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劉震云在北大國發院2017屆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混淆一些詞匯，例如，把固執當作堅持，將抄襲說成借鑒，把迷信當作信仰，將放縱標榜為自由......其中，有一組詞，混淆最嚴重，爭議最大，它就是聰明與智慧。

聰明是否等于智慧？我們見過很多天資聰明的孩子誤入歧途。我們也看到，最聰明的知識精英群體，恰恰是歷史上絕大多數人禍的始作俑者。

我們還看到，現代文明（市場經濟、有限政府）的誕生地，不是聰明人遍地的國家，而是那些貌似愚蠢的國家。

在作家劉震云看來，聰明與智慧真正的分野是，是否肯下笨功夫。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敢于擔當、甘做“笨人”的人。我們這個民族從來不缺聰明人，缺的恰恰是笨人、笨方法。以下摘錄自2017年7月1日，劉震云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致畢業生的演講。

▲北大求學時期的劉震云

▌應該做一個什么樣的知識分子？

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認為，這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產生地。不但北大人這么認為，全世界的人也這么認為。這里產生了嚴復、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和魯迅。蔡先生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這些人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是民族的先驅者。

什么是先驅者？當幾萬萬同胞生活在當下時，他們在思考民族的未來。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實際的理想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黑暗中沒有火炬，我只有燃燒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薦軒轅。哪怕他們知道幾萬萬同胞會蘸著他的血來吃饅頭。這就牽涉到知識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為什么人類需要知識分子？他除了要考慮這個民族的過去、當下，最重要的是未來。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眼睛應該像一盞探照燈，更多的知識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燈聚焦一樣，照亮我們民族的未來。如果這些探照燈全部都熄滅了，這個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這個民族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我們的校徽是魯迅先生設計的。魯迅先生的作品讀來讀去，我讀出了三個人。

一個是我們的父親阿Q。阿Q最大的特點是什么？最大的特點是沒老婆，出門就挨打。出門挨打不叫受欺負，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負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們的父親，我們跟著這個父親受欺負就叫受欺負了。

另外他塑造了一個我們母親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點是沒丈夫，有一個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輩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這個悲劇講成喜劇。

另外魯迅先生還塑造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點是腿被打斷了。如果知識分子的腿被打壞了，他看的遠處比平常人還要矮近，那這個民族就會出現像孫中山先生所講的那種情況。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應該是我們北大人捍衛這個民族、這個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應該知道我們的母校是誰，我們的老師是誰。

▲作家劉震云面對近千名畢業生演講

▌我們這個民族最缺失什么？

大家畢業以后是從一所大學到達了另一所大學，從一本書到另外一本書。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這個民族最缺失什么。

這個民族不缺人，不缺錢。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最有錢。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最欺負人的。如果14個人有10塊錢，另外2個人有9塊錢，用我們國發院現代金融學的理論來衡量，到底誰有錢？

我們的馬路頭一年修，第二年要拉開看一看；我們的大橋，壽命不會超過30年；一下雨，我們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們這個民族缺遠見。遠見，對于這個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霧霾之望大風。

大家在另外一個大學起步時，有兩句話千萬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機的，千萬別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機的。另外一句話，世界上是沒有近路可走的，這句話我也不同意。投機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碼占80%。

但主要的區別是，他們得到的利益只是針對他們自己。你做的這些事情是只對自己有利還是你促進了這些事情的發展。這個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聰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日本東京的地下排水系統猶如宮殿一樣宏偉

▌真正的聰明人，都在下笨功夫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別好的導師，我在另外一個學校也有兩個特別好的導師。

一個是我的外祖母，她是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不識字，她和上個世紀同齡，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圓幾十里是一個明星，如果演電影她就是安吉莉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籃球她就是杜蘭特，如果跑步就是博爾特。但她一輩子給地主打長工。

她個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們黃河邊三里路長的麥趟子，每次割麥子時她都是頭把鐮。頭把鐮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當她把麥子從這頭割到那頭的時候，一米七八的大漢才割在地頭中間。

她晚年的時候，我跟她有個爐邊談話。我說，你為什么割得比別人快？她說，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麥子我一哈下腰，就從來不直腰；因為你直一次腰你就會直十次、二十次；我無非是在別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別人快一點。

接著她跟我語重心長地說了句話：我是個笨人啊。這是一個偉大明星的教誨。

我有個舅舅，是個木匠，小時候得過天花，臉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劉麻子。劉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圍四十里賣得最好。漸漸周邊就沒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說劉麻子這個人特別毒，所有顧客都說他做的箱子柜特別好。

他晚年時我跟他有個爐邊談話，我說：舅舅，你的同行說你毒，你的顧客說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說別人說你毒，和說你好，并不能使你成為好木匠；我能成為好木匠，是因為別人打一個箱子花三天時間，我花六天時間；你只花六天時間也不是好木匠，我與別的木匠的區別是，我打心眼里喜歡做木匠，我特別喜歡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歡做木匠活，你也當不好，我當木匠會有恍忽的時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樹，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閨女出嫁的時候打個箱子柜該多好；如果是棵楊樹，楊樹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個小板凳。

他已經達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雖然不是北大哲學系的，但已經達到了哲學系畢業的水平。

有時候，我開車路過我們民族的馬路，馬路兩邊基本上全是楊樹，因為楊樹長得快。但你去像歐洲、北美那些發達國家，路兩旁全是松樹、椴樹、楠樹、橡樹、白蠟。樹的質量對比能代表一個民族的心態。

所以我送在座的師妹師弟兩句話：種樹要種松樹，做人要做劉麻子；舉起你們手里的探照燈，照亮我外祖母沒工夫直腰的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