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讀者留言，希望小鎮談談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因是這位讀者看到近期有專家在討論這件事。

小鎮之前就談過“中等收入陷阱”，也批判過，比如在《》，就談到去年一次比較高規格的國際經濟論壇上，幾位早已退休的經濟學家大談“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些老學者的問題就是認知固化、拒絕學習，自己退休前，“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話題火熱，但自己從未認真研究，等退休以后沒啥新東西、新認知，只好把這個陳年舊聞大談特談，全然不顧已經是2024年不是2014年了。

但小鎮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批判還是太客氣了，太給某些學者專家臉面了，小鎮今天就把話放在這里：“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國大火，或許是中國經濟學界最大的恥辱之一。

現在還提“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如果是被誤導的普通人也就罷了，如果是以專家學者或者大V自稱的，有一個算一個，不管身份地位如何，要么是不學無術，要么是居心叵測，當然還有一個極小概率事件，可能是沉睡10年剛剛醒來，還不了解過去10年發生了什么，就急匆匆的上網發表“高論”。

小鎮嚴重懷疑，把“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掛在嘴邊的學者、專家們，有多少完完整整的哪怕看完一遍這個名詞的出處，也就是世界銀行2007年發布的《東亞復興：經濟增長的思路》。

但凡這些人能夠看過一遍，又對中國自2007年以來的變化有基本了解，就絕不可能大談這個話題。

實際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提出后，根本就沒引起什么反應，中國學術界也是愛答不理，都沒幾個寫論文的。打開知網，以“中等收入陷阱”為關鍵詞檢索，截至2025年3月27日一共2593條記錄，但2010年以前只有35篇，2010年迅速增加到45篇，但真正的爆發還是2010年以后。

下圖為知網“中等收入陷阱”關鍵詞相關論文歷年數量：

為方便聽文章的讀者，簡單介紹下這個圖。

2009年之前，相關文章可以忽略不計。

比如2005年1篇、2006年3篇，但實際上談的是中等收入國家和拉美，完全沒有提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2007年6篇、2008年5篇，基本是客觀介紹世界銀行新提出來一個與東亞有關的經濟增長理論，畢竟2007年6月世界銀行在北京舉行了《東亞復興：增長的思路》這份新報告的發布會。

2009年雖然驟增到20篇，但談的也不是對中國的擔心，而是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會不會令東亞地區再次面臨1997年的重大危機。畢竟世界銀行這份新報告，開頭就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入題，提到“1997年的這場危機暴露出的結構性缺陷，必然導致這一地區經濟發展的停滯，就像20世紀80年代中期拉美國家債務危機之后出現的情形一樣”。

不過世界銀行的報告中，緊接著就說1997年危機之后，東亞地區發生了經濟復興，增速非常快，2005年東亞的經濟規模重新占到全球經濟的40%，而上次東亞取得這一地位還是1820年。

正因此，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銀行這份舊報告才開始得到微小的關注，但也并不大，2009年也不過區區20篇，而且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正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當時討論的就是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話題，要從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型增長，那幾年考研的應該都背過。

但是且慢，有沒有發現上面提到：世界銀行在報告里說“2005年東亞的經濟規模重新占到全球經濟的40%”？

但2005年，東亞經濟體量最大的日本GDP才只有4.83萬億美元，中國大陸只有2.29萬億美元，整個東亞全加在一起也不過是8.68萬億美元，而這一年全球GDP是40.15萬億美元，東亞占比僅僅只有21.6%，只有40%的一半，難道是世界銀行的計算器壞了？

當然不是，這就要引出一個非常關鍵的基礎事實，那就是世界銀行說的“東亞”，并不是地理概念上的東亞，而是世界銀行自己定義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包括地理概念上的東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有時候相似的南亞地區也會被連帶分析。

寫《東亞復興》這份報告的也正是世界銀行的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高級經濟學家米蘭·布拉姆巴特。只不過“東亞及太平洋地區”這太長了，所以一般就簡稱“東亞”。

