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的確成就了馬達那一代報人。但我在今天這個日子更加感慨的是：“老馬”那一代報人，也以自己的勇氣和智慧成就了80年代。

撰文丨陳季冰

01

我最后一次見到老馬，是在2004年。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在那年秋天。

2003年，澎湃新聞的前身東方早報正式創辦。經過一年多的草創和摸索，到2004年下半年時，大約是需要做一次經驗教訓的回顧總結，以便為這張新報紙下一步的路指明方向。

當時的上海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領導特意請來滬上新聞業界的幾位老前輩、尤其是集團內兩張著名老報紙——文匯報和新民晚報——的老領導和名編輯、名記者，聽取他們對如何辦好東方早報的意見建議。

那天中午，座談會開始前，我早早地便等候在了文新報業大廈43樓大廳外的電梯間。我來自文匯報，自然就被安排引導和接待文匯報的老前輩們。

即使已經過去了20年，我對那一幕場景依然記得很清晰：

當電梯門打開，看到老馬那張紅光滿面的臉，我馬上迎上前去與他握手：“老馬好！”

“老馬”，就是文匯報的傳奇總編輯馬達。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整個80年代帶領文匯報撥亂反正，將它從“文革”年代左的重災區改造成改革開放前期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份讀物。

▲《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圖/網絡）

我還得稍微解釋一下，我一個當時才30多歲的毛頭小子見了他稱“老馬”，并不是不知天高地厚，而是因為在當年文匯報社內，上至副總編輯，下到收發室的工人，每個人見到他都稱“老馬”。

我在文匯報工作了10年，從沒聽到過有人喊馬達“馬總”的，也沒聽到過有人稱他“馬老師”之類，我倒是聽到過當時的上海市委領導稱他“馬老”的。但對于報社內部的“自己人”來說，這種尊稱顯得太生分了，顯然他不會喜歡。

年近八旬的他也在第一時間認出了我：“這不是小陳嗎？”隨后又有些疑惑地問：“你怎么在這里？”

我說：“我現在到了東方早報。”

他說：“哦！你們都離開文匯了啊？”臉上飄過一絲明顯的失落。

我記得當時東方早報的創始團隊中，來自文匯報的有與我年齡相仿的邱兵，還有比我倆年輕10歲左右的徐俊。他們兩位是當時文匯報年輕一代中的佼佼者，離開報業后也都干得風生水起，事業很成功。

一輩子愿意接納新生事物、思維與時俱進的老馬從不會反對探索和嘗試，他會舉雙手支持創辦一張順應時代需求的新報紙，但文匯報在他心里永遠是第一位的、無可替代的。任何一丁點有可能不利于文匯報的事情，都讓他痛心疾首。

其實有一件事我沒敢向老馬報告，邱兵和徐俊都是從文匯報直接被調來創辦東方早報的，我不是。我在2002年初就從文匯報和文新集團離職了，因為這份新報紙，又被重新召回來。如果這讓老馬知道了，他多半會更不高興。

那天下午的座談會還有哪些人出席？說了些什么？我大多記不得了。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倒是沒有忘記。

老馬說自己年紀大了，耳朵有點背，很多發言他聽不清楚，請大家原諒。所以座談會的大多數時候，他都是沉默無語，我甚至有點懷疑他是不是都快打瞌睡了。只是每次有誰提到當年的文匯報時，他就兩眼放光，探著耳朵聽，生怕錯過了什么，好幾次還急切地詢問身邊人剛才說了些啥？

一位年輕的集團主要領導也被老頭逗得，忍不住悄悄對邱兵和我幾個打趣：“說到老馬不樂意、不想聽的，他老人家就耳朵不好。只要一說到他想聽的，老馬耳朵比我們都尖！”

那以后我就再沒見到過老馬。

那年頭，我們都急著朝前張望，向外闖蕩。

02

作為現代中國創刊歷史最悠久且連續出版至今的少數幾張報紙之一，文匯報在“十年浩劫”期間曾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馬達是一位老革命、南下干部，1949年后曾先后擔任勞動報總編輯和中共上海及華東局機關報解放日報總編輯。“文革”結束后，被打倒了多年的他恢復工作，作為工作組負責人派駐文匯報，他的首要任務是肅清“左”的流毒。

