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陳垣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元史領域，他有很多著作，例如對沈刻《元典章》的校勘，以及在此基礎上寫成的《校勘學釋例》，在學術界有非常廣泛的影響。我自己參加了點校《元典章》的工作，這個點校本在2011年出版。回顧一下歷代學者對《元典章》這部書整理和利用的歷史，可以看到陳垣先生當年的校勘工作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元典章》這部書是我們進行元史研究第二重要的漢文史料，地位僅次于《元史》。但這部書雜亂無章，不好整理，過去一直沒有全文點校本。一直到近10年，具體是2011年和2014年，先后出版了兩個全文點校本。

前者由社科院陳高華先生領銜，我參加點校的就是這個點校本；后者是洪金富先生獨力點校的。

這兩個本子出來以后，填補了我國元史學界和古代法制史學界資料整理上的空白。長期以來古籍整理成果豐富，重要的書能整理的都整理了，但《元典章》不太好整理，所以點校本出得晚了一點。

《元典章》60卷，另附《新集》，收錄了大量元朝的法律文書，時間覆蓋元朝前中期。我們在點校時對具體條目進行了統計，一共有2637條文書，還有表格或圖表53幅，體量稱不上特別大，不過就傳世元代文獻來說已算是鴻篇巨制了。

這部書在清朝不受重視。《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存目，理由是它編得亂七八糟，還夾雜很多“方言俗語”。但現在來看，這些缺點都是比較次要的，它的具體內容才是我們主要的關注對象。

《元典章》的價值，我們在點校本前言里總結了4個方面。

首先，它基本屬于第一手資料，較多地保留了元朝公文的原貌。當然也不是完全保留，可以說是基本保留。

其次，書中大量反映了社會基層情況，這些內容是傳統史書諸如正史之類很少關注的。

再次，書中通常能夠標明所選公文的傳遞運行流程，從哪個機構發出，下一步到哪個機構如何處理，這個運行過程對于我們研究元代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行政運作情況很有幫助。

最后，書中使用了很多俗語、俗字，對于研究近古漢語漢字的發展變化很有價值。所以，這部書現在是很受重視的。

《元典章》受到關注始于20世紀初。當時藏書家董康從日本帶回來一部《元典章》抄本，清朝的“修訂法律館”在1908年把它刊印了，由著名法學家沈家本撰寫跋文，這個本子因而被稱為沈刻本。說到董康帶回來的抄本，早先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源于浙江丁氏的八千卷樓藏書。而且，清朝藏書家收藏或見到的《元典章》，其實都是抄本。

這些抄本抄來抄去，出現了很多錯誤，到沈刻本刊印，可能又增加了一些錯誤。沈刻本印出來以后，學者就比較容易見到《元典章》這部書，沈刻本印得也很漂亮(這一點陳垣先生專門提到過)。但是，它的錯誤太多了。因為經過輾轉抄寫，到最后刻版印刷，大概每個層次都搞錯一些地方，可以說不是錯誤百出，而是錯誤萬出。錯誤這么多，很影響書的使用。

到了1925年，有人在故宮里面發現了一套《元典章》元刻本，是元朝刊印的，內容當然就比沈刻本可靠多了。隨后，陳垣先生因為工作的關系，能夠見到這套元刻本，就用它來校勘沈刻本，出版了一部《沈刻(元典章)校補》。元刻本一直放在故宮，后來被帶到臺灣，直到1976年才在臺灣正式影印出版。

因此在20世紀中間的幾十年里，學者要使用《元典章》，只能用沈刻本，再配上陳垣先生的《校補》。不參照《校補》，沈刻本幾乎沒法用。有一種觀點認為，陳垣先生當時既然見到了元刻本，就應該想辦法推動這個元刻本出版，這樣的話就省事了，何必拿元刻本再校一遍沈刻本呢?

但是以當時的情況來看，這不太可能做到。現在影印古籍相對容易，古籍出版事業十分繁榮，可民國時期沒有現在的條件，很少影印大部頭的古書，何況《元典章》不是什么經典名著，是一個市場很小的書，影印出版一定大大賠錢。

如果排印，不僅成本同樣高，而且可能又出現錯誤。所以在當時的情況下，對照不易見到的元刻本，把沈刻本的錯誤一條一條指出來加以訂正，已經是最好的辦法了。經過這樣的處理，大家就可以比較放心地使用沈刻本。

總之，陳垣先生的《校補》，對20世紀中期《元典章》能夠為學術界使用，貢獻是巨大的。

通過《沈刻(元典章)校補》，我們知道《元典章》沈刻本錯誤多得實在驚人。一共發現了12000多條錯誤，而《元典章》全書充其量也超不過100萬字，平均每80多個字就有一個錯誤，出錯率是非常高了。

不僅錯誤多，出錯的原因或類型也是五花八門，所以陳垣先生隨后又寫了一部《（元典章）校補釋例》，對《元典章》沈刻本的錯誤進行歸類分析。

這部書后來再版，改名《校勘學釋例》，意思就是說，雖然書里歸納的錯誤類型都出自《元典章》沈刻本，但如果其他古書里面有錯誤，其性質也基本不出《元典章)沈刻本這些錯誤之外。

