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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1953年政變把摩薩臺首相趕下臺后，政變的積極參與者扎赫迪將軍繼任為新首相，這時困擾伊朗的最大問題仍然是局勢的不穩定，雖然1954年英伊石油國有化危機解決后伊朗又可以出售石油了，但是面對百廢待興的伊朗亂局，這點石油美元遠遠不夠，國家穩定也尚需時日，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巴列維政權最強大的外部支持者的美國就責無旁貸了，艾森豪威爾政府著手計劃對伊朗的援助，在美國的援助下，到1955年年底，伊朗經濟基本從石油封鎖的陰影中恢復過來。

但是由于廣泛存在的腐敗以及巴列維國王沒有實施急需的改革，導致伊朗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末又陷入停滯狀態，政治局勢也愈加動蕩。

1、艾森豪威爾與伊朗

面對伊朗的困境，美國決策者決定加大援助幅度，自1960財政年度起，美國平均每年增加了約3000萬美元的經濟援助，而且進出口銀行還向伊朗提供了2100萬美元的貸款。在1950-1965年間，美國共向伊朗提供了7.097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美國對伊朗經濟援助的最重要后果是使一些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得到部分抑制，政局獲得暫時穩定。相對及時的美國援助和快速增長的石油收入（從1955年的9000萬美元增加到1964年的4.82億美元)為巴列維國王國內統治的鞏固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物資基礎。

在國際安全層面，作為遏制蘇聯戰略的組成部分，20世紀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爾政府著手對友好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警察、情報部門和準軍事組織的訓練和裝備。

伊朗有三個部門接受了美國的此等援助：維護鄉村秩序的準軍事組織憲兵；國家警察；情報組織。美國對伊朗的安全援助大大提高了伊朗安全部隊的工作能力，使得國家政權能更有力地對付國內不穩定因素，巴列維國王的獨裁統治因此得到進一步的推進與鞏固。

另外，早在杜魯門政府時期，美國決策者就曾試圖在中東建立地區安全合作組織，但是沒有取得成功。艾森豪威爾上臺后，美國政府舊事重提。1953年春，國務卿杜勒斯出訪中東，與各國領導人商討安全合作事宜，在美國的積極推動下，伊拉克和土耳其在1955年2月簽署了相互合作公約，即人所熟知的巴格達條約，其后英國和巴基斯坦相繼加入其中。

巴列維國王對巴格達條約組織很感興趣，在他看來，伊朗傳統的中立政策已經證明不能保護國家的安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我們親眼看到，具有戰略地位的伊朗采取中立政策是不現實的”，因此，國王認為伊朗的“外交政策必須建立在極為現實的基礎之上”。

國王的意思是伊朗必須尋求與他國聯盟來保護自己。歷經與美國的幾次交涉，伊朗終于在1955年11月加入到巴格達條約組織之中。通過加入巴格達條約，巴列維國王對美國的安全保障訴求獲得部分滿足：盡管美國沒有正式加入巴格達條約以及其后的中央條約組織，但是它與條約各成員國簽訂了雙邊軍事協議和經濟及技術協議，從而把這些國家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之中。

不過巴格達條約組織的壽命極短，在1958年7月伊拉克發生革命、舊王朝被推翻后，伊拉克新政府抵制了隨后的條約會議，并要求該組織總部遷出伊拉克，隨后杜勒斯國務卿立即與其他成員國進行了一系列的雙邊會談，最終促使新的聯盟一中央條約組織（CENTO)誕生。

此外在安全方面，伊美還于1959年簽署了巴列維國王盼望已久的伊美雙邊防御協議。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伊朗的全方位援助大大推進了這個中東國家的穩定進程。

1961年，崇尚改革的約翰·肯尼迪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35任總統。為了使伊朗成為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強有力工具，肯尼迪總統要求巴列維國王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肯尼迪是美國歷屆總統中向伊朗施加改革壓力最大的一位，但恰恰是在這一屆政府時期，巴列維國王牢固地確立了自己在伊朗的獨裁統治。

