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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矛頭指向時任副總統林登·約翰遜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2025年3月18日，美國國家檔案館正式公布了約8萬頁與肯尼迪遇刺案相關的未刪減文件，涵蓋了對肯尼迪、其弟羅伯特·肯尼迪（1968年遇刺）及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1968年遇刺）案件的剩余檔案。

根據1992年美國國會法案，所有相關文件應在2017年10月26日前公開，但因國家安全等原因部分檔案被保留。特朗普曾于2017年首次嘗試解密，但因情報機構反對僅公開83%文件。2025年1月23日，他再次簽署行政令，要求徹底解密剩余檔案。

這次終于如愿以償。

比較核心的一個問題是：當時的副總統約翰遜與CIA，在肯尼迪遇刺案中到底是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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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始終籠罩在迷霧中，而2025年特朗普推動的8萬頁文件解密，雖未徹底揭開謎底，卻進一步將矛頭指向時任副總統林登·約翰遜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比較陰謀論的一種說法是，從現有證據與歷史碎片來看，兩者的角色可概括為：約翰遜是權力游戲的最大受益者與潛在策劃者，CIA則是陰謀的執行者與真相的掩蓋者。

約翰遜與肯尼迪的政治矛盾早已公開化。肯尼迪曾計劃在1964年大選中更換副總統，而約翰遜背后的德州石油集團（如羅德森·亨特）因肯尼迪的能源稅改政策損失慘重，雙方利益沖突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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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發生后，約翰遜不僅立即宣誓就職，還迅速廢除肯尼迪的撤軍越南計劃、保留石油稅收優惠，并擴大軍火商利益——這些政策轉向直接服務于其支持集團。

回到案發當天，路線安排存在致命漏洞。德州州長康納利（約翰遜盟友）刻意規劃達拉斯巡游路線，增加彎道、減少安保車輛，使總統車隊暴露于狙擊視野。

令人不解的還有證據銷毀的異常指令：約翰遜下令清洗肯尼迪座駕血跡、更換彈孔擋風玻璃，并取走康納利的血衣，這些行為被質疑為抹除刺殺現場的物理證據。

約翰遜還任命親信大法官厄爾·沃倫領導調查，最終報告將刺殺歸咎于“獨狼”奧斯瓦爾德，但關鍵證人接連離奇死亡（如夜總會老板魯比獄中“病逝”），調查過程被指為系統性掩蓋。

我們再看看內部人士的證詞。

約翰遜的情婦瑪德琳·布朗與德州商人比利·索爾·埃斯蒂斯均揭露，約翰遜在刺殺前夜與石油大亨密會時直言：“明天之后，肯尼迪再也不會礙事了。” 盡管這些證詞的法律效力存疑，但其一致性加劇了公眾對約翰遜的懷疑。

約翰遜，這個“被動繼任者”，被很多人認為“最大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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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CIA。

這個機構是否為刺殺陰謀的“執行工具”，進而晉身“掩蓋共犯” ？

從動機看，并非全無來由。

肯尼迪在豬灣事件失敗后公開譴責CIA，并計劃拆分其權力，甚至考慮撤換局長艾倫·杜勒斯。這種對立使CIA高層視其為威脅。此外，CIA與反卡斯特羅的古巴流亡團體、黑手黨存在秘密合作，而肯尼迪試圖緩和與古巴的關系，觸動了這些勢力的利益。

解密文件顯示，奧斯瓦爾德曾為CIA執行反古巴任務，其“叛逃蘇聯”可能是偽裝，實際受雇于情報機構。

至少20名與案件相關的證人非正常死亡（如鐵路工人遭車禍、記者被槍殺），其模式符合CIA慣用的“封口”手段

此次公開的文件雖未刪減，但大量內容涉及CIA的情報收集方法（如竊聽盟友通訊）及線人保護，暗示其參與掩蓋。

陰謀論一點，CIA與約翰遜是否共謀結構？

至少兩者利益高度重合。約翰遜需要CIA的技術支持（如偽造彈道報告、操控輿論），而CIA則借約翰遜上位后的政策轉向鞏固自身權力。例如，CIA局長胡佛與約翰遜私交甚密，后者上臺后擴大了對FBI的預算與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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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文件解密提供了新線索（如CIA與邁阿密媒體的合作細節、攔截埃及通訊的記錄），但其價值受限于兩點：

多數文件為手寫筆記或模糊復印件，且內容重復（如2017年已披露的奧斯瓦爾德通話記錄），關鍵證據仍缺失。

特朗普的解密行動本質是“反建制”表演，旨在打擊“深層政府”（如CIA），而非追求歷史正義。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言，此舉“開啟了新一輪猜疑，而非終結”。

約翰遜與CIA的角色，至今仍處于“高度可疑但無鐵證”的灰色地帶。

若將刺殺案視為一場權力更迭的“政變”，則約翰遜是核心策劃者，CIA為執行同盟；若視作利益集團的“清除行動”，則石油大亨與軍火商可能是幕后推手，約翰遜與CIA僅是棋子。

無論真相如何，此案已成為美國政治權力暗戰的象征——正如肯尼迪之侄小羅伯特所言：“60年的掩蓋，本身就是一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