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行為經濟學之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去世。

卡尼曼被譽為“行為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挑戰了傳統經濟學中“理性人”假設的合理性，他與摯友兼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提出的前景理論等，為理解人類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行為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不僅引發了一場心理學革命，更是打破了學科的藩籬，對經濟學、市場營銷、公共政策等領域造成了深刻影響。

在卡尼曼逝世一周年之際，我們不僅緬懷他的學術貢獻，更感念他留下的思想遺產如何持續照亮理性與非理性的深邃邊界。謹以此文，致敬這位為人類繪制“有限理性地圖”的探索者。

復雜經歷塑造下的性格底色

對于一位思想家，其成長經歷，無疑是我們洞悉其深邃思想的最佳入口。

卡尼曼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1934年3月5日，他出生于特拉維夫，其父母都是從立陶宛移民到法國的猶太人，平時居住在巴黎。當時，他的母親正好去特拉維夫探親，而這個猶太小生命恰巧就在此時降生了。

他的父母都喜歡談論人，具有多面性的人，以至于卡尼曼從小就發現，沒有絕對的好人與絕對的惡人。人性的復雜與矛盾讓他感到疑惑和著迷。

卡尼曼在后來的回憶中說：“我永遠也不確定，自己成為心理學家，是因為早年接觸到有趣的閑言碎語，還是說我對八卦的興趣預示著心理學職業萌芽。我想，和眾多猶太人一樣，我成長于一個充斥著人與言語的世界，其中大部分言語都圍繞著人展開。在我的世界里，大自然近乎缺席，我既未曾學會辨識花卉，也不懂欣賞動物。但母親喜歡與朋友和父親談論的那些人，復雜得令人著迷。”

童年時期的卡尼曼親歷了納粹占領巴黎，又目睹父親死于集中營。種種經歷讓他對人性的復雜與矛盾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宵禁時，他很晚才回家，路上遇到一名身穿納粹黨衛軍黑色制服的德國士兵招手讓他過去。按照當時德國人的規定，猶太人必須將六芒星的徽章佩戴在衣服前胸上。為了不讓別人看到這個令人感到恥辱的標志，卡尼曼將衣服反著穿。出乎意料的是，那名德國士兵非但沒有為難他，反而抱著他舉起來，用德語熱情地說著話，并打開錢包取出一張德國男孩的照片給他看，另外還給了他一些錢。

1946年，卡尼曼隨母親搬到了他的出生地特拉維夫。但隨著以色列建國，他又被卷入了戰爭的漩渦，并再次在炮火紛飛中歷經生死。

在移居特拉維夫之后，他的興趣就逐漸轉移到了心理學上。按卡尼曼自己的回憶，他想要借此去弄明白是非對錯在人們心中的起源。1951年，卡尼曼進入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選擇了心理學專業。

當時心理學有兩個主要流派：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和以斯金納為代表的行為主義。但卡尼曼對這兩者都不甚滿意。一方面，卡尼曼很排斥弗洛伊德的那套通過挖掘童年陰影來解釋心理問題的思路；另一方面，他也對斯金納那樣穿著白大褂、變著法兒折磨小白鼠的研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這類研究完全忽略了對人類行為的關心。相比之下，他更癡迷于格式塔學派。他關心的是人腦是如何將碎片化的知識整合為一個連貫的圖像，而社會因素又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1954年，卡尼曼大學畢業以少尉軍銜開始服兵役。進入軍隊后不久他就憑借專業知識調任以色列國防軍心理部門，負責對新兵進行面試，并考察他們該被分配到什么崗位。在這個過程中，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天生的領袖、忠誠的追隨者、虛張聲勢的人、懦夫——應有盡有。

起初，卡尼曼的面試主要靠直覺。但他很快發現，這樣的結果很不準。按照后來他的學術術語，這是受到了“有效性幻覺”（illusion of validity）的干擾。為了克服這個干擾，21歲的卡尼曼創立了一套后來被稱為“卡尼曼量表”的方法，用于預測應征者在不同崗位上取得成功的概率，幫助以色列選拔優秀軍官。這套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被以色列軍隊沿用了幾十年。

