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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六月份印度大選前夕，印人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宣揚最多的論調便是：在莫迪政府的英明領導下，印度在世界舞臺上正逐步回歸其復興之位。
莫總的自信從哪里來？從印人黨大選敘事看，印度經濟正以7%的增速發展，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發展最為迅猛的，且有望在2027年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而且，憑借著旨在改善營商環境的諸多福利政策，印度正吸引著諸多來自海外的優質投資，至少就某些細分領域而言，印度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這一目標似乎也已近在咫尺。
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樂觀。近幾年印度一直保持著強勁的增長速度不假，卻并未有效轉化為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這一投資者對印度發展前景興趣的晴雨表。
恰恰相反，近年來印度FDI一直呈下降趨勢。
2024 財年，流入印度的FDI總額（或毛額）從 2022 財年的 848 億美元（72 萬億盧比）降至 709 億美元（60 萬億盧比），降幅超過 16%，而2023 財年的FDI總額也僅為 714 億美元（60.2 萬億盧比）。
從GDP貢獻度來看，印度FDI凈額占GDP比例從 2020 年的 2.4% 降至 2021 年的 1.4%，2022 年略微上升至 1.5%，但到 2023 年卻急劇下降至 0.8%。
要知道，哪怕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夕，印度FDI也曾創下占GDP 3.6% 的歷史最高紀錄。
成立近百年、專注于過程效率和節能解決方案的印度老牌跨國工程公司——福布斯馬歇爾公司聯合主席瑙沙德·福布斯表示：
“FDI往往追隨國內私人投資的腳步，而印度國內私人投資在一段時間內一直低迷不振。外企在印度雖能盈利，但由于需求不佳，他們并無在印度擴充產能的剛需，于是形成了大面積的FDI回流。”印度專家表示，金融危機后，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尤其是中美貿易爭端以來更是日益加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印度FDI的流入增長受到多重打擊。
原本印度FDI的流入就只集中于少數幾個行業，現如今回流比例也正在上升。
此外，企業在印度經營需要遵守的繁瑣法規，也使得外國投資望而卻步。在2024財年709億美元的FDI總值中，外國公司回流或撤資了63%，即444億美元（37萬億盧比），致使該年度的FDI凈流入降至265億美元（22萬億盧比）。
FDI的放緩一直是印度政府極為關切的問題。
印度聯邦財政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在華盛頓舉辦的一場活動中，對印度FDI放緩的情況表達了失望之情。
她提出困惑：“是什么讓投資者裹足不前？”
她進而補充道，理想狀態下，在印度這種經濟活動態勢良好、充滿活力且蓬勃發展的地方，FDI的流入情況理應更好，雖然也不是完全零流入，但印度明顯有著更大的投資潛力，值得更多的FDI大規模流入。她說道：“相關政策正在發揮作用，改革正正在推進，并且會持續推進下去，印度的經濟也將進一步走向自由化。”

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的FDI流入萎縮呢？

福布斯表示：“無論是國內私人投資還是外國直接投資，投資低迷的關鍵原因之一在于消費需求的放緩。”

即便是剛結束不久的排燈節（Diwali）消費旺季，也有確切跡象表明當前印度國內消費市場較為疲軟。

他補充道：“快消品公司的業績就是這種消費放緩的典型指征。”

季風季的強降水、薪資漲幅較低以及高通脹（尤其是食品通脹），都對城市消費產生了嚴重影響，反過來又致使企業業績表現不佳。

疲軟的消費需求無法激勵外國公司引入新投資以擴充產能，何況印度國內制造業的產能本就已經過剩。

另一個內生因素則是來源于FDI自身模式的變化。

成立于1985年的印度知名金融服務公司Systematix集團證券業務聯席負責人兼研發負責人Dhananjay Sinha表示：“FDI的性質從2012年至2013年后就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隨著FDI的增長，資金回流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外國投資者總是以一種交易心態入局，而非致力于長期資本形成的心態。”

他指出，這種“內向型導向”的外來資本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尤為突出。

雖說也不乏業內人士認為，一個允許投資者獲利并撤資的市場才是健康的市場，但資金回流對于創造長期資產或技術轉讓來說并無任何益處。

同時，FDI結構性產業集聚也大大削弱了印度吸引外國投資的抗風險能力。

從投資結構來看，2023至2024年期間，印度FDI凈資產流入排名前五的國家中，毛里求斯占25%，新加坡23%、美國9%、荷蘭7%，日本6%。

同一統計周期內，獲得FDI凈資產流入量最高的前五大行業中，服務業占比16%；計算機軟件與硬件行業15%；貿易行業6%；電信行業6%；汽車行業5%。

就各邦而言，馬哈拉施特拉邦獲得的FDI流入量最高，占比達30%；其次是卡納塔克邦，占比22%；古吉拉特邦17%；德里13%；泰米爾納德邦5%。

印度FDI多年來集中于IT、貿易以及非常規能源等某些特定行業。自2017財年以來，FDI流入量排名前九的行業所占的比重已從49%上升至2024財年預計的70%，最主要的還是集中在服務行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多達53個行業所占的份額已下降至30%，其中也包含需固定資產投資較大、提供就業崗位最多的制造業。

