李百藥《北齊書》所本。王劭為白話文家，“喜以俗語入史，大為《隋書》所攻，以為文辭鄙野，為有識所嗤”。

援庵先生據劉知幾在《史通》的《言語篇》《雜說篇》等稱許王劭，并引《敘事篇》為劭辯誣：“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并長于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子野字)務飾虛辭，君懋(劭字)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

援庵先生又指出，《周書》文字有兩重修飾：一是文字尚古，“故文誥一仿《尚書》，此史料本身第一重修飾也”；而史官“牛弘、令狐德棻糾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失，偏重修飾，此史官行文第二重修飾”。“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援庵引“《史通·言語篇》謂‘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事實’，豈得為良云云。蓋《周書》有盛名，故子玄(劉知幾)獨詆之”。

又據《雜說下》分析:“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而牛弘、王劭并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在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根據《史通》清楚地辨明了因為文字尚古導致的《周書》失實問題。

史籍的后人批評，援庵先生在借鑒《四庫提要》外(已見上文)，還非常重視清人的研究成果。

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趙翼《廿二史札記》等，皆多所征引。

譬如《后漢書》作者范曄的謀反問題，援庵舉《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南史·范曄傳》和陳澧《東塾集·申范》兩篇為范曄申冤，說明范氏并非謀反，只是因為他輔佐的彭城王義康在爭國中失敗，遂以附逆被殺。

李延壽《南史》《北史》，援庵先生列舉五家互相抵牾的意見反復詰辯：援庵先引《新唐書·李延壽傳》，極獎延壽，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詞，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然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極詆之：“略云其為史只有兩法，一為刪削，一為遷移，學識淺陋，才短，位又甚卑，著述傳世千余年，實為幸運。”又批評“《南》《北史》多以子孫附傳。拆八史為一史，以家族為主，仿于《魏書》”。

趙翼《廿二史札記》“亦謂為不便，因每閱一卷，即當檢閱數朝之事云”。

趙翼對《北史》各傳改編亦不滿，“《廿二史札記》《北史》改編各傳’條可參看”。

但是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卻截然相反：“獨稱其書家傳，使讀者便于尋檢，王西莊詆之為非。”

錢大昕《潛研堂集》卷十二亦贊成孫氏意見：“延壽既合四代為一書，若更有區別，必補敘家世，詞益繁費，愚以為甚得《史記》合傳之意，未可輕議其失。”

援庵先生顯然贊成孫、錢之意見，進一步點出：“屈賈、曹荊，《史記》合傳之法，正斷代史與通史之不同也。”《南》《北史》作為南北朝的通史，與斷代為史的南北八書不同，自然是用家族合傳更為合理。

至于《廿二史札記》批評“《南》《北史》兩國交兵不詳載”，援庵先生開解為：“蓋避免沖突，藏拙之道也。”

最后的結論是“閱八書必須兼讀《南》《北史》”，充分肯定了二史與八書不可偏廢的史學價值。

對于《金史》《宋史》等人物名氏不合，以及記載兩國交涉事互相矛盾的問題，援庵先生贊同《廿二史札記》的建議，應該作《三史同名錄》和《宋金史互證》來解決。

至于清修《明史》，援庵指出:“錢竹汀先生《考異》無批評，以本朝書也。”

趙翼《廿二史札記》目錄，“周延儒之人奸臣傳”條下略“不當”，“劉基廖永忠等傳”條下略“歧異”,“喬允升劉之鳳二傳”條下略“重復”，是“標題含蓄有意，所謂微詞譏諷也”。

《明史》并非沒有問題，只因為是清代官修，故錢大昕不加批評，而趙翼微辭譏諷。

援庵先生又引魏源《古微堂集》，批評《明史》：“《食貨》《兵政》諸志，隨文抄錄，全不貫穿，或一事有前無后，或一事有后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

此外，對樂史《太平寰宇記》，援庵先生舉出錢大昕和朱彝尊互相矛盾的兩種意見提供參考：“竹汀先生極稱是書，稱為宋代輿記之巨擘，而朱竹垞則貶之，以為不如《九域志》《輿地廣記》之簡而有要，蓋稽之國史，多有不合，取諸稗官小說者居多。竹汀先生謂其所采皆信而有征云。”