種種人生閱歷塑造了卡尼曼的性格底色。他從骨子里對一切都充滿了懷疑，對外界的評價極度敏感，對未來充滿了悲觀。這些對于人們了解他的思想至關重要。

“小白鼠與巨蟒”般的靈魂搭檔

丹尼爾·卡尼曼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成果，都離不開他的搭檔阿莫斯·特沃斯基。

特沃斯基是一位數理心理學家。1969年，卡尼曼邀請他來自己的研討班作報告。在研討班上，特沃斯基報告了自己導師的一項實驗。在實驗中，研究人員利用了一種特殊的研究模式，即讓實驗對象觀察兩個裝滿了紅白兩色籌碼的袋子，其中的一個袋子里紅、白兩色籌碼分別占70%和30%，另一只則正好相反，紅、白兩色籌碼分別占30%和70%。隨機挑選其中一個書包，參與者需要連續從中抽取籌碼，并在每次試驗后判斷這些籌碼更可能來自哪個書包。

特沃斯基報告說，實驗中被試的猜測會根據抽出籌碼的顏色而不斷調整，其行為模式大致符合貝葉斯統計的原理。但卡尼曼則對此表示了懷疑。在他看來，人腦在思考時并不會自發地參考什么數學公式，而是會更多依靠直覺。特沃斯基面對挑戰不甘示弱，于是兩人就在課堂上爭辯了起來。所謂不打不相識，這場學術爭論竟意外地讓素來沉默孤傲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成為了摯友。此后兩人開始了長期合作。短短幾年內，他們就共同撰寫了大量的論文，并提出了包括啟發性偏見、前景理論、框架效應在內的一系列重磅理論。

回憶起與特沃斯基十幾年的合作經歷，卡尼曼這樣說道：“我們能夠在連續不斷的歡笑中完成大量的工作。我們撰寫的論文刻意帶有幽默感。特沃斯基在工作中總是充滿著自信和優雅，他對我在寫作上遇到的所有困難都有解決辦法。對他來說，不存在任何難以把握或模糊不清的問題。他有著不可思議的方向感。與他一起，我們總是在前進。進展可能緩慢，但我們每一次的草稿都有所改進——這是我在獨立工作時不能做到的。”

這段故事還被邁克爾·劉易斯寫進了《思維的發現》一書中。劉易斯在總結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間的復雜友誼時說：把他倆放在一起，就像把小白鼠扔進了巨蟒的地盤，可待你回頭再看時，卻發現小白鼠在滔滔不絕，而巨蟒蜷縮在角落安靜地傾聽。小白鼠就是卡尼曼，多疑敏感，缺乏安全感。而那條巨蟒則是特沃斯基，有著極高的理論造詣，為人更加沉穩。

兩人合作創造的學術成果，不僅完全顛覆了人類理性決策的經濟學經典假設，也對世界帶來了深刻的改變。在他們二人的推動下，關于非理性行為的研究進入經濟學界主流，可以說他們以心理學家的身份，成功改變了經濟學的面貌，并于2002年斬獲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遺憾的是，彼時特沃斯基已經因癌癥去世，無法與卡尼曼共同分享這份殊榮。

在經濟學家們接受了卡尼曼的理論之后，他們又將這套理論擴展到了其他的學科。這使得卡尼曼的學術影響進一步擴散。比如理查德·塞勒受此啟發，開創了“行為經濟學”；曾擔任奧巴馬政府時期白宮信息與監管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卡斯·桑斯坦，和塞勒一起，將行為經濟學應用于政策制定，形成了著名的“助推”（nudge）理論，在現實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奧巴馬也曾公開表示自己是卡尼曼的忠實讀者，美國DOGE負責人、SpaceX創始人埃隆·馬斯克、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佐斯、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以及謝爾蓋·布林和Twitter創始人埃文·威廉姆斯等，都是卡尼曼的“學生”。因為他將來自心理研究領域的綜合洞察力應用在了經濟學以及認知科學等領域中，連巴菲特和芒格都受益其中。

