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初步舉證》，好半天沒緩過神來，必須為演員朱迪·科默Jodie Marie Comer獻上膝蓋，近兩個小時的表演，自己完成部分場景和服裝的切換，難怪有短評說這不是馬拉松，而是鐵人三項。

這是一部關于性別的電影，又不止于討論性別。有觀點說這部片子揭露了“司法體系里的性別傷疤”，在我看來，它在討論既有體系如何看待少數群體的訴求，以及反思絕對理性框架下，那些被遮蔽的、無法言說的痛苦。

《初步舉證》不算是一部電影，而是獨角話劇的錄像。高密度的臺詞輸出，起伏激烈又流暢自然的情緒表達，從一個志得意滿的“鳳凰女”律師，到受到侵害的無辜女孩，再到堅強且痛苦地走上訴訟之路，最后坦然地面對既有體系的傷疤，并且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反思這一切。

劇情并不復雜，一個來自英國普通甚至偏底層家庭的女孩，成績優異而考上劍橋法律系，在激烈的競爭中殺出重圍成為優秀的出庭律師。她篤信理性和程序，阻止實習生問當事人“真的是你干的嗎”，也曾經幫涉嫌性侵的當事人脫罪。她記得那個原告女孩，也會說服自己，當女孩自愿把男人領回家中，并且在酒精的作用下，太多目擊者看到所謂“兩情相悅”，性侵的罪名很難在法律程序中得到確認。盡管她內心覺得，女孩真的在違背自己意愿的情況下遭遇了性侵。

這一切戲劇性地降臨在她自己身上。

泰莎跟同事朱利安在辦公室春風一度，對方是律師世家，前途無量。泰莎本以為這會是一場戀愛，邀請朱利安回家，在浪漫的氛圍中飲酒，再次共赴巫山。然而當她因酒醉嘔吐后，朱利安卻在她明確拒絕的情況下，按住她的雙手和嘴巴（注意這個細節）將其強暴。驚恐、痛苦、無助，遭遇性侵讓她從一個精英律師變成柔弱的女孩，她拼命洗澡，事后才想起洗去了證據；她猶豫要不要報警，在雨夜和出租司機爭吵，想要回家；坐在警察局里面對男性警察的提問和取證，一次次地重復夢魘；她靠超強的職業能力換了律所，也開啟漫長的訴訟之路。

在現有法律體系下，她不可能獲勝，泰莎知道這一點。

這不是一部爽劇，開啟上帝視角后讓所有的“壞人”都得到懲治，那是對真實世界的褻瀆。泰莎和觀眾都明白，在既定法律體系下，性侵取證太難，尤其是在暴力發生前兩人還“你儂我儂”，如何區分誣告和真實受害，這是一個法律困境。《初步舉證》沒有單純地批判和推翻現有體系的合理性，只是從性侵案件來反思其中的不足。交叉質詢過程中，一次次喚起女性的噩夢，可能造成反復傷害；在取證過程中，讓女性反復回憶和確認不堪的細節，如何保證不被獵奇；對細節和動作的不斷確認，也在要求一個完美受害者，在遭遇性侵后，女人（其實也包括男人）往往會受到強烈的刺激，而只記得情緒，而無法關注有效的細節。就像泰莎在醉酒狀態下，也一度恍惚，朱利安如何壓住她的兩只手并捂住嘴的。性侵是對身體和尊嚴的雙重侵害，我們很難要求受害者保持冷靜和理性，比如準確地反抗、拒絕，事后不洗澡，保持現場，第一時間報警，準確且邏輯清晰地回憶細節并提供證據。這幾乎不可能。

法律當然也就此不遵循理性原則，沒有清晰的證據鏈就給男人定罪，無疑會演變為人治的暴政。揭示這個困境，正是《初步舉證》的意義所在。泰莎說這件事讓她對法律的信仰就此崩潰，并非說司法體系是惡的，而是通過反思告訴我們，法律在尋求最大公約數的時候，必然遮蔽公約數之外的痛苦。

因此，這部片子并非僅僅站在女性視角上來控訴男權社會，而是站在一切少數群體的視角上，反思司法體系、公序良俗對少數群體的訴求不得不“視而不見”。視而不見，是一種選擇性忽略，社會運行需要成本，這個成本不可能無限擴大；不得不，意味著無奈之舉，也是承認人類的有限性，在應然與實然之間存在著裂隙，盡管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這條裂隙在縮小，但始終存在。

我反對把這樣的片子當成戰斗檄文，泰莎面對父權制下的法律體系、以絕對理性為基礎的質詢和審判過程，并非是單純的批判，推翻也不是目的，而是把這個傷疤揭開。這個傷疤不僅關于女性，而適用于一切少數群體表達訴求的時刻，包括但不限于性別、膚色、地域、性向。社會之所以可能，正視因為不斷用規則、制度、文化連接起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但總有無法觸及的角落。看見、直面、反思，而不是急著否定、斗爭、推翻，就像話劇最后，泰莎坦然地把案卷放進檔案庫，一個個的案卷接連亮起，微小的光會照亮前路，功不唐捐，終有改變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