又贊譽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竹汀求之四十年始得見，見《養新錄》。史志于南渡事跡多闕，此所載寶慶以前沿革極詳贍，竹汀盛稱之。”再如謝啟昆《小學考》，“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四類，收羅極富，錢竹汀序盛稱之”。這些都是引用錢大昕對諸書的評價。

援庵先生于后人批評，還考察到文集、語類。

如引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史記辨惑》，批評《史記》有采摭之誤、取舍不當等十類隙漏。

甚至注意到朱熹《朱子語類》：“《容齋隨筆》考核經史，厘定典故，旁及詩詞文翰、數術醫卜之類，為南宋說部之冠，《朱子語類》極稱之。”“《(國朝)諸臣奏議》，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學、禮樂、刑賞、財賦、兵制、方域、邊防、總議十二門，子目百十四。朱子以為不如分人編好，見《語類》。”

同時，援庵先生對后人的批評也多有駁正。

如《晉書·張輔傳》認為，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而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

援庵批駁曰：“此論甚謬。蓋史非若文章之僅求其簡潔明白不繁冗則已，而須注重史料之多寡以定，史料多盡可書，史料寡不得強造，則惟付之闕如而已。”

又如班固《漢書》斷代為史，極為鄭樵《通志》所疵：“《總序》中訾固甚力，以為應續《史記》而敘，不應重起而抄《史記》之前半。鄭云:‘遷之于固，猶龍之于豬’。”

援庵指出，鄭樵作《通志》，自然是站在通史的立場上批評斷代史，這是“立論不同所由致耳”。

再如劉知幾《史通·正史篇》批評《魏書》云：魏收“諂齊氏，于魏氏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世薄其書，號為穢史”。

“援庵先生以為《史通》未免偏見”，于是引《四庫提要》之說，為《魏書》洗刷:“李延壽修《北史》，多見館中墜簡。參核異同，每以(魏)收書為據。其為《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必有所見云。今魏澹等各書(澹作《魏書》)皆亡，惟收書具在，豈恩怨并盡，而后是非乃明歟?”

明官修《元史》，“初出即不能滿人意。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六、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二、錢大昕《元史考異》卷九、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九均有批評”。

援庵先生歸納諸家之說為四點，并逐一為之開解：“一、重復，有十八人之多，非盡相同，有小出入，可以互相對勘，于《元史》不佳，于后人可多得史料。二、疏舛，小錯誤，各史均然，又何獨《元史》哉。三、因仍史牘之文，頗可保存元代古文之程式。四、名氏不劃一，以翻譯之故，待后人補救。”

又如援庵云：“《札記》言《(宋史)新編》未及梓行，(王)維儉書(《宋史記》)沉于水，皆不確。”《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起皆漢人、南人，以前種人。趙(翼)謂兩次進呈故亂其次，非也”。都是對趙翼《廿二史札記》的訂正。

(八)書籍用途

援庵先生十分重視書籍的用途，他根據諸史的用途和價值，將名著分成材料書、工具書、模型書等3類。

材料書，是指該書記載第一手資料，具有很好的史料價值，研究歷史時可以作為史源直接征引。史學名著中，大部分屬于材料書，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多是第一手資料，可以直接引用從事歷史研究。

在眾多的材料書中，援庵先生極為稱許宋王溥《唐會要》。

他首先指出:“會要之名傳存于今者，當自《唐會要》始，唐前雖有而今亡。此為極重要之材料書，作法同百科詞典，立門目后尋材料，如類書。”

接著分析:“《唐會要》之價值何以甚大，蓋現在所見之《唐會要》，即宋王溥據自唐時之二會要增加而成。《新唐書·藝文志》有《會要》四十卷，現亡，而現《唐會要》之自唐高宗至德宗者即其本。崔鉉亦有《續會要》四十卷，為自肅宗至宣宗。此為無上之材料，因唐人所做，唐時之史料也。而王溥即以此二書之八十卷，續自宣宗后至唐末，共為一百卷。此書雖成于宋人王君之手，但彼皆據之當時人之史料，況《唐書》復成于后者哉。是故唐天寶以前，《通典》可據;《通典》以后，則以《唐會要》為最佳之材料中工具書。《唐會要》當時固僅備檢查，目錄即有五百一十四條之多，用之甚便。唯因其所引書亡，故此乃變而為材料書，大有取唐實錄之地位而代之之勢。”

