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自然科學取得的成就無可置疑，按照某種宇宙級別的尺度，自然科學的出現也許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大事。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文科研究受到了自然科學的深刻影響。無論是否有意識，文科學者總是會借助其所在時代最具成效的科學范式來解決自己學科內部的問題。

例如，17世紀的霍布斯和斯賓諾莎以幾何學為楷模，18世紀的休謨、愛爾維修以物理學作榜樣，19世紀的黑格爾和浪漫主義者則常以有機、生長這些生物學概念來表述自己的思想。

在自然科學出現后，文科學者要么加入它的陣營,要么努力說明不這樣做的理由。

不過，自然主義、科學主義這些詞多少帶點貶義，人們常常輕蔑地用這些標簽來指控那些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粗暴套用到文科領域的做法。 大部分審慎的研究者都同意，即便自然科學是知識的完美典范，值得文科借鑒，這種借鑒也必定要經過復雜的轉化，不可能徑直套用。

不少文科學者更進一步，認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有不同的方法論邏輯。

例如很多德國學者也許會說，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是解釋學，因為要理解人、理解社會，我們必須領會相關行動者的意圖； 行為主義者試圖僅僅外在地觀察人的規律性行為，繞開不夠科學、不夠實證的主觀層面，這種做法局限很大。

很多文科學者天性厭惡自然科學描繪的那個機械、冰冷的世界。 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浪漫主義的基本智識沖動便是對這種機械世界觀的不滿。 在宗教式微之后，自然科學世界觀的最大敵人一直是各種各樣的浪漫派。

不少后現代理論家大膽地提出，自然科學無非是描述世界的一種（“a”）方式，而非唯一的（“the”）方式。 據說，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來構造世界； 本質上，詩歌中的世界圖景和自然科學給出的世界圖景一樣真實，或者說，一樣不真實——如果你堅持某種“樸素”的真實概念的話。

不難理解， 相關爭論與其說主要是學理性的，毋寧說是心理性的。

文科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性情和手中的學術資本，有意識無意識地偏向于擁抱或抗拒自然科學。

缺乏數學才能，無法跟進各種從自然科學借鑒而來的研究方法的文科學者在面對科學主義潮流時，難免會缺乏自信和安全感，于是慌不擇路地擁抱一些粗鄙的后現代理論，為自己的學科挖掘壕溝、筑起高墻，防止自然科學家入侵。

于是，他們常常被指控為缺乏勇氣，不敢面對一個會使詩歌、宗教和哲學無足輕重的真實世界。

但反過來，擁抱自然科學的文科學者也未必真誠，而同樣很有可能是出于純粹的性情偏好，或者只是因為文科的自然科學化可以提升自己在學術市場上的競爭力。

這些學者也會被指控為缺乏勇氣，指控者嘲笑他們屈服于自然科學的淫威，急于擁抱可靠的知識，不敢面對一個本質上并不那么確定、那么實在的世界。

當然，擁抱自然科學的文科學者也可能只是在玩弄一種巧妙的勢利策略：假裝自己是自然科學家的同道中人，于是他們似乎有資格鄙視身邊的文科學者了。

這種勢利和背叛我們并不陌生。

比如，出國呆了幾年乃至幾個月的人回來后常常會對自己的國家、同胞表達各種不滿。 他們的不滿不見得真誠，他們往往只想借此暗示自己是高貴的外賓。 這種人到了國外又多半會渲染祖國的各種好，以此在身邊的外國人身上找優越感。

總之，他們的故鄉、同道永遠在別處，在那個被自己渲染得無比美妙的別處，有了那個別處的戶口，他們便可以鄙視此處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