2、肯尼迪對伊朗的態度

1960年下半年，伊朗出現了一些不穩定苗頭，包括農民展開了反對地主的斗爭，地主階級、處于上升期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宗教界領袖對巴列維國王的獨斷專行也頗有微詞，通貨膨脹、土地投機交易、上層人士的奢侈和下層人的艱苦并存，這一切都使得伊朗處于改革和革命的競賽中。

為了緩和局勢，巴列維國王在1961年試圖以放寬些許禁錮政策的方式，來緩和自己所面臨的沉重壓力，但是這并沒有取得意想中的效果，伊朗的不穩定狀態呈加劇之勢。

《紐約時報》在1958年1月載文中說伊朗正處于一種不安定的狀態，這對它的內部安全和中東地區的穩定都是危險的”，“危險的是國王越來越獨裁，這或許會促使非共產主義反對派投向蘇聯的懷抱。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前后，竟然有些伊朗人對美國沒有壓制巴列維國王實施改革頗有微詞，他們無法理解美國人為什么會容忍他們所能看到的腐敗和無效率”。

在他們看來，美國人可以“要求（伊朗）政府必須剔別除那些腐敗分子以及執行法律，否則就不能得到來自華盛頓的幫助”，他們認為只要美國向國王施加足夠大的壓力，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將會得以加速進展，伊朗現代化的步伐也將邁得更快，伊朗因此會變得更加強大和穩定，但是讓他們失望的是“美國并沒有盡力使（伊朗的）改革事業向前推進。

實際上這些伊朗人高估了美國對國王的影響力，雖然美國也的確進行過一番此類的努力，但是它不能以一場政變來威脅國王進行深刻的改革，因為這不僅與美國穩定中東的政策相違背，而且還與國王的美國不得干涉伊朗內政的要求相沖突。

1961年，肯尼迪出任美國新一屆總統。在對外關系方面，肯尼迪總統特別重視像伊朗這樣與蘇聯接壤的國家，主張推進這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把它們塑造成更強有力的助手，以更好地服務于美國的冷戰事業。

但是由于巴列維國王的獨裁統治很不得人心，導致伊朗內部出現上述嚴重之混亂，這很讓肯尼迪政府擔憂，所以該屆政府成立后不久就設立了由助理國務卿菲利普·塔爾伯特領導的伊朗特別工作組。

經過調查研究，伊朗工作組建議美國政府要鼓勵伊朗領導人進行社會、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加強伊朗的武裝力量，另外工作組還建議美國要增加與民族主義反對派的接觸，鼓勵溫和的反對派人物抵制激進反對派所帶來的壓力，工作組的上述建議構成了今后兩年美國對伊朗政策的基礎。

1961年5月，曾經出任伊朗駐美國大使，且得到美國政府青睞的阿里·阿米尼成為伊朗的新一任首相，華盛頓對阿米尼政府甚是期待，因此對它也多有支持，可是美國此舉并沒有得到巴列維國王本人的認同，以致在二十年后書寫的回憶錄中，國王對此時任命阿米尼為首相還怨聲載道：“美國壓我任命摩薩臺的經濟部長，當時的反對派領袖阿里·阿米尼為首相。我當時的首相亞法·沙里夫·埃瑪米，警告我提防美國的陰謀，但我沒有相信他的話。1961年5月，我屈服了，任命阿米尼為政府首腦。”

阿米尼首相盡管利用美國的支持，以及推行緊縮政策逐漸使伊朗經濟步入正軌，但是他的緊縮政策也遭到民眾的極大非議，因而備受猛烈攻擊；再者，阿米尼首相和巴列維國王在推進土地改革這一問題上存在較為尖銳的矛盾：

阿米尼主張土地改革應該更制度化更寬泛，認為土地改革僅僅是全面改革的第一步，但是巴列維國王則認為土地改革事實上就是改革的全部。

他也不愿意聽從阿米尼首相的建議進行全面的經濟規劃和反腐敗行動，與一國之君竟然存在如此嚴重的意見沖突，阿米尼的首相之路顯然是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隨著事態的發展，華盛頓也認為阿米尼首相的改革步伐邁得太大，擔心他會控制不住局勢的發展，從而給蘇聯提供涉入伊朗的機會。