然而，只花了短短幾年時間，這位當年的新四軍宣傳小戰士就帶領文匯報不但順利完成整頓工作，還一舉重振，變身為思想解放的啟蒙先鋒。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文匯報來到了自己歷史上最輝煌的巔峰時刻，其發行量最高時接近200萬份，影響力可以說遍及全國，是當時全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青年名副其實的“心靈家園”。

當年文匯報的影響力有多大呢？我有兩個親身經歷可以分享。

20世紀90年代初，某一年領導派我去哈爾濱采訪，我找到了當地著名的秋林百貨公司負責人，自我介紹說：我來自上海的文匯報，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這個報紙？接下來出現了令我不知所措的一幕——負責人還沒開口，黨辦主任忍不住先開了腔。他板著面孔說：我們都是黨員干部，你問我們知道不知道文匯報，是看不起我們嗎？我辦公室就訂有一份文匯報！

另一次，我有事去中原地區的某地級市，當地的市委書記一聽說我是文匯報的，立刻殷勤地請我去他家做客。那時我進入文匯報當記者沒多久，最多不過二十六七歲的樣子。

在上海就更不用說了，不少報社內不起眼的普通記者編輯往往是市領導和各區、委、辦、局負責人的座上賓乃至私人朋友。

后來我還聽報社的同事說，國內有一些地方，比如西北地區，大學教師之類專業人士要評職稱，在文匯報及其附屬報刊（文匯報鼎盛時，旗下有《文匯月刊》、《文匯讀書周報》、《文匯電影時報》三份報刊，以及一家文匯出版社）上發表的文章，可以等同于在專業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

不過，到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南方周末等的崛起，文匯報已經明顯走下坡路了，我只是趕上了它日薄西山的一個尾聲而已。但我所親歷的“待遇”，對如今的媒體人——包括現在的文匯報年輕一代——來說，大概已經恍如隔世。

報社和社會上有一個公論：馬達帶領文匯報從歷史谷底來到頂峰，是憑借了著名的“三部曲”，而他自己也因此在全國同行中贏得了“馬大膽”的稱號——

一度“聲名狼藉”的文匯報第一次再度引起全國矚目，是在1978年8月。

當年4月，復旦大學中文系77級學生盧新華在系里辦的《百花》墻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傷痕》的短篇小說，引起巨大反響。文匯報的記者編輯不久就得知了這事，他們敏銳地看到了其中的重大意義。經過幾個月廣泛的采訪調查以及編輯部內部的充分討論，8月11日，《文匯報》以整版篇幅刊發了這篇小說。

▲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整版刊載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圖/文匯筆會）

用馬達自己的話來說，“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八月發表短篇小說《傷痕》是以凝重的筆觸揭露了‘四人幫’對青年一代心靈上的傷害，發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呼喊”（馬達：《一聲驚雷撼人心——話劇劇本<于無聲處>發表經過》，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67頁。）。

很快，“傷痕文學”就成了那個時代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一筆。《文匯報》發表《傷痕》的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都還沒召開。

《傷痕》引發的全社會熱議還沒有消退，兩個月后，《文匯報》作出了更大的驚人之舉：1978年10月12日，《文匯報》發表年輕記者周玉明的長篇通訊《于無聲處聽驚雷》，詳細報道了正在上海工人文化宮上演的四幕話劇《于無聲處》。

▲話劇《于無聲處》劇照（圖/上海文聯）

這部話劇的作者是當時31歲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業余小戲創作訓練班學員、熱處理廠工人宗福先，它的內容是謳歌1976年春“天安門事件”中悼念周恩來、批判“四人幫”的知識青年們的義舉。

據說，當時工人文化宮現場，許多人是哭泣著看完這部戲的。當臺上演員說出全劇最后一句臺詞：“人民不會永遠沉默！”臺下觀眾全體起立，熱烈鼓掌，久久不肯離去（馬達：《一聲驚雷撼人心——話劇劇本<于無聲處>發表經過》，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第70頁。）。