影響FDI流入的另一個因素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

Systematix的一項研究指出，自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以來，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劇，再加上后疫情時代的投資情緒低迷，導致全球對外和對內的FDI流量均出現大幅縮減。

IT行業之外的各行業FDI流向表明，投資者的主要投資意圖是挖掘投資目標國內的短期機遇，而非打造海外出口基地。

該報告稱，通過“印度制造”和生產管理激勵（PLI）計劃所提供的政策激勵并未達到預期目標。

在PLI計劃涵蓋的14個重點行業中，只有非常規能源行業在吸引FDI流入方面表現突出，更多的FDI流入了受監管相對較少的服務行業。

近年來，為了刺激FDI進入制造業，打造出口樞紐并創造就業崗位，印度政府除了出臺相關政策和激勵措施外，還積極朝著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s）的方向邁進。

然而，根據Systemtix的報告，有充分證據表明，印度政府的努力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成效。

剛開始的幾年，隨著印度降低高額的進口關稅，其FTA伙伴國獲得了更廣闊的市場準入機會的同時，印度與這些伙伴國之間的貿易逆差也大幅增加。

在2007-2009年至2020-2022年期間，印度與東盟國家的商品貿易逆差增幅達300%；與韓國的貿易逆差增幅161%；與日本的貿易逆差增幅138%。

“相反，由于FTA伙伴國通常進口關稅較低，印度的出口獲益甚少。因此，盡管放寬了FDI的相關規定，但相對于進口關稅的降低來說，那些激勵政策對于出口導向型的FDI吸引力可以說微乎其微。”

該報告還指出，印度的出口還受到諸如嚴格標準或法規等非關稅壁壘的影響，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印度許多企業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非常之低。

全球范圍內可選擇的投資機會大幅增加也對印度的FDI流入造成巨大沖擊。

印度第二大銀行巴羅達銀行首席經濟學家Madan Sabnavis表示：“早些時候，只有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市場是備受青睞的投資目的地。

如今，美國和歐洲有大量的重建工作在開展，投資機會大幅增加。可供投資的資本總量本身已經縮減，更何況這些資本還分散到了更多的國家，甚至包括一些發達國家。”

如何讓印度FDI重回正軌呢？

《2023-2024年經濟調查報告》指出，重點必須放在提升各行業的營商便利度上，且不能僅局限于對FDI有吸引力的行業。

該報告稱：“多年來，在營商便利度方面，許多容易達成的目標已然實現，而進一步的工作或許需要各級政府，包括國家、邦、乃至地方政府以及各監管機構全面細致地推進。”

今年5月，印度一家名為TeamLease RegTech的合規管理公司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印度，經營一家企業需要遵守1536項法案及規章，69233項合規要求，以及6618項年度申報事項。

當然，或許并不是每家企業都需要應對這所有的合規要求，但是這些要求又會因企業所在不同的邦，經營不同性質的業務，而存在差異。

大多數要求與合規用工有關，涉及合規用工的適用法律法規占比達30%，而適用條款更是高達47%。

專家認為，政府不應將FDI作為資本形成的主要途徑，而應著力于刺激國內企業的投資擴大。

福布斯表示：“一旦私人投資復蘇，那將成為更多FDI流入的首要指征。”

經濟學家Sabnavis對此觀點也表示認同，他說：“政府所能做的，只是提供政策框架、營商環境或者提升營商便利度。”

鈴木汽車印度公司董事長R.C.Bhargava補充道：“雖說政府政策能夠決定制造業能否繁榮發展，但實際上并不能直接促使制造業加速增長。增長的速度始終是由企業自身的行動所決定的。”

福布斯表示，政府應當利用即將在2月份出臺的預算案來宣布一些久拖未決的改革舉措，一次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

他說道：“在金融領域，一些國有銀行的私有化進程仍未完成，我國的利率依舊高于許多吸引了大量FDI的國家，并且2019年已通過的四項勞動法案至今也未開始實施。”

印度財政部長西塔拉曼和商務部長Piyush Goyal近期都曾指出，高利率抑制了經濟增長，并希望印度儲備銀行改變其利用高利率應對通脹的強硬立場。

西塔拉曼最近在孟買舉行的印度國家銀行一場活動中表示：“我們希望各產業擴充產能的同時，銀行利率也變得更加親民。”

FDI或許在印度GDP總額中所占比重相對較小，但它確實很好地體現了外國投資者對印度市場經濟發展的興趣和態度。

從這一衡量標準來看，印度目前已經出現了一些亟待重視的警示信號。

莫迪3.0時代的經濟政策能否破除“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的魔咒，從而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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