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近年來，網絡直播行業的野蠻生長催生了大量以“獵奇”為賣點的內容。一些主播為博取流量，不惜突破道德與法律底線，將公共空間變成低俗表演的舞臺。近期四川省巴中市三名網紅因街頭低俗表演被行政處罰的事件，以及2023年山西朔州“直播遛狗”案例，再次引發公眾對網絡亂象的反思。
在巴中市的案例中，主播白某某、蒲某、李某某通過直播PK約定“敗方”需在步行街進行低俗表演。失敗者白某某與另外兩人在人流密集區公然表演并錄制視頻傳播，引發群眾圍觀。其行為因違背公序良俗、擾亂公共秩序被警方行政處罰。類似事件在山西朔州也曾發生：兩名主播以“遛狗懲罰”形式進行直播，敗者被牽狗鏈爬行并潑墨，最終被行政拘留。這些案例折射出部分主播將“羞恥”異化為流量密碼的扭曲邏輯。
流量直接關聯收益，粉絲量與觀看數成為衡量主播價值的核心指標。為快速吸粉，主播選擇迎合部分觀眾的低級趣味，甚至策劃違法內容。平臺算法對獵奇內容的偏好進一步加劇這一現象，例如在青少年使用高峰期精準推送“懲罰游戲”視頻，形成“低俗內容—高曝光—高收益”的惡性循環。
未成年人對“越丟人越成功”的邏輯缺乏辨別力。當網紅通過五分鐘出丑獲得關注時，傳統教育倡導的“十年寒窗”顯得蒼白無力。孩子們開始質疑“羞恥心”的價值，認為“沒熱度才是丟臉”，形成與真實社會脫節的評判體系。
低俗表演引發群眾聚集圍觀，不僅干擾正常社會活動，還可能誘發踩踏等安全隱患。例如巴中事件中，步行街的表演直接造成公共秩序混亂。更嚴重的是，此類行為模糊了法律與娛樂的邊界，挑戰社會道德底線。
當街頭低俗表演成為流量攫取的工具，其危害已遠超個體行為的范疇。它既是對公共文明的踐踏，也是對青少年價值觀的慢性毒害。治理這一亂象，需要法律鐵腕、平臺自律、家庭引導與社會教育的協同發力。唯有如此，才能讓網絡空間回歸“內容為王”的本質，而非淪為人性底線的角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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