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成功說服加州聯邦法官駁回了環球音樂集團和其他音樂出版商提出的初步禁令。這些出版商旨在阻止Anthropic使用歌詞訓練其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Claude AI，并聲稱侵犯了版權。美國地區法官 Eumi Lee認為，出版商的請求過于寬泛，缺乏Anthropic行為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的證據。

初步禁令的裁定作出后，出版商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對我們針對 Anthropic的更廣泛訴訟仍然非常有信心。”Anthropic的一位發言人則表示，該公司很高興法院沒有批準出版商的“破壞性和模糊的請求”。

批注：“初步禁令是一種特殊的補救措施，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權利?！保╓inter v. Nat. Res. Def. Council, Inc., 555 U.S. 7, 24 (2008)）。尋求初步禁令的原告必須證明其“有可能在實體上勝訴，有可能在沒有初步救濟的情況下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害，利益平衡傾向于其一方，且禁令符合公共利益?！辈⑶?，這四個因素通常必須全部滿足。在第九巡回法院的“滑動尺度方法”（sliding scale approach）下，如果“對實體問題提出了嚴重疑問，且利益平衡明顯傾向于動議方”，也可以發布初步禁令。（Alliance for the Wild Rockies v. Cottrell, 632 F.3d 1127, 1131 (9th Cir. 2011）?！霸诎鏅嗲謾喟讣?，原告必須證明有可能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害，作為獲得禁令救濟的前提條件，無論是初步禁令還是永久禁令。”（Flexible Lifeline Sys., Inc. v. Precision Lift, Inc., 654 F.3d 989, 998 (9th Cir. 2011)）。尋求禁令救濟的一方有責任證明其已滿足必要條件。（Klein v. City of San Clemente, 584 F.3d 1196, 1201 (9th Cir. 2009)）

“合理使用”很可能是AI版權侵權訴訟案件中的決定性問題，OpenAI、微軟和 Meta Platforms 等科技公司聲稱，根據美國版權法，他們對此類材料的使用構成“合理使用”。盡管Eumi Lee法官的意見并沒有具體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其駁斥了出版商的論點，即Anthropic使用他們的歌詞削弱了他們的授權市場，從而給他們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害。Eumi Lee法官說：“出版商實際上是在要求法院界定人工智能訓練許可市場的輪廓，而合理使用的門檻問題仍未解決。”

此前不久，美國就曾在湯森路透訴法律AI初創公司Ross Intelligence一案中，做出了美國歷史上首例關于“人工智能版權合理使用問題的判決”，從使用的目的和性質、受版權作品的性質、使用的數量和重要性、對市場的潛在影響等方面因素進行論證，最終駁回了Ross公司的“合理使用”抗辯，認定Ross公司侵犯了湯森路透旗下法律研究平臺Westlaw的版權。

01

案件背景與進程

2023年10月18日，環球音樂集團（Universal Music Group）、康科德音樂集團（Concord Music Group）和ABKCO音樂公司等三家音樂出版商在美國田納西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起訴Anthropic，指控其在訓練聊天機器人Claude AI時未經授權使用了至少500首歌曲的歌詞。這些歌曲包括碧昂絲（Beyoncé）、滾石樂隊（Rolling Stones）和海灘男孩（The Beach Boys）等知名藝術家的作品。

2023年11月，音樂出版商向法院申請初步禁令，要求禁止Anthropic繼續使用其歌詞進行訓練，并要求Anthropic實施“護欄”（guardrails），以防止Claude AI生成受版權保護的歌詞。出版商認為Anthropic的行為不僅侵犯了版權，還對其商業利益和聲譽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害。

2024年6月24日，田納西州法院部分批準Anthropic的動議，將案件移送至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而未對初步禁令動議作出裁決。

2024年8月1日，音樂出版商在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重新提出初步禁令動議。最終，法院在2025年3月25日（即本次裁定），駁回了出版商的初步禁令動議，認為出版商未能證明其將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害。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Anthropic與音樂出版商達成了一項協議，禁止Claude AI生成受版權保護的歌詞。這一協議解決了Claude輸出歌詞的爭議，但并未解決使用受版權保護的歌詞進行訓練（即輸入端）這一核心問題。