《唐會要》史料多據唐實錄，本為第二手資料之工具書，但是由于唐實錄除《順宗實錄》外全部亡佚，且《舊唐書》《新唐書》修纂反在《唐會要》之后，所以反而取代唐實錄而成為重要的材料書。

王溥的《五代實錄》，也由于同樣原因而升格為材料書。

又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今存雖為《永樂大典》輯佚本，然“其材料為以政府之檔案及宋各朝之實錄為基礎，參以宋人各家之書，事同而材異者，亦作考異附于本條之下，諸說共陳，后以自見作斷語。此書其材料因在《宋史》之外，故吾人用宋史之材料時，當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佳”，所以該書屬于材料書。

再如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此書共八十件事，每事為卷，與《通鑒紀事本末》等作法不同。因其成書在《明史》之前，故價值大，可引用之。此書每事末附一論，用駢體文書成。材料據明之私史《國榷》(談遷)、《石匱藏書》(張岱)，但多數系據明之實錄。在未印《明實錄》之前，此甚要。”故亦屬于材料書。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起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共計四十六年，專述與金交涉事。此書引用書有二百余種之多，現存者僅數種，故此書價值甚大。此書為編年體，凡引用之材料皆注明出處，未知者而加考證者，附某年之末，不知年代無類可歸者，另作雜錄記于書末。事同而說異者，其異說并存。此書少論語，但當時他人對事之評語則俱引之。”這也是關于宋金關系最重要的材料書。

援庵先生對杜佑《通典》評價甚高:“此書為材料書，為唐史書最佳者，蓋《新》《舊唐書》成于后者也。《通典》作法，除正史之志書外，尚集當時各家文集、奏議中之材料亦甚多，且其原書所引之材料，原書有許多現已亡佚，故此書之價值亦即在此。”“吾人僅知其節目，當利用時即可尋而用之。《通典》一書不注出處，為其病焉。但因其本書資格已足，亦可作為根據。此書非世家絕不可作，蓋非洞悉歷代之典章制度，不可為也。”

至于馬端臨《文獻通考》,“此書分二十四門……前半本于《通典》。《通典》為容納各學說而成之，熔鑄各家之言于一書;《通考》為排列詳細目條而成之。《通考》于不妥之史事多加考證，而低一格附于此事之后，且參以他人對某事之按語，檢查較《通典》為便當。此書中唐以后者，其力量與正史同，因成于《宋史》之前”，所以“亦為材料書”。

朱熹等《名臣言行錄》:“此書可視作模范傳記作品。其取材于當時之記傳、各家文集、行狀、墓志等，分類而錄之，并注其出處。讀此書，可得見其作法。”“此書之價值高于《宋史》,蓋元人修《宋史》以前也。又《宋史》只籠統一傳，而《名臣言行錄》則注明出處，亦較確切而有根據也。”此外，如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辛文房《唐才子傳》、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錢謙益《皇明開國功臣事略》《開國群雄事略》，“以上各書，皆可謂之為材料書”。

在奏議類中，趙汝愚《國朝諸臣奏議》是“以類為主，總諸臣之奏議而成。趙書以研究事故，分十二類:一、君道;二、帝系;三、天道;四、百官;五、儒學;六、禮樂;七、賞刑;八、財賦;九、兵制;十、方域;十一、邊防;十二、總議。某人之奏議俱注其人之生年月、當時居何官。趙在國史館多年，乃由檔案選出此百五十卷，分類編纂，整個北宋之史料，政治等始末一覽無余，比《宋史》著作為早”。因而，“此書可為材料書，不易得，比《宋會要》有價值”。

又如李鴻章等編《曾文正公奏議》,“此為史料書，太平天國關系者甚多。關于洪、楊本身之史料:一、洪、楊本身之布告;二、私家記載;三、外國人之史料記載;四、清官府之記(曾公奏議即屬此類)。奏議為當時之材料，較后來記載甚要。凡治一代，或某一地方，或一種制度，或一專案，最好能得當時之奏議。《曾文正公奏議》因與史料有關，又為古文家桐城派之人物，而其為文非一般桐派之淡泊所及，故享名尤甚。此實治太平天國者之最佳史料”。