報道發表后立刻引起了全國轟動，要知道當時非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就連“天安門事件”都沒平反呢！從10月28起，《文匯報》又連續3天每天用一個整版篇幅連載了5萬多字的《于無聲處》劇本全文，并在頭版以大字標題配發長篇編者按。

一周以后，中央電視臺向全國觀眾直播《于無聲處》在上海工人文化宮的演出實況；到11月1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萬言評論，稱這部話劇展現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

這是中國新聞史上難忘的一刻。

1978年對于文匯報的重要性，恰似這一年對于這個國家的重要性。而馬達帶領的文匯報，便是那只提前感知到了春江水暖的鴨子。

那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民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此后全國各地黨報也都相繼轉載，由此掀起了改革開放史上影響無比深遠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然而，在思想飽受禁錮的當時，即使文章已經在《人民日報》上公開見報了，許多人仍然心有余悸，畏首畏尾。

據馬達回憶錄中所言，他和解放日報等上海主要新聞單位負責人向主管部門呼吁，要求上海報紙也加入這場討論。但也許是認識不夠，又或者是怕事，當時主要領導和主管部門并不支持，還定下不成文的“三不”方針，即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不表態、不討論、不介入。同時加大了對文匯、解放兩大報每天內容的檢查把關。

馬達回憶說，文匯報先后送審過九篇闡述真理標準問題的理論文章，但都被一一壓下，這讓他和文匯報黨委一班人一籌莫展。

但老馬和他的戰友們并未放棄，他們一直在等待時機。

9月26日，復旦大學黨委舉辦黨員干部讀書班，黨委書記夏征農在讀書班上不僅公開討論真理標準問題，還在作動員報告，著重闡述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大意義等等。文匯報的記者根據他的講話采寫了一則新聞稿，老馬與同事們商量后認為，沖破禁令的機會來了！因為夏征農是黨內老資格，有他這面大旗罩著，事情就好辦多了。

第二天的《文匯報》把這則新聞發在第一版，還用了通欄標題，標題上特別標出“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幾個字……這以后，一切就水到渠成了，“三不”禁令也很快消失于無形中。（馬達：《沖破“兩個凡是”的藩籬——“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第24-27頁。）

如果說“真理標準討論”是老馬解放思想、堅持理想的“不唯上”精神的完美體現的話，那么“《苦戀》批判風波”，則是他這種優秀品格真正經受重大考驗的關鍵一役。這也是他在文匯報改革年代“三部曲”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幕。

1981年4月20 日，新華社播發《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并特別發布“公鑒”，要求全國報紙在顯著地位轉載這篇評論員文章。第二天和第三天，全國各地省級報紙都在頭版顯要位置轉發了這篇文章，唯獨文匯報默不作聲。

因為這件事情，在此后的一個月里，老馬遭到了上級領導和四面八方的嚴厲追問和責難。但他和同事們硬是頂了下來，最終也沒有退卻。

隨著風向的很快轉變，此事有驚無險地過去了。但文匯報卻因此徹底洗刷了極左時代留下的惡名，贏得了全國知識分子的真心。

03

我第一次見到新聞界聞名遐邇的老馬，是在1992年盛夏。30多年過去了，記憶依然鮮活如初。

▲1998年夏長江水災期間，本文作者陳季冰（右）與同事文匯報記者劉九洲在采訪（圖/作者供圖）

1992年7月，我從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進入文匯報工作。報社照例要對新員工做培訓，第一堂課請的主講便是剛退下來不久的幾位老領導，其中有馬達，還有他那同樣大名鼎鼎的副手陸灝。主題是講報史以及新聞工作者的基本素養之類。

之所以現在還記得，是因為中間的一個插曲：

培訓課到后半段，大概是有感于時下的新聞記者作風浮夸、不扎實的緣故吧，陸灝說，他很想建議現任報社領導，把我們這些剛入職的青年記者都派去農村或寶鋼之類大國企，“蹲點”（即與采訪對象同吃、同住、一同工作）3個月到半年，再分配到各部門上崗……

邊上的老馬抽空打斷了陸灝，他說：蹲點這種采訪調查形式過去之所以需要，是因為受制于當時的技術條件。如今交通和通訊那么發達便捷，蹲點已經沒有必要。過了一會兒，他又補充說，即使要蹲點，也不應該去農村和寶鋼，而應該去上海證券交易所這種地方。

