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首府從桂林到南寧的遷移，不僅是行政中心的調整，更是地理戰略與時代需求的深刻反映。

從秦代到近代，桂林憑借其毗鄰中原的區位優勢，成為中原王朝經略嶺南的樞紐。

而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殖民勢力滲透與邊疆危機，南寧的地理中心性與輻射能力逐漸凸顯，最終成為廣西的政治心臟。

這一變遷的背后，是地理條件與歷史需求的動態平衡。

一、古代：桂林的地理優勢與中原王朝的嶺南經略

靈渠與南北通道的樞紐地位

桂林的崛起始于秦始皇開鑿靈渠（公元前214年），這條人工運河連接湘江與漓江，打通了長江與珠江水系，使中原的軍事力量與農耕文明得以沿水路深入嶺南。桂林因此成為中原王朝控制廣西乃至整個嶺南的“第一站”。

例如，宋代狄青平定儂智高叛亂時，以桂林為軍事大本營，依托靈渠保障后勤，最終收復南寧并鞏固西南邊疆。而南寧因地處偏遠，常受土著部族與越南侵擾，難以成為穩定的政治中心。

文化傳播與行政管理的便利性

古代廣西的治理以“北漢南蠻”為特征，漢人集中于桂林及桂東平原，而西南山區多為土著部族。

桂林作為中原文明的“橋頭堡”，既便于接收中央政令，又能輻射嶺南腹地。

元明清時期，廣西省會始終設于桂林，正是因其“北接中原，南通海域”的地理優勢，以及作為文化中心的地位（明清廣西半數進士出自桂林）。

二、近現代：邊疆危機與南寧的崛起

法國殖民威脅與邊疆防御需求

19世紀末，法國殖民越南并覬覦中國西南，廣西邊境壓力陡增。中法戰爭（1883-1885年）后，清廷痛感桂林偏居東北，難以快速應對南部邊疆危機。

兩廣總督岑春煊提出遷省南寧，認為其“逼近中越邊境，便于聯絡四方”，但被清政府否決。盡管如此，軍事重心已逐步南移，廣西提督駐地遷至南寧。

地理中心性與經濟輻射能力

南寧位于廣西中南部，邕江、左江、右江在此交匯，形成“東連珠三角、南達北部灣、西通云貴、北接中原”的交通網絡。相較于桂林的北部邊緣位置，南寧的居中區位更便于統籌全省：

向南：直面北部灣與越南，可快速調兵防御邊疆；

向西：連接崇左、百色，穩定云貴高原通道；

向北：經柳州、來賓融入中原腹地；

向東：通過西江直抵珠三角，成為內陸與沿海貿易樞紐。

民族政策與經濟發展的推動

南寧地處壯族聚居區（桂西、桂南），作為壯族人口占主體的城市，其首府地位更符合民族自治的需求。

此外，清末南寧開埠（1907年）后，商業迅速崛起，進出口總值躍居全省第二，取代桂林成為廣西經濟新中心。

而桂林因靈渠淤塞、內陸貿易萎縮，逐漸喪失經濟優勢。

三、歷史選擇：從爭議到定局

民國時期，南寧與桂林的省會之爭多次反復。

軍閥陸榮廷（南寧武鳴人）曾強行遷省至南寧以鞏固勢力，而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為防御日軍海路進攻，又將省會遷回桂林1016。

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中央綜合考慮國防、經濟與民族因素，于1950年正式確定南寧為首府。

教員曾指出，南寧“地形適合工業化擴展，且利于守護西南邊界”。

從桂林到南寧的千年變遷，本質上是地理戰略與國家需求的共振。

古代桂林的“北向優勢”服務于中原王朝的邊疆整合，而近代南寧的“中心輻射”則回應了殖民危機與現代化需求。

這一過程揭示了一個深刻邏輯：行政中心的選擇，始終是地理條件與時代使命共同書寫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