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居然直接停了各大學的撥款，這就讓各大學紛紛裁人、被迫縮減研究生招生，各大科研項目紛紛暫停。這一下除了在美國的華人留學生和教師之外，就連美國的教授和研究生，都紛紛想要出國求生路了。

科研投入的削減看似節省短期開支，實則動搖國家創新根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戴維·貝克直言，科研撥款的不確定性已讓美國陷入“一地雞毛”，頂尖人才或將流向中國，甚至未來“高端制藥需從中國購買”。

上一次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什么時候呢？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頒布了一系列針對猶太人的法令。由于不少哥廷根大學的教授都是猶太人，導致不少猶太裔的教授出走。如諾特、柯朗、馮·諾依曼等。

這樣全球的科學中心、數學中心就從哥廷根變成了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家可能不了解哥廷根學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多輝煌，那個時候的數學界富有盛名的數學家近一半都是出自哥廷根數學學派，哥閔可夫斯基為狹義相對論提供了數學框架——閔可夫斯基四維幾何；外爾最早提出規范場理論，并為廣義相對論提供理論依據；馮·諾依曼對剛剛降生的量子力學提供了嚴格的數學基礎，發展了泛函分析；“現代數學之母”諾特以一般理想論奠定了抽象代數的基礎，并在此基礎上刺激了代數拓撲學的發展；柯朗是應用數學大家，他在偏微分方程求解方面的工作為空氣動力學等一系列實際課題掃清了道路。

當時的美國年輕人都跑到哥廷根求學，這里是數學的搖籃，科學的圣地，據統計，1862—1934年間獲外國學位的美國數學家114人，其中34人是在哥廷根獲博士學位的，但是隨著哥廷根學派的科學家出走美國，就導致了哥廷根學派的沒落。

而美國大量吸收德國的科研成果，從而在二戰后成為新的全球霸主，從歷史經驗我們就可以看出，二戰以來美國能成為全球科研領頭羊，靠的就是政府持續輸血。國家科學基金會（NSF）這類機構源源不斷的撥款，讓大學能安心搞基礎研究、培養人才。
現在特朗普的政策也是變相把科研人才往外趕，這就好比給長跑的運動員突然抽走補給站，整個科研生態鏈都可能崩盤。中國做夢都得笑醒。

這可以說是中國的國運時刻，中國應該要把握住機會加大科研經費支出，招攬世界著名科學家來進行研究，狠狠薅一把美國的羊毛。把中國打造成為全球新的科學中心、數學中心。

當實驗室熄燈、人才外流、論文數量銳減時，美國的學術衰退，所帶來的就是前沿科技的沒落、國防科技的崩塌，比如半導體、人工智能都是需要長期投入才能出成果，高能軍事都需要理論做基礎，比如高超音速武器依賴的是高超音速理論的突破。
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初的貝爾實驗室，貝爾實驗室的誕生是因為“不差錢”。在美國政府規定下，貝爾實驗室母公司AT&T并不那么重視實驗室的利潤回報，“因為成本的合理增加可以導致公司利潤的上升”“貝爾實驗室基本任務就是幫助合理花錢”。

因為沒有金錢壓力，貝爾實驗室迎來了“輝煌時代”，當時貝爾實驗室有幾萬名研究員。

美國貝爾實驗室開發了先進移動電話業務（AMPS）系統，這是第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具有隨時隨地通信能力的大容量的蜂窩移動通信系統，美國也主導了1G通信時代。

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已經無法擺脫蜂窩移動通信系統，它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無論是1G、2G還是5G，都屬于蜂窩移動通信系統。

可以說無論是通訊技術革命，還是半導體時代，抑或是互聯網信息時代，總而言之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這些變化，幾乎都有貝爾實驗室的身影。

而也正是因為先發優勢，美國成為了半導體行業老大，通信行業巨頭，美國是第三次信息革命的主導者，也成為了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時至今日，美國依然在通信、半導體領域具有最大話語權。

而現在特朗普的政策卻徹底改變了這一點，這將直接導致美國的人才外流，美國將會迎來真正的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