工具書，是指該書材料抄自他書，非第一手資料，在研究中不能直接引用;但是編纂有法，有利于閱讀或檢索史料，故有作為工具的價值。

如漢荀悅《漢紀》:“史料以《漢書》為本，無新史料可言，然以此書校《漢書》,則頗有用。”“書學《左傳》，以編年為體，以表、志、傳之事納入本紀中，省覽極便，無一事互見異同之弊。”“《史通》甚推崇此書。實則此書為一工具書。”《漢紀》無新史料，非材料書，但因便于省覽，故為工具書。

同樣是斷代紀事本末，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卻與《明史紀事本末》不同:“此書甚善，較《通鑒紀事本末》尤難。因《通鑒紀事本末》僅就《通鑒》原書抄尋其首尾而已，而《宋史》為正史，本紀有之，列傳、志書亦有之，且《宋史》在正史為最大，故求每事之始末，非閱畢每事所有關之列傳、本紀、志書等不可得其概略，然猶恐遺漏也。”盡管《宋史紀事本末》編纂難度很大，“為明第一流書”，“治宋史者觀此書甚便，但引用時仍以《宋史》為準”, 所以《宋史紀事本末》仍屬工具書，非材料書。

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亦是如此:“將李燾之書，以事為主，按年月以《通鑒長編》之原文述之。”“李燾書為原料，但此書觀之較便，可用為工具，蓋多(宋史》以外史料也。”

又如同為會要體裁，清楊晨《三國會要》卻不同于《唐會要》。該書編纂亦甚得援庵先生稱贊：“門類分十五門，與《東《西漢會要》同。引書有一百五十五種(《三國志》與《注》在外)。此書之材料皆加考證，清代對于三國典制考證之成績，尤盡量利用，故此書材料佳。此書之特長，《兩漢書》皆有志，故徐天麟伸長其書則甚易，而《三國志》則無志書，其關于典制須別求之，此《三國會要》之所作也。”盡管有上述長處，但是“因其材料與《三國志》材料同”，所以“此書為工具書”。

同樣情況的還有宋徐天麟《兩漢會要》，也因無新史料，只是閱讀方便，而屬于工具書。

再如明錢士升《南宋書》，其“材料多出自《宋史》，刪繁就簡而成之，法學《南》《北史》”，“簡略而無增加，唯文佳而便檢查耳”。《南宋書》材料出自《宋史》,但簡略而便于檢查，所以也是“工具書”。

宋沈樞《通鑒總類》,“此書昔日甚負盛名，以類為主，其分類法按《冊府元龜》分之，共二百七十一門。此書甚便檢查，可做類書讀之”，亦屬于工具書。

清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雖然編法不佳，為援庵先生批評，但“其佳點為可以得見《新書》所增加之新材料，故只可以為工具書”。

模型書，是指材料抄自他書，非第一手資料；輯錄材料又不注明出處，無法作為工具書；但是其編纂范式，是后世同類書的模型。

如林虛、樓昉《兩漢詔令》:“此書名氣甚大。然漢與宋相距千年，其材料究各出于何篇，則未注明，唯僅將《漢書》詔令之成文者，抄集成之而已。非材料書，然亦非工具書，僅可曰模型書。此體亦自宋人始。嚴可均作《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法雖同，且逐條注明出處，較《兩漢詔令》為佳。”

《兩漢詔令》“取材全在三史(《史記》《漢書》《后漢書》)”，非第一手資料，故非材料書；又不注明出處，無法作工具書；只能是模型書。

至于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編纂方法與《兩漢詔令》相同，但因注明出處，可以用作工具書，所以較前者為佳。

同屬詔令集，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則不同：“材料亦自兩《唐書》抄來，唯據《新書》者少而《舊書》者多俱全。”然而“此書除此材料外，又將當時實錄之詔令抄加甚多，但唐實錄現多亡，故此書亦有價值。”而且“《新唐書》因不悅駢體文，故關于此體詔令多不用，不得不用者則為散文，故欲睹當時詔令之真目，不得不讀此書”。所以，“此乃材料書，而非模型書”。