也有學者推測肯尼迪政府在巴列維國王1962年4月訪美之際與之達成默契：同意國王把阿米尼首相解職，由國王親自主持伊朗改革事宜，雖然并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伊美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但阿米尼首相的確是在1962年7月宣布辭職，其公開的理由是美國拒絕向伊朗提供急需的幫助。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到肯尼迪政府時期，巴列維國王在伊美關系上也越發具有獨立性傾向，比如在1962年訪美時他曾對肯尼迪總統和戴維·迪安·臘斯克國務卿直言，“我們不是你們的跟班”。

2、肯尼迪政府與伊朗白色革命

面對日益沉重的社會危機，巴列維國王于1963年年初公布了醞釀已久的“白色革命”計劃并訴諸全民公決，企圖以改革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在全民公決中國王大獲成功，99.9%的投票人投了贊成票。巴列維國王的改革計劃不僅在國內獲得絕對支持，而且還得到來自最主要盟友美國的贊揚，伊朗全民公決后，肯尼迪總統給國王發賀電說這是他的重大成功；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認為巴列維國王正在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支持和鼓勵國王及其改革計劃是恰當的…國王仍然是維護我們在伊朗根本利益的關鍵人物”；《紐約時報》則把國王此次的成功看做是“一場伊朗統治者直接與反對保守勢力和傳統勢力的工人和農民聯在一起的革命”，是“至今為止伊朗進行的最公正、最有代表性的”選舉。

“毫無疑問，伊朗最大多數的民眾支持國王新的大膽的改革努力”，“對即將到來的旨在恢復議會統治的選舉”是值得期待的，有理由期望“伊朗將會逐步實現美好的明天，那些團結一致投票贊成政府支持的候選人的民眾一定會這樣認為”。

肯尼迪總統、迪安·臘斯克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的專家對巴列維最初的改革成效相當滿意，畢竟伊朗加快了土地分配進程，為城鎮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救濟金，軍隊的規模也得到縮減并且效率也得以提升，同時還降低了與蘇聯的關系熱度。

過渡時期的經濟和農業計劃也制定出來，盡管城鎮知識分子、地主和宗教領導人對國王的厭惡不會立即消失，但是他們力量的分散和軍隊對國王的忠誠將保證伊朗現政權的穩定。

有這些積極樂觀的信息存在，盡管當時美國政界對巴列維國王的改革也有不同認識，但是華盛頓仍然肯定國王是唯一能使伊朗保持政治穩定的領導人。盡管此時國內外皆洋溢著樂觀的氣氛，不過對巴列維國王而言也正面臨潛在的危險，那就是一旦民眾熱切的期盼無法獲得滿足，他們就很容易會產生失落感，從而使得國王政權的威信驟然下降，不滿情緒定會爆發，伊朗后來事態的發展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在巴列維國王聲勢浩大的“白色革命”開展不久，他就遭到國內某些勢力日益強烈的反對，宗教界和地主、民族陣線一道抨擊政府。這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伊朗宗教界的舉動，事實上，作為一個伊斯蘭國家，伊朗的宗教界早就對巴列維王朝的世俗化心存不滿。

3、伊朗1963年事件

巴列維國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對伊朗伊斯蘭化，之前波斯精神的倡導也讓宗教界深有被拋棄之感，而“白色革命”更是觸及宗教界的切身利益。在白色革命中，宗教界尤其反對土地改革，因為他們擁有大量的地產，這也在國王的重新分配之列。

這時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也開始引起全國的注意。在1963年伊美商談雙邊軍事條約更新期間，華盛頓希望對方給予在伊朗的美國軍事顧問法律豁免權，這遭到包括霍梅尼在內的反對派的強烈不滿。