02

裁判要點

被告Anthropic是一家科技公司，其標志性產品是Claude AI。出版商聲稱Anthropic的訓練語料庫包含了眾多作品的歌詞。出版商認為，當被提示時，Claude AI會以“逐字或近乎逐字”的形式輸出包含作品的內容。出版商認為，Anthropic使用作品來訓練Claude AI，并在Claude AI的輸出中復制作品，侵犯了其在版權法下的權利，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害”。本案中，Anthropic并未實質性地反駁Claude AI的訓練語料庫包含作品這一事實。Anthropic聲稱，Claude AI的預期用途并非在用戶查詢時復制現有材料，而是“生成原創輸出，以滿足客戶全方位的需求”。

本案涉及基于Claude AI的“輸入”（即使用作品作為其訓練語料庫的“輸入”）和Claude AI的“輸出”（即其對用戶提示生成的回應）所聲稱的版權侵權。出版商尋求初步禁令救濟以應對這兩種形式的侵權。

關于基于輸出的侵權問題，該問題已通過雙方最近的協議得到解決。出版商最初尋求一項初步禁令，命令Anthropic“維持有效的防護措施，防止其當前和未來的AI模型生成輸出，復制、分發或展示出版商擁有或控制的音樂作品的歌詞，或使用這些歌詞創作衍生作品。”然而，在法院于2025年1月2日批準的雙方協議中，Anthropic已同意維持其當前AI模型和產品已實施的防護措施。

鑒于此協議，本命令僅關注與所謂基于輸入的侵權相關的救濟——即Anthropic使用未經授權的作品副本進行訓練。在這方面，出版商要求禁止Anthropic“使用出版商擁有或控制的音樂作品的歌詞（或部分歌詞）副本，用于未來訓練Anthropic的AI模型（除非獲得出版商通過許可或其他書面協議明確授權）”。

法院的判決主要基于以下幾點理由：

1. 救濟的范圍和可執行性

出版商請求的禁令范圍極為廣泛，涵蓋了其所有作品，而不僅僅是訴訟中提到的500首歌曲。法院認為，這種廣泛的禁令在實際執行中將面臨巨大的困難，且會給Anthropic帶來不合理的負擔。法院指出，要求Anthropic從其訓練語料庫中排除大量不確定的作品是不切實際的。

2. 不可彌補的損害

出版商聲稱，Anthropic的行為將對其聲譽和市場地位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然而，法院認為出版商未能提供充分的證據來支持這一主張。法院指出，出版商未能證明Anthropic使用歌詞進行訓練的行為對其現有許可市場或新興的人工智能訓練許可市場造成了實質性損害。此外，法院還指出，即使存在損害，這些損害也是可以通過金錢賠償來彌補的，因此不符合“不可彌補的損害”這一標準。

3. 法律標準與合理使用

法院在判決中提到，合理使用是版權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允許在特定情況下使用受版權保護的作品。雖然本案中法院未對合理使用問題作出最終裁決，但其判決暗示了Anthropic的行為可能屬于合理使用范疇。法院指出，在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對版權法的解釋應保持一定的靈活性，以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

03

裁判理由

A. 所請求救濟的性質和范圍

所請求救濟的性質和范圍在這些程序過程中發生了變化。最初，尚不清楚禁止“未來訓練Anthropic的AI模型”的禁令是否包括正在開發中的模型或已經發布的模型。范圍的差異——以及可能的救濟性質——是顯著的：要求Anthropic重新訓練已發布的模型，或為其正在開發的模型重建訓練語料庫，可能會給Anthropic帶來不可預測的成本。

此外，尚不清楚Anthropic將被禁止使用哪些歌詞。在反對意見中，Anthropic提出擔憂，認為其將被迫改變做法，導致巨大成本，并在更廣泛的市場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在回復中，出版商表示，他們“并未要求Anthropic重新訓練或從其現有或在開發中的AI模型中提取數據”。在聽證會上，出版商進一步澄清，他們“并未要求Anthropic重新訓練現有模型”或“從市場中撤回模型”，且所請求的禁令“不包括任何目前正在開發中的模型”。

盡管出版商試圖澄清所提議禁令的范圍，但細節仍然難以捉摸且定義不清。投訴書中引用并列出了500首歌曲，但該列表是“示例性的，非窮盡的”。在聽證會上，出版商確認該禁令將“適用于出版商的所有作品”，數量至少有“數十萬首”。出版商的律師無法說明將有多少首歌曲受到禁令的約束。此外，禁令將適用于出版商目前擁有的歌曲，以及在禁令有效期內可能獲得的大量未知歌曲。出版商還將“更新”列表以增加或刪除歌曲。出版商并未為Anthropic——作為受禁令約束且可能因違反而面臨法律后果的一方——提供一種明確的或確定的方式來確定其范圍或遵守其條款。