《唐大詔令集》大量采集了唐實錄中的詔令，而唐實錄后世基本亡佚，何況《唐大詔令集》保存了唐代詔令駢體文的原貌，所以不同于《兩漢詔令》，屬于有史料價值的材料書。

當然，史著中也有全無價值者，如清代編纂之續三通與清三通：“續三通為全抄自舊史，清三通又有尤有價值之當代專書，如《大清律例》《大清會典》等可全代之，故六通無甚價值。”

又如李清《南北史合注》被扣除后，因“卷數大致相同”而補入《四庫全書》的李鍇《尚史》:“其材料完全用馬骕《繹史》為底而加以剪裁，即將紀事本末體改為紀傳體而已，用集句之法，并各條而列之，注明出處，多為《繹史》上所引用者，故此書無甚佳點，以其材料無可取，作工具書亦不足用也。”

至于沈名蓀、朱昆田同編之《南史識小錄》與《北史識小錄》:“此書無甚用，皆因朱彝尊情面之關系而入《四庫》也。作法同《兩漢博聞》，惟《兩漢博聞》以特別名詞為主，此書則以句之華麗者為主，提抄之集成此書，為《四庫》之最壞者。”

(九)閱讀方法

在講述史學名著時順帶介紹讀書方法，這也是援庵先生課程的一個特色，以指導學生更好地閱讀理解名著。

對司馬光《稽古錄》，援庵先生首先指出該書“亦為溫公作《通鑒》之副產品也”。它與《通鑒目錄》的區別，是“《目錄》僅有事目而不貫穿，而《稽古錄》則自上古至溫公本身，即北宋英宗四年，全仿《史記》之方法，其用處即為《通鑒》之簡本。《通鑒目錄》僅供檢查，但此則可供閱讀。吾人考察《通鑒》時用《考異》，溫習時用《通鑒目錄》，簡讀時用《稽古錄》”。

用援庵先生的方法閱讀，則《通鑒目錄》《考異》《稽古錄》3書就可以各盡其用，成為《通鑒》的輔助讀物。

又如酈道元《水經注》，“乃古今名著，價值同《史記》《國策》”,“內容兼文學、考證之長，當精讀之”。“《水經注》頗多引用南朝人之著作……引用至博而文章優美，頗為一貫，使人讀之不覺其為引用他人之語也”。

援庵先生提倡的“讀《水經注》之法：《水經注》名為講水，實則材料甚多。吾等可先讀一次，而再分類讀之。新會陳氏讀此書之分類法：地名、人名、第宅、祠廟、冢墓、書目、碑目、故事、歌謠、怪異、動物、植物”。

即先通讀一過，體會其文學之美與考證之精，然后再分類仔細閱讀，兼收其資料豐富的類書之效。

再如明嚴衍《資治通鑒補》，“即補《通鑒》之不足，著手于《通鑒》史料來源之考求也。但其所研究而行補述者，僅限于十七史，于十七史以外之《通鑒》史料，則未考及，亦美中不足也。雖然未至于盡善，但吾人因之可知溫公剪裁史料之方法。換言之，即可觀《通鑒》之原稿，其功亦大矣”。“所補者因僅據十七史，固為遺憾，但吾人可于此失敗之中另獲意外之收獲。蓋可于《通鑒補》知何者為《通鑒》采自正史之材料，非為正史之所有者，則多為溫公可見而現亡之史書記載，因溫公書系據二三百余種書而成”。

這是援先生啟發學生閱讀《通鑒補》的要點，即通過《通鑒》與十七史的比較，考察司馬光剪裁史料之方法，并利用《通鑒補》之不足，查找《通鑒》于正史之外的其他記載。

指點名著的閱讀方法還只是奠基，援庵先生又更進一步，引導學生探索研究方式和著作之法。

援庵云：吳士鑒“《晉書斠注》之作法，與日人之《史記會注考證》同，即集所有歷代關于《晉書》之材料而成書……此用歸納法編成。作書有二法：即歸納法與演繹法是也。例之如下：一、演繹的：從《晉書》第一卷讀起，遇疑問時則自己去考證而探求之，或再尋他人對此問題研究之成績，故成書時必久而工作甚累，笨法也。二、歸納法：可以不看《晉書》，先找前人關于《晉書》之材料，而逐條記于《晉書》原處。此法易，收效大，然他人知者則我知；他人不知者則我亦未可作對也”。援庵以《晉書斠注》為例，說明歸納法在校注史籍中更優于演繹法，但也同時提醒此法存在的弊端。