在伊朗議會通過這個條款后，霍梅尼給予了更為猛烈的抨擊，他說這“將伊朗人民置于美國人的奴役之下…因為美國是美元之地，因為伊朗政府需要美元”。

在豁免法令通過后不久，議會又通過了伊朗向美國貸款2億美元用于軍事購置的提案，這部分證實了霍梅尼對國王政府的批評。這時伊朗還發生了嚴重的暴力事件。

1963年3月23日，在德黑蘭以南的圣城庫姆，政府部隊襲擊了一所學校，導致一名教士死亡、數名學生受傷。這激起了宗教界更強烈的反對政府的熱情，在其后的一次宗教儀式上，布道者對國王進行了嚴厲的譴責，把他列為什葉派穆斯林的最主要的敵人之一。

面對庫姆眾多的宗教人士，霍梅尼進行了一次飽含感情的布道，警告國王盡快改變政策。國王則與之針鋒相對，在6月4日下令逮捕了霍梅尼和其他幾名教士，并把他們帶到德黑蘭。這激起了全國范圍的反對政府大騷動，德黑蘭的示威游行持續了5天，參加的有教士、學生、教師、店員、政府工作人員、工人和失業者等。

國王試圖用安全部隊來控制局勢，于是在6月5日，國王下令向示威者開火，結果在三天后國王基本控制住了德黑蘭的局勢，不過這是以數百人、或許是數千人的生命為代價的。

伊朗1963年動亂發生后，美國給德黑蘭的示威游行貼上了反動標簽。在華盛頓看來，國王是一位改革者，代表了正確的一方。

肯尼迪總統在給國王的一封信中表明了他對這次事件的看法：

“對于在最近試圖阻止你改革大業的不幸事件中的生命喪失，我與你一樣感到遺憾。不過我相信，當你的人民意識到你正在為全體伊朗人建立社會公正和機會均等所采取的政策的重要性時，這樣的示威將會逐漸消失。”

其實美國高層并沒有認識到德黑蘭1963年騷亂的重要性，肯尼迪對伊朗1963年事件的認識過于簡單化，因為當時的示威游行不僅僅是受到“反動毛拉”的蠱惑而進行的盲目行動，其中很多人之所以參加是因為他們要反對壓迫性日益強烈的國王政權。

肯尼迪是唯一強烈要求巴列維進行改革的美國總統，但是恰恰在他的任期內，巴列維國王掃除了各種障礙實現了獨裁統治。在這一過程中，肯尼迪政府的改革派起到了推動作用，正是他們向國王施加壓力，要求他進行改革，然后又不分青紅皂白地認定國王就是一名改革者。巴列維國王本人也將要為他此次的得手付出慘重代價。

1963年事件和1953年事件一樣，都強化了伊朗民眾的如下認識：

國王只是在美國的幫助下才取得勝利，美國是國王的堅定支持者。這一認識既否定了國王在伊朗人心目中的合法性，也使得美國受到更多的憎惡，越來越多的伊朗人把美國看作是無惡不作的“大撒旦”。

聯邦德國曾在1963年針對伊朗青年搞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33%的被調查者認為美國是“侵略的”，在這一項中蘇聯的比率只有19%；85%的被調查者認為美國對伊朗的援助“使得富人更富”，只有8%的人認為美國的援助“改善了多數人的生活狀況”；50%的被調查者認為美國“太傾向于使事情保持原狀”，這充分說明了美國在伊朗民眾心目中的地位與形象。

其實，巴列維本人對肯尼迪及其領導的政府也沒有什么好感，就如同國王在其回憶錄中所言：“60年代初期對我們來說是最動蕩不安的時期，它正好也是肯尼迪政府開始執政，美國加緊陰謀反對我國的時期。”

國王不滿肯尼迪政府的不僅是因為它壓迫伊朗進行政治等改革，而且還認為該屆美國政府圖謀以所謂民主政府來取代巴列維政權，以伊朗利益為代價迎合激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正是在此等擔憂下，巴列維國王才部分改變對蘇聯的態度，加強了與莫斯科的聯系，這實則是向華盛頓示威之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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