所請求禁令中包含的作品數量巨大且似乎不斷擴展，引發了關于可執行性和可管理性的重大擔憂。根據Anthropic的說法，從其訓練語料庫中排除數量未知的未知材料幾乎是“不可能的”，Anthropic將不得不“不斷努力更新語料庫，并在每次出版商‘更新’其目錄時，重新啟動未來模型的訓練過程，可能還會打亂訓練周期”。如果期望Anthropic在出版商每季度更新其作品時都從頭開始重新訓練過程，Anthropic發布任何新模型的能力將因訓練過程的時長而受到嚴重限制。

因此，即使法院要求出版商在系統范圍內“監督該系統”，鑒于涉及的作品數量未知，也沒有一種可管理的程序，法院可以通過該程序禁止使用作品進行訓練，而不會給Anthropic帶來不合理的負擔。在聽證會上，出版商并未正面回應法院關于管理這種模糊且難以控制的禁令的擔憂。

所請求救濟的未定義性質為出版商的請求蒙上了陰影。法院在發布初步禁令時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和判斷力，這通常取決于案件的具體情況以及其提出的法律問題的實質內容。然而，法院沒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權來發布可能過于寬泛的禁令，因為該禁令可能包括出版商尚未確立所有權或控制權的作品。即使法院傾向于發布僅限于投訴書中列出的500首作品的禁令，出版商也未請求這種范圍更窄的救濟，且在聽證會上，出版商堅持該禁令應“適用于其所有作品”。因此，法院認為發布更有限的禁令是不適當的。

接下來，法院轉向Winter因素，并且基于獨立理由認為禁令不適當，因為出版商未在所提交的記錄中證明存在不可彌補的損害。

B. 不可彌補的損害

證明不可彌補的損害是獲得禁令救濟的前提條件。不可彌補的損害必須是“可能的”，而不僅僅是可能的。原告必須做的不僅僅是僅僅聲稱迫在眉睫的損害足以確立其訴訟資格；原告必須證明迫在眉睫的損害作為獲得初步禁令救濟的前提條件。

出版商聲稱，如果Anthropic繼續使用受版權保護的作品，他們將遭受兩種主要類型的不可彌補的損害：名譽損害和與市場相關的損害。

1. 名譽損害

出版商聲稱，Anthropic持續使用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將使他們遭受名譽損害，剝奪他們對作品的控制權，否認他們與作品相關的信譽和商譽，并通過創建未經授權的衍生作品損害他們的聲譽。然而，出版商未能證明基于使用作品作為訓練輸入的名譽損害。

出版商引用的聲明大多重復了彼此的內容。聲明討論了未經授權使用受版權保護作品的“損害性”或“有害性”，但未能確定任何具體損害。例如，康科德的商業和法律事務以及出版業務的執行副總裁聲稱，Anthropic的行為剝奪了康科德及其詞曲作者“控制其受版權保護作品的權利和能力”，這種“對控制權的喪失是極其有害的”。盡管法院承認創作者對其作品的控制權具有價值，但這些聲明未能解釋Anthropic使用作品訓練Claude如何“極其有害”地影響出版商或詞曲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版權侵權都涉及對控制權的喪失。但接受出版商在此記錄上的論點將意味著在所有版權案件中自動享有獲得禁令救濟的權利，這一前提已被第九巡回法院駁回。

出版商還引用了納什維爾詞曲作者協會國際（NSAI）董事會的一封信。信中，NSAI董事會成員表達了對Claude使用受版權保護的歌詞創作新作品，或將“重要、獲獎、具有社會意義的歌曲”變成“創作者從未打算過的樣子”的擔憂，認為這將降低作品的價值或導致對詞曲作者“藝術”的“濫用”。然而，這封信中引用的Claude輸出示例早于出版商提出初步禁令動議的時間，因此這些示例已通過雙方的協議得到解決，不能作為禁令救濟的基礎。