援庵先生總結史著的編纂方法，指出:

“作書之法有下列四種：一、《繹史》派與《日下舊聞》派，即凡引用之材料，逐條列下，如物理作用。”《繹史》之法是:“引書不相連屬，皆注出處，異說并注于每條下，篇末間有論斷。”

“二、國史儒林派，即創自阮文達公，即不用噫而采用各家之成句而成書，句句注出處，蓋為避免一切之請托與惡感也。”其弊病在“惟亦太過，如某某字、某某地人也亦注出處，史家不應如是。”

“三、《疇人傳》派(阮元)，引用材料未逐句注明，而每傳末注明其引用之書目。”

“四、《十國春秋》派”,“雖自云句句皆有所據，但彼俱未注出處，僅于書首列引用書目，此大病也。既未逐條注明，而每卷之后亦無引用書名，故雖云引數百種，究未可靠也。”因此“此派已成過去，未可采用”。

援庵認為:“此上四種，以一、三派為佳，第二派太碎，第四派根本未可存在。”在一、三兩派中，援庵先生更看重第一派的作書之法。

他分析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此書之價值在《元史》之上，其作法仿朱子《名臣言行錄》，其取材亦以人為主，其人之事，或在別傳，或在墓志，或在碑，總為之組合焉。但此書除注出處外，并于其沖突處加以考證，附于本書之中，用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之法，非司馬光(《通鑒》)之法也。此法成為現在做學問唯一方法。(阮元《疇人傳》之方法亦佳，但尚不如此法方便也。(陳校長現又發明一種新方法，不久即可出版矣。)”

援庵又云:“錢氏(謙益)可謂為清代學問之開山祖。錢氏兼用蘇天爵與李燾之體裁，其《開國群雄事略》乃以人為主，而以編年體作之者，較蘇氏(天爵)更進步，不過尚不如陳校長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兩次提到陳校長即將出版的著作，是指1934年冬刊版印刷的《元西域人華化考》。這是援庵先生在考察借鑒中國傳統史書編纂方法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現代史著的精華，而完成的系統研究歷史的新著作。

這部大著以科學的方法，先在緒論劃定元代西域人這個研究范圍，界定“華化”這一概念，其次分儒學、佛老、文學、美術、禮俗、女學等6篇，根據材料逐人考察西域人來華的多方面情況，然后以結論概括元西域人生活全貌，并編纂《元西域人華文著述表》佐證之，最后附錄該書的征引書目達 211種。

誠如陳寅恪先生在重刻序中所言:“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出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大昕)以來未之有也。”

援庵先生在提點學生閱讀名著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中國傳統史書的編纂方法，并以其融合西方史學的科學的新史著，向學生展示了歷史研究著作的新范式。

通過上述課程要點，援庵先生賦予“名著評論”課程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風格，完滿地實現了課程的設想。

當然，隨著不同學年講授的名著類別不一，課程要點關注的重點也有所調整。如來新夏筆記以介紹正史為主，故課程要點更注重參考要籍和后人批評，畢竟后世對正史的研究和批評是最多的；而余氏抄本筆記主要講述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別史、載記、傳記、史鈔、詔令奏議、地理、目錄等10類史著，所以課程要點也更重視書籍用途和閱讀方法。

《史學名著評論》陳垣手跡

“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以其種類繁多的名著和參考要籍而令人驚嘆；余氏抄本和來新夏兩部聽講筆記，啟示我們援庵先生是如何教授這門規模宏大的課程。

名著的遴選、分類及對《四庫提要》的參考與辨正，體現了目錄學在課程創設中的重要作用；而圍繞課程要點為中心的著錄與講授，為史學名著注入了豐富的內涵與鮮明的特色，也展現了援庵先生獨特的學術風貌。

白壽彝先生指出:“援庵先生從事教育工作七十余年，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教學上嚴肅認真，循循善誘，善于啟迪學生以治學門徑，鼓勵他們在扎實的根柢上用功夫。”“接受援庵先生留下的這份遺產，對于改善我國目前史學界狀況，特別是改善高等學校歷史教學的狀況，是有現實意義的。”

欣逢援庵先生誕辰145周年慶典，認真研讀“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的相關文獻，以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繼承先生的史學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