用陳垣先生的話說，校勘學怎么講呢？拿這個《元典章》沈刻本做材料最合適了，里面有各種各樣的錯誤，幾乎覆蓋了古籍當中所有的錯誤類型。通過校勘《元典章》沈刻本，可以“得一代語言特例，并古籍竄亂通弊”，得出的結論或經驗能夠指導其他古書的校勘工作。

撰寫《校勘學釋例》這樣的書，能夠充分體現陳垣先生治學的特長，就是他特別善于對某領域的復雜問題或線索進行歸納，把它條理化。

書中總結的“校法四例”尤其有名，即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校勘方法。這是非常經典的總結，受到高度評價，可以說古籍校勘工作基本上就是上面四種方法，再怎么發展也很難超出這個范圍。

對于《元典章》整理來說，陳垣先生的貢獻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他用元刻本校沈刻本，在當時的條件下已經是能夠做到的最好的工作方案了，20世紀中期學術界使用《元典章》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比方說20世紀70年代初，內蒙古大學的學者點校“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很多地方用《元典章)來校期《元史》，用的就是沈刻本加《校補》。二是他對《元典章》沈刻本錯誤類型的歸納，特別是總結出“校法四例”，對整理《元典章》元刻本也有指導作用。

陳垣先生在《沈刻(元典章)校補》開篇的“緣起”中說：“故宮一部校畢，繼而以諸本互校，知元本誤處，經諸家校改，時有異同。”說明他已經發現《元典章》元刻本里也有錯誤。

實際上，《元典章》元刻本里面錯誤也相當多，雖然不像沈刻本那樣80多個字一個錯誤，但起碼也是三四百字一個錯誤。這些錯誤產生的原因和沈刻本不太一樣，其中有些比較容易發現，沈刻本或《元典章》其他抄本已將它們改正。

陳垣先生校勘時，遇到有些地方沈刻本是對的，元刻本是錯的，這種情況他就不再回改了。但是還有些地方，他拿不準沈刻本和元刻本到底哪個對，說“間有不能決者，則姑仍其舊”，就是以元刻本為準。

陳垣先生當時撰寫這本《校補》花了大約半年時間，先請助手幫他查找元刻本、沈刻本異同，匯編起來由他最后審定，再進一步歸納成《釋例》。時間有限，他不可能就那些拿不準的地方再作深入研究。

所以，盡管陳垣先生已經發現元刻本的一些錯誤，但是沒有辦法 一一具體處理，只能做到沈刻本改正的不再回改。

對于元刻本錯誤的全面校勘，是我們最近才完成的。

《元典章》元刻本錯誤的產生原因，和沈刻本不太一樣。沈刻本的錯誤，主要是因為后面的朝代抄寫(或翻刻)以前朝代的書，對以前朝代的東西不了解，想當然地把一些字詞認錯了，或者改錯了。

元刻本的錯誤，則是因為元代書坊趕工，不免粗制濫造、偷工減料，從抄到刻都很不認真,錯的、漏的、顛倒的、串行的，常常出現。作為元代的刻本，它不存在不了解元代情況的問題，出錯就是因為不認真。

陳垣先生通過校勘沈刻本總結了“校法四例”，實際上他在具體校勘時用的主要是對校法，就是對照其他版本發現并改正錯誤，其他3種校勘方法只是淺嘗輒止，并沒有充分使用。而對于元刻本的校勘來說，對校法倒沒有很大施展余地，更多的是使用了后3種校法。

比方說本校法，我們用得就非常多。因為《元典章》收的都是公文，但編纂時沒有很認真地進行篩選或者規劃，經常是一件公文在書里有兩處收錄，比如吏部收了一次，禮部又收了一次，這兩處就可以互校。

有時候在某處收錄整條公文，在另一處又收錄了這條公文的一個片段，也可以互校。還有時候是某處收錄A公文，另一處所收B公文里面轉引了A公文的一部分內容，這也可以互校。

還有，目錄和正文標題有時就不一樣，表格和正文有時也不一樣，甚至同一條文書上下文的重復內容也有出人，這些都可以進行本校。

我覺得我們的整理本，還有洪金富老師的整理本，一大優點就是本校比較到位。在我們以前，日本學者整理過《元典章》元刻本的某些局部，比如刑部、兵部，但因為只整理局部，本校就無法很周全，因為這個局部的某條文書可能在全書其他部分還有，整理者不一定能注意到。

還有他校法、理校法，用得也很多，時間關系就不再舉例了。完全可以說，我們對《元典章》元刻本的校勘是按照陳垣先生“校法四例”的指導來做的。

另外，我個人覺得，如果我們再有時間的話，對《元典章》元刻本的錯誤類型進行一些歸納和分析，可能會為《校勘學釋例》增補一些更典型的例證，說不定還可以總結出若干新的古籍錯誤類型。這只是一個設想，要看將來是不是有條件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