初步禁令必須“以證據為基礎”，而不是基于出版商“可能遭受”的損害。由于出版商未能證明基于使用作品作為訓練輸入的名譽損害，因此他們無權基于此獲得初步禁令。

2. 與市場相關的損害

出版商還聲稱，Anthropic使用受版權保護的歌詞將侵蝕作品的價值，破壞出版商與人工智能開發者就訓練許可進行談判的立場，并損害出版商與詞曲作者的關系。出版商認為，Claude的輸出包含作品以及使用作品訓練Claude影響了出版商在現有許可市場和新興人工智能許可市場中的地位。

關于現有許可市場，出版商聲稱Anthropic未經授權使用作品降低了對歌詞許可的需求，破壞了出版商與新許可方和現有許可方（如歌詞聚合商）談判新許可和續簽現有許可的能力。然而，出版商未能提交任何證據表明Anthropic使用歌詞訓練Claude降低了與歌詞聚合商、歌詞網站或其他現有許可方的許可費用，這些許可方提供完全不同的服務，并且與Claude不構成競爭。此外，Anthropic強烈否認Claude可以作為歌詞聚合商的替代品，因為Claude的設計目的并非執行這些功能。

出版商提交的聲明大多重復了彼此的內容，并且以一般和結論性的方式聲稱Anthropic使用作品是有害的。然而，這些聲明未能證明使用作品訓練Claude如何影響——更不用說降低——任何作品的價值。此外，這些聲明也未能證明使用作品訓練Claude損害了出版商與新或現有許可方（如歌詞聚合商）的談判地位。例如，出版商未能確定任何丟失的許可交易或任何出版商不得不在較不利的條件下重新談判的許可安排。

即使出版商的證據表明使用作品訓練Claude降低了出版商在現有許可市場中的地位，出版商也未能證明他們的損失不能通過金錢賠償來補償。因此，出版商未能基于此證明不可彌補的損害。

關于與人工智能開發者相關的新興市場，出版商聲稱Anthropic使用作品將對人工智能訓練許可的新興市場產生負面影響，并降低他們與人工智能開發者就歌詞作為訓練數據許可進行談判的能力。然而，出版商引用的證據不足以支持這一理論。例如，出版商的經濟學專家聲稱，“如果像Anthropic這樣的大型語言模型開發者被允許在不補償權利持有人的情況下使用歌詞和其他受版權保護的作品，這個不斷增長的市場可能會收縮甚至崩潰。”然而，這一聲明既含糊又具有推測性。出版商引用的其他聲明在這一點上也具有類似的一般性。它們未能提供細節或具體信息，說明Anthropic使用作品訓練Claude如何影響——如果有的話——他們各自與其他人

人工智能開發者就訓練許可進行談判的能力，或者它將如何對新興許可市場造成損害。出版商未能證明因Anthropic使用作品訓練Claude而可能遭受的損害。證據顯示，人工智能訓練許可市場在訴訟過程中增長而非萎縮。如果其他人工智能開發者正在獲得使用受版權保護材料進行訓練的許可，那么可以推斷，（1）市場并未因Anthropic未經授權使用作品而受到顯著損害，且（2）損失的許可費用的價值是可以確定的。因此，任何因新興人工智能許可市場而產生的損害都是可以補償的，而非不可彌補的。出版商未能基于Anthropic使用作品訓練Claude證明可能遭受的不可彌補的損害。

出版商引用了幾起案例，主張法院在處理新興技術市場中的版權作品使用問題時應謹慎行事。然而，出版商未能解釋這一一般性觀點如何使其有權獲得救濟。相反，這些案例表明，新興技術常常對版權法的邊界和原則提出挑戰。在此案中，使用受版權保護的材料訓練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是否構成侵權或合理使用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通過尋求初步禁令，出版商實際上是在要求法院在合理使用的門檻問題尚未確定的情況下，定義人工智能訓練許可市場的范圍。法院拒絕基于尚未確立的法律權利（在此，即許可權）向出版商授予初步禁令這一特殊救濟。因為出版商未能確立不可彌補的損害這一前提因素，法院未對其他Winter因素進行探討。

結論

基于上述理由，出版商無權獲得初步禁令這一特殊救濟。出版商的動議被駁回，不帶偏見。在得出這一結論時，法院未對出版商是否能夠合理提出針對Anthropic的直接或間接侵權主張進行探討，因為這些問題應保留到Anthropic對投訴的駁回動議以及隨后的實體審理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