如今在人工智能領域，卡尼曼的理論為思維鏈、大模型訓練和微調等關鍵技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特斯拉前AI總監、OpenAI創始成員Karpathy曾明確指出，卡尼曼的雙系統理論，正是思維鏈技術背后所依據的核心原理。

大腦的真相——《思考，快與慢》

《思考，快與慢》這本書是丹尼爾·卡尼曼多年研究和思考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被譽為“心理學領域的《國富論》”。

在書中，他通過大量一目了然的實驗和有趣案例，系統闡述了人類的兩種思維模式：快速、直覺的系統1和緩慢、理性的系統2。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與經濟學融合到了一起，特別是在有關不確定狀態下人們如何作出判斷和決策方面的研究。

現在，讓我們一同回顧一下書中的那些經典理論，更好地規避偏見，提升判斷和自行決策的效能。

1、前景理論——真實的人類不是“理性經濟人”

20 世紀 70 年代，大多數社會科學家認同兩種人性觀。其一，人是理性的，人的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其二，人的非理性行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可由恐懼、愛恨等情緒來解釋。

對于心理學家來說，人既非完全理性的，也非完全自私的，其偏好一點兒也不穩定。而經濟學家采用的期望效用理論認為，理性決策者會在風險情境中通過計算各選項的“期望效用值”，并選擇效用最大化的方案。

身為心理學家的卡尼曼和阿莫斯認為，期望效用理論不能完全定義經濟活動中的人類行為，于是他們開始探索普通人進行風險選擇的實際方式，而不對其理性做任何假設。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們創建了“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這個理論可以用四個核心觀點概括：

● 參考點依賴（Reference Dependence）：人們評估結果的優劣并非基于絕對水平，而是相對于某個“參考點”（如現狀、預期或過去經驗）。比如，月薪從1萬元漲到1.2萬元會感到高興，但如果同事漲到1.5萬元，參考點變化后可能感到不滿。

●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損失帶來的痛苦 > 等量收益帶來的快樂（通常損失的心理影響是收益的2-2.5倍）。人們會極力避免損失，甚至為此承擔更大風險。比如，丟失100元的痛苦遠大于撿到100元的快樂。

● 風險偏好反轉（Diminishing Sensitivity）：面對確定收益，人們傾向于風險規避（“見好就收”），而面對確定損失，人們傾向于風險尋求（“賭一把翻盤”）。

● 概率權重函數（Probability Weighting）：人們對概率的感知是非線性的，容易高估小概率事件（如買彩票、買保險），低估中高概率事件（如忽略常見風險）。

2、兩個系統——勤奮的快思考與懶惰的慢思考

丹尼爾·卡尼曼采用了由心理學家基思·斯坦諾維奇和理查德·韋斯特首創的術語，將大腦中的兩個系統稱為系統1和系統2：

● 系統1自動且快速地運行，基本無須費力，或者毫不費力，不會有主動控制的感覺。

● 系統2將注意力分配給所需的燒腦活動，比如復雜的計算。系統 2的運作通常與主體、選擇和專注的主觀體驗有關。

系統1的能力包括人和動物共有的某些先天技能，以及一些因長期練習變得快速且自動化的思維活動。系統2的運作五花八門，但有一個共同特點：都需要集中注意力，注意力一旦分散，運作就隨之中斷。

系統1維護著一個世界模型，在那個世界里，燈不會跳，貓不會汪汪叫。但一旦覺察到某一事件違反這個世界模型，系統2就被激活了。系統2還負責持續監控你的行為——這種控制會讓你在憤怒時保持禮貌，在夜間開車時保持警惕。當覺察到將要出錯時，系統2會激發你做出更大的努力。

總之，你的大部分思想和行為都源于你的系統1，但當事情變得困難時，系統2會接管思維活動，并擁有最終的決策權。

新版封面（暫定）

在人工智能與算法主導的時代，卡尼曼的忠告愈發振聾發聵：“思維的速度并不代表質量。”如今，斯人已逝，但其著作《思考，快與慢》始終在提醒我們——唯有在快與慢的平衡中，方能逼近真相；唯有在快與慢的平衡中，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就與真正的幸福。

周強 |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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