對世界銀行比較了解的，都知道指的是什么，這就是為什么世界銀行2007年大談東亞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危機，而中國包括學術界在內各方都沒啥感覺，甚至世界銀行還能跑到中國開發布會，就是因為在這份報告里，世界銀行是把中國作為典范。

為了方便，小鎮接下來用“東亞”來代替“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大家注意說的不是地理概念上的東亞就好。

因為世界銀行2006年這份報告，本質是對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島國乃至南亞發展中國家等發出的一份病危通知書，認為這些發展中國家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之后，原本粗放型的增長方式變得不可持續，將面臨高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上下夾擊，導致增長放緩，乃至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國家一樣，被鎖死在中等收入，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在世界銀行這份報告中，點明了東亞眾多發展中國家在2010年絕大多數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后，想要繼續增長，面臨的三大挑戰：

挑戰一、低成本優勢消失后，未能升級技術水平，面臨上下夾擊，導致無法利用規模經濟，包括研發投入不足、科學家和工程師等人力資本短缺等；

挑戰二、制度僵化阻礙科技創新和公平競爭，包括推動國內一體化，改善大城市居住環境，加強中小城市管理和聯系，促進社會凝聚力以及控制腐敗等。

挑戰三、貧富差距拉大抑制內需增長。

雖然世界銀行雖然背后存在某大國的干預，但分析經濟增長這是看家臉面，所以世界銀行的報告還是基于客觀分析某種規律和現象，很值得思考。

在報告中，世界銀行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發揮規模經濟、人力資本積累、區域和國內一體化。

還明確提出了判斷一個國家能否跨越的三個關鍵轉變：

一是生產和就業的專業化；

二是創新重要性超越投資；

三是教育體系促進勞動者適應新技術新產品。

在這份報告中，談及中國的篇幅很少，占比連5%都不到，而且基本以正面案例出現，也就是以中國為范例，談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何努力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比如非常肯定中國的規模經濟，以東莞作為突出案例，認為“在過去25年里，東莞一直保持年均25%的增長率，經濟總量在2005年達到1980年的144倍，其成功原因就在于充分利用了規模經濟效應，并且通過采取良好的公共政策避免了經濟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而在這份報告的開頭，也用了很大篇幅強調中國的經濟奇跡，認為中國在東亞復興的故事中占有非常獨特的地位，“正是因為中國的存在，才讓整個東亞地區的貿易有一半發生在區域內部，一體化水平幾乎與歐盟處在同一水平”。

注意，前面提到世界銀行認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規模經濟和人力資本，就是一體化，而在報告中，還提出東亞應該推進第三波一體化，第一波在全球市場、第二波在區域本身、第三波在國內層面。

在談產業升級重要性時，拿中國作為成功樣板，認為中國實現了技術水平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占比下降，同時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迅猛。

在談科技創新重要性時，認為科技投入占比是非常關鍵的指標，肯定了當時東亞國家平均研發投入占GDP的1.2%，但認為距離富裕國家的2.2%還有相當距離。

在這一部分，同樣是拿中國作為榜樣，專門強調當時中國研發投入占比達到1.4%，正是因為中國的投入，提高了整個東亞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比，畢竟當時東南亞最典范的馬來西亞，研發投入比也只有0.7%。

在談專利、交通、城市宜居性、貿易效率等方面時，也都是拿中國作為樣板，去論證世界銀行這套分析的正確性。比如為了論證城市宜居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就拿上海為例，提到上海成為非常受歡迎的商業投資地，也被評為中國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所以，但凡看過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報告原文，就會發現，“中等收入陷阱”從一開始就與中國無關，甚至，世界銀行認為發展中國家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向中國學習。

當然，這份報告也點出了中國的問題，包括粗放型增長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拉大、腐敗治理、沿海和內陸效率差異等等，還提出中國接下來需要加強推進國內一體化。

事實上，世界銀行的這份報告的精髓，中國在后來都吸收了。尤其是對創新和科研的重視，還包括發揮企業家精神、加強研發投入、重視教育、改善生態環境、加強城市管理和環境優化、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加速產業升級以及推動內陸地區發展等等。