他一邊說一邊指著臺下坐著的我們，說：“讓這些大學生跟農民學會種田，跟工人學會煉鋼，是國家現在迫切需要的嗎？”

那個瞬間，年輕氣盛的我打心眼里給老頭豎了一次大拇指。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才剛成立，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不久前我與老馬的女兒馬曉霞聊天，回憶起我與老馬這第一個照面，她也說：“我爸爸真的是這樣！他特別愿意接受新事物，也特別善于理解年輕人。”

說起老馬的與時俱進和實事求是，我后來還從人民日報前總編輯范敬宜的回憶文章里讀到一則特別有趣的故事：

上世紀80年代上半葉有段時間，因為上海住房特別緊張，老百姓經濟條件也普遍不好，年輕人談戀愛沒地方可去，不少情侶就來到黃浦江邊的外灘，坐在公共的長椅上互訴衷腸。去的人多了，夜里的外灘擁擠不堪，大多數時候，一張長椅上可以同時坐兩三對情侶，他們各自相擁著低頭你儂我儂、互相絲毫不打擾……遠遠望去，形成了一條長長而整齊的“人墻”。這就是上海一度無人不知的外灘“情人墻”。

當時有些人覺得這景象是不良社會風氣，有違“五講四美”的社會主義新風尚。于是，不知誰給馬達打小報告，建議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對外灘“情人墻”展開批判。

老馬一秒鐘都沒有猶豫，氣呼呼地說：“批什么！青年男女擠在黃浦江邊談戀愛，只能說明上海對居民住房問題欠賬太多，解決得不好，年輕人在家里沒法談戀愛。假如家里有寬敞的住房，誰愿意到江邊去現眼！你要是批‘情人墻’，還不如批我們自己！”（范敬宜：《“鐵肩”與“妙手”之間——<馬達自述>序》，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第8頁。）

對于和老馬有過親身接觸的人來說，他們大概還從中看到了他直性子和急躁的一面。他的確這樣，說話做事雷厲風行，不給人留情面，這讓他有時難免與同僚關系處不好。

今年春節假期里，我和妻子一起去浦東一個養老社區看望90歲高齡的文匯報前輩名記者鄭重。鄭重只比馬達年輕10歲，他倆都是安徽人。他告訴了我好幾樁當年馬達鮮為人知的故事，其中著重是他認為的馬達身上的“缺點”，讓我更進一步了解了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中國新聞界領軍人物的另一面，印象也更加生動和立體。

▲本文作者陳季冰與文匯報著名記者鄭重（圖/作者供圖）

有一件事，我這么多年來一直都沒有弄明白：馬達為什么會認識我，而且叫得出我名字？

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想要稱贊老馬平易近人。那個時代，這談不上多么了不起的品質，別說一個報社的總編輯，就是市領導，跟采訪他的記者相互遞煙抽之類的事情，也并不多么罕見。

我進文匯報的時候，馬達已經退休了。雖說他還是全報社上下人人尊敬的“老馬”，也經常來報社“顧問”，但畢竟我一天也沒有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過。再說，我一個最基層的青年記者，也沒有機會參加有老馬在場的各種會議……這是我不解他為什么認識我的原因。

曾經聽一個同部門的年長同事說，老馬每天看報紙可仔細呢！他不但讀報，還要評報——哪個報道寫得好，哪個報道寫得不好，他一清二楚。沒準老馬是在報紙版面上認識我和當時大多數年輕一代文匯人的。

我還聽文匯報的同事和老朋友、曾任《新民周刊》社長的丁曦林頗得意地說起過，老馬當年讀了他寫的幾篇報道稱贊說：“小丁是個寫手！”我后來對馬曉霞開玩笑說：“估計我那時寫的報道還勉強入得了老爺子的法眼。”

老馬就是這樣，無時無刻不惦記著文匯報的當下，牽掛著它的未來。因為他的作風，他的副手們對他難免會有意見；他手下的部門主任們在他面前經常畏懼出什么錯；但基層一線的記者編輯、特別是青年記者編輯們，都打心眼里喜歡他、親近他。

那天，鄭重末了對我說：“不論怎樣，沒有馬達就沒有當年的文匯報，他做到了別人都做不到的！”

04

馬達出生于1925年3月23日，今天是他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我以這篇文章紀念一位改革歲月新聞業界的弄潮兒和領軍人物，也是緬懷一個時代。

說到今日新聞傳媒業，就像說到思想文化領域的其他許多問題一樣，如今人們會近乎無意識地懷念上世紀80年代。作為一個80年代的親歷者，我自信是能夠理解這種情緒的。

然而有一種同樣近乎無意識的流行觀點我是絕對不能同意的：就拿我所熟悉的新聞業來說，仿佛在80年代做新聞、辦報紙是一件很輕松、很容易的事。我只能同意，今天和那時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非常不一樣，因為無論是技術條件和輿論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變化。然而，不變的是：20世紀80年代做新聞、辦報紙和今天一樣不容易，在許多地方甚至比今天更難，需要承受的壓力更大。

▲1998年夏長江水災期間，本文作者陳季冰（右）與同事文匯報記者劉九洲（中）在采訪（圖/作者供圖）

革命老兵馬達的經歷就是最好的例證。

直到許多年以后，馬達還十分費力地試圖將當年那次“《苦戀》風波”解釋得圓滿周全。據他說，他之前就看過《苦戀》這部“內部電影”，印象深刻。作為一個老黨員和老干部，他本人并認同它的傾向和情緒。然而，當他讀到軍報那篇評論文章后，心情格外沉重。

他和文匯報黨委會和編委會成員都認為，“文革”剛結束沒幾天，許多知識分子還在驚魂不定、心有余悸中。此時，發動全國報紙轉載一篇文章，無異于重復當年那種“大批判”的做法，會產生很壞的影響，很難不令大家擔心，又要搞政治運動了。

但老馬立刻“辯證地”補充道，《文匯報》未轉載那篇文章，并不意味認為《苦戀》沒有錯誤。只是我們認為，對文藝作品要用正確的方法進行討論，以理服人，而不是扣政治大帽子。

為此，他也不是沒有妥協過，還專門布置報社的評論員寫了一篇文藝評論，在批評《苦戀》的傾向性錯誤之余，試圖從“文革”中遭到殘酷迫害的實際出發，說明知識分子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中有些人在一段時間里，有怨氣，有悲觀失望情緒，也不能完全責怪他們……（馬達：《文匯報沒有轉載一篇批判文章》，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第83頁；鄭重：《馬達印象》，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第340頁。）

但這篇文章永遠也沒有見報的機會和必要了。是胡耀邦的一句話挽救了馬達和文匯報。當時胡正好到杭州開會，有人拿馬達和文匯報拒絕轉發軍報文章的事向他告狀。胡耀邦仔細聽完了匯報，沉吟了一會兒，平靜地反問：“這篇特約評論員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轉載，不轉載也應該是可以的吧？”

我曾聽到不止一位文匯報前輩同事說起過，假如沒有胡的這句話，老馬因此被撤職也并非沒有可能。

多年以后，人民日報前總編輯范敬宜在談到“馬大膽”時寫道：

“這好比局外人只看到好戲連臺，卻很難想象臺上主角所遇到的艱險。即使是局內人，在驚濤駭浪過去之后，也往往輕松地說一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忘了當時遭際的險惡……重溫歷史，才真正懂得駕馭著這‘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一葉‘輕舟’，繞過‘萬重山’是何等不易，需要何等大無畏的勇氣！……作為一位在黨內生活了幾十年的老同志，他何嘗不懂得在某種環境下自己的所為可能要承擔什么樣的后果。但是他沒有退縮，沒有回避，而是勇往直前，義無反顧……”（范敬宜：《“鐵肩”與“妙手”之間——<馬達自述>序》，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第6-7頁。）

20世紀80年代的確成就了馬達那一代報人。但我在今天這個日子更加感慨的是：“老馬”那一代報人，也以自己的勇氣和智慧成就了80年代。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他們無愧于自己的時代。

*本文為冰川思想庫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否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