目前中國“自然指數”排名已經超越美國，在諸多領域位居世界領先或與世界先進水平同臺競技，每年培養的理工科大學生、博士生超越西方之和，新技術新產品的滲透速度也領先全球。

最核心的研發投入比，2024年研發費用突破3萬億，較2018年增長84%，GDP占比達到2.68%，已經超越歐盟平均水平。關鍵增長極快，2024年同比增長8.3%，而從2016年至2022年更是連續7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中國計劃到2030年達到3%。

小鎮在《》和《》《》，分析很多了，中國目前的科技爆發不過是剛剛開始，未來至少20年，中國還將繼續加速發展，而現在的美西方已經難以招架了。

比如美國最近安排波音研發六代機，計劃十年后部署，而波音拿出來的渲染圖，竟然裝了鴨翼。看來美國人忘了當年是如何嘲笑殲-20的了。

但要知道鴨翼是有極限速度限制的，作為五代機還適用，但無法滿足六代機高空高速的需要。這就說明，中國的設計就代表先進，美國現在搞新東西，抄中國的方案容易過關，也說明美國是真的衰落了，就連PPT都不敢放開想象。

說到這，已經把“中等收入陷阱”的源頭說清楚了，那么后來是怎么變成了抹黑中國、唱衰中國的鬧劇？

注意前面統計的知網歷年相關文章數，2010年45篇，而2011年暴增到193篇，之后高峰一直持續到2018年，直到2019年才掉到108篇，之后迅速萎縮，2023、2024年還不到20篇，而2025年截止目前，0篇。

由此可見，在中國科技和產業飛速躍進的時代，就連水論文都不愿碰“中等收入陷阱”這個過時的貨色，那么現在還拿“中等收入陷阱”碰瓷中國的所謂專家學者，又是什么成色？說不學無術，都是輕的。

2010年看來是一個關鍵節點，這一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

超越日本之前，全球沒人認為中國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當中國超越日本，一瞬間都開始關心中國了，認為中國要掉進陷阱里面了。

從正面講，當中國超越日本，中國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影響大增，全球學術界自然開始重點研究中國，正好前不久世界銀行搞了研究東亞的增長分析，于是就把現成的分析套在中國身上。

但注意正如前面所說，世界銀行這份報告質量還是很不錯的，提出的未來增長建議，中國也基本吸納了，效果確實非常好。

當時的學術界并沒有認為中國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后來被扭曲成唱衰中國的符號，要歸功于美國。

尤其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開始將“陷阱”這個標簽貼到中國身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更是10年如一日唱空中國，2013年認為中國將重蹈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覆轍，后來還提出聳人聽聞的五年后中國將崩潰論，到了2023年則撰文《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

2023年，國內外一批人拿日本碰瓷中國，炒作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論”，小鎮也駁斥了：《》

其背后的核心，不僅是唱衰中國，還要否定中國的道路，這是制度的偏見，更是害怕全球其他國家選擇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在西方看來，只要論證了中國模式無法跨越陷阱，就相當于論證西方模式永遠正確。

將“中等收入陷阱”與中國捆綁，不過是一種政治話術，更是認知失調。

實際上在2011年這股歪風剛剛出現的時候，真正的中國學者已經開始的反擊。比如林毅夫在2011年提出“中國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后來隨著歪風日盛，林毅夫表態更加堅決，明確提出“中等收陷阱對中國來說是偽命題，關鍵在比較優勢升級”。

“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立場之爭、東西方話語權之爭，如果2015年以“中等收入陷阱”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多數是中國學者駁斥西方論調。

但到后來，沒看過世界銀行原始報告的人越來越多，等到自媒體壯大后，“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了一種發泄的狂歡，尤其是2018年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再加上2020-2022年三年沖擊，以及后來經濟增長放緩，開始炒作增速放緩就是踏入陷阱的前兆。

這水徹底混了，所以后來真正的中國學者也就不再辯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本意了，比如2018年林毅夫開始強調“中國具備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關于“中等收入陷阱”基本講清楚了，有任何質疑不妨去知網驗證下，雖然百度搜索等公開搜索不好查當年情況，但知網把過去十幾年的演變